1961年年初，肯尼迪总统宣布的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在整个西半球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该联盟的根本宗旨—“调动美洲各个共和国人民和政府的全部力量，携手努力，加速拉丁美洲各个加入联盟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它所设定的目标—在整个西半球实现2.5%的经济增长率、实施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改革—获得了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广泛支持。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我坚决支持总统的举措，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意味着能够有力地对卡斯特罗的古巴政权及其对西半球其他地区构成的威胁作出回应。但是，我认为，该联盟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是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的一个机构，而美国的策划者们坚定地倾向于由国务院来指导经济发展。他们认为，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拉丁美洲各国必须达到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产生效果的最快捷途径就是由政府负责。
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倾向于认同这种方法。1961年8月，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参加进步联盟组织会议的总统和总理们热烈拥护肯尼迪的提议，以及他承诺的美国的大量援助。唯一例外的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朋友、秘鲁总理佩德罗·贝尔特伦。佩德罗敦促—当然带着外交家的克制—加强私营部门的作用，消除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所设置的限制。不幸的是，佩德罗的请求受到了冷落，因为西半球各国在华盛顿“新边远地区工作者”的怂恿下，急急忙忙开始实施拉美马歇尔计划。
组织美国私营部门
为了动员商务界支持进步联盟，同时为了堵住私营部门的嘴，肯尼迪政府设立了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Commerce Committee for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COMAP），由商业部部长卢瑟·霍奇斯领导。格雷斯公司首席执行官、长期热衷于拉丁美洲事务的R·彼得·格雷斯被任命为理事长，我和20多位商人成了理事会成员。
尽管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公共关系工作，但肯尼迪政府对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热情很快就消退了。到了1962年年初，肯尼迪总统要求国会划拨给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10亿美元资金被砍掉了一半。为了寻求支持，彼得·格雷斯代表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写了一篇长达140页的报告，谴责国会并要求25亿美元援助资金。
虽然我同意彼得关于美国必须介入拉丁美洲事宜的说法，但我认为在资金方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感觉彼得过于沉湎于“共产党的威胁”，甚至愿意为此牺牲一切，包括经济常识。我与当时的花旗银行总裁沃尔特·里斯顿、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埃米利奥·科拉多（皮特）和同意我观点的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交流。我们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彼得的立场，敦促对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进行一次评估。
我们建议重新确定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方向，侧重于“私营企业与投资”的作用，把“根本重点放在总体商务氛围上，作为社会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条件”。我们敦促该地区各国政府取消外汇控制、抑制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并“取消那些限制企业而保护当地的高成本垄断的其他控制网络”。
总体来说，我们强调，自由企业必须成为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真正基础，而“美国必须改变其角色，不再把重点放在短期的治标型经济目的以及全面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建议上，而应着重于营造适当环境的较长期目标，让市场自由在人们的认识当中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上：即市场自由是社会自由和繁荣的一个主要支柱”。
我们对美国官方立场的直接挑战遭到了拉丁美洲的普遍谴责，谴责我们公然侵犯国家主权，为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入侵作掩护。
要说服美国政府转变方向，仅仅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私营部门的协同努力。因此，1963年夏天，我开始联系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成员和着眼于拉丁美洲的美国其他商务机构的领导人，鼓励大家开会讨论组建一个新的机构。大家的反响非常热烈。1963年10月15日，我们成立了拉丁美洲商务组织①。
与此同时，我游说肯尼迪政府，让私营部门在拉丁美洲政策的制定方面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我与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会谈了两次，以促成此事。麦乔治·邦迪一定是说服总统相信了对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批评意见是有益的，因为总统给我写信说，我们的机构可以“提供一种特殊的机会，在美国与拉丁美洲事务的某些方面改善美国政府与商务界之间的磋商”，并请我们为了这个目的定期与联邦政府机构协商。在1963年11月19日为此专门安排的会议上，我们与国务院高级官员们讨论了我们的担忧。很显然，肯尼迪政府准备考虑对它的拉丁美洲政策进行真正的修订。悲惨的是，3天以后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
