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个想法，1963年，我在第13届国际管理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呼吁成立一个商务经理服务队，类似几年前肯尼迪总统创建的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与会者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后来，我收到的相关信件达到几百封。有了施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索尔· M·利诺维茨等人的积极参与以后，我们成立了国际经理服务队，为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咨询和管理支持。约翰逊总统于1965年6月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正式启动了国际经理服务队。
在过去的35年间，国际经理服务队派往国外的退休经理人员超过了5万人。他们完成了将近3万个项目，包括菲律宾一家鸡肉加工厂的机构重组，以及为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政府就转向自由市场经济问题提供咨询。国际经理服务队是一家真正的合伙机构，由国际开发署提供主要资金，由美国经理人员提供脑力和体力。除了帮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如今的东欧各国建设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私营部门以外，国际经理服务队还在刺激对美国产品的需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斗争
1967年年底关