与肯尼迪并肩作战
我第一次遇见肯尼迪是1938年在美国大使馆他为他妹妹凯瑟琳举行的“走上社会”宴会上。虽然我们是哈佛大学的同学，但不属于同一个交际圈。我们再次相见的时候，几乎过去了20年。此时，杰克（约翰·肯尼迪的昵称）已是美国的参议员，民主党内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我曾经为了与银行有关的事情在华盛顿拜访过他几次，而他也来我们在纽约的家看望过我和佩吉一次。
杰克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知识非常渊博。虽然我们在一些国内政治问题上观点各不相同，但在美国整体外交政策上意见一致—尤其是在苏联所构成的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威胁，以及美国在国际上带头遏制这种威胁的必要性方面。
1958年，杰克被推选加入哈佛大学的理事会，而我也是该理事会的成员。杰克认为那是一大荣耀，我也有同感。在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这是他考虑继续为之服务的为数不多的私人机构之一。虽然他后来再也没有在剑桥参加过理事会会议，但他邀请我们在华盛顿举行过一次会议，并在白宫主持了晚宴。当时，我有幸被他邀请坐在了他的身边。
1962年5月，我和佩吉在白宫参加为着名法国作家、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举办的宴会。在招待会上，总统把我拉到一边，简短地交谈了一下美国的经济状况。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请我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我很快照办了。总统接着给我回了一封信。虽然我们之间的分歧十分明显，但我们都同意，削减赋税有助于萧条的经济复苏。亨利·卢斯请求看看那些书信，觉得非常吸引人，便在1962年7月将其发表在了《时代》杂志上。
杰克的总统任期很短暂，甚至没有留下多少立法方面的功绩。但是，他的个人魅力、智慧和巨大的勇气使他深得人心，加上他遇刺身亡的悲剧事件，他已经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
肯尼迪的死中断了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的承诺。虽然我相信该联盟最初的重点是错误的，但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正如许多其他问题一样，肯尼迪已经从自己的错误以及他的顾问们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如果他没有遇刺身亡的话，私营部门将在这个半球的经济发展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事实上，到了1963年年底，肯尼迪政府已经转移了自己的工作重点，开始敦促拉丁美洲各国修订各自的保护主义政策。
然而，刺杀事件发生以后，新政府没有完全抓住这个机会。虽然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能干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曼尽了最大的努力，约翰逊执政的白宫却疲于应付美国自身的“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和发生在越南的真正的战争，对拉丁美洲失去了兴趣。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逐步变得无足轻重。直到又一个20年后，影响拉丁美洲政策的又一个机会才出现。
协会与中心
由于拉丁美洲事务在华盛顿被搁置起来，所以只有私营部门来收拾“残局”了。1965年，我担任了美洲协会及其新的文化附属机构—美洲关系中心（Center for Inter-American Relations, CIAR）的理事长。协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美国私营部门在拉丁美洲的介入，努力提高美国公众对拉丁美洲丰富的文化遗产的认识。
从一开始，协会的成员构成就包含了美国许多最大、最重要的公司，代表了美国在拉丁美洲总投资的90%左右。由于这个原因，协会很快就成了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方面持续不断的争论中的一个关键角色。
而美洲关系中心的作用则是向纽约人和来自其他地区的美国人介绍拉丁美洲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的精湛技艺和文风异彩。美洲关系中心举办了各种活动，包括在纽约为哥伦比亚大画家费尔南多·博特罗举办的个人作品展；赞助索斯比拍卖公司第一次拉丁美洲艺术品纽约拍卖会，结果促使索斯比拍卖公司和嘉德拍卖公司开始自己拍卖拉丁美洲艺术品；补充拉丁美洲大作家作品的英文翻译，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出版了《评论》（Review）杂志，这是一份文学季刊，25年来一直在为美国公众介绍出类拔萃但知名度不是很高的拉丁美洲作家。
家里的天使
1965年，协会和美洲关系中心在纽约的上东区幸运地获得了一个永久的“家”。我们的捐助人是我姑妈贝西·洛克菲勒的女儿玛格丽特·德奎瓦斯。贝西于1906年去世，当时玛格丽特只有8岁。她是在欧洲由保姆养大的，无论是她父亲还是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怎么照看过她。祖父非常宠爱自己的大外孙女。贝西是他最喜欢的孩子，她的去世对于他是一大打击。他经常邀请玛格丽特到佛罗里达州的塔里墩和奥蒙德比奇。我第一次遇见玛格丽特就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佛罗里达看望祖父的时候。虽然她比我大将近20岁，但我们成了好朋友。
由于祖父觉得玛格丽特没有像他的其他孙子孙女那样获得足够的信托经济保障，因此让她继承了他的剩余房产，价值2 500万美元，为她存在基金里。战争结束后，玛格丽特和她的丈夫乔治·马奎斯·德奎瓦斯一起住在法国。乔治在法国经营摩纳哥芭蕾舞团—虽然赔钱，但玛格丽特还继续维持。在纽约东68街，也就是外交关系协会的旁边，玛格丽特也有一处住房，但她很少到那里去。
正当我们为美洲关系中心和协会寻找总部位置的时候，我听说玛格丽特在她家的第68街对面刚刚买了一幢漂亮住宅，以防自己的房子被拆除或被一栋多层公寓房挡住光线。我敢肯定她并不是额外需要一个居所，于是问她是否愿意把房产让给美洲关系中心。由于1962年去世的乔治是智利血统，因而我想她也许会正面看待将房子捐献给一家致力于改善拉丁美洲关系的机构。稍作犹豫之后，她答应了。我们的祈祷灵验了。
我们筹集了150万美元—其中有1/3是我捐献的—改造楼房，并在底层修建了一个小展厅，第一次在纽约展示拉丁美洲艺术的历史作品和当代作品。
1970年，由于我在大通作为首席执行官的责任越来越大，便辞去了这两家机构的理事长职务，虽然我在理事会上依然十分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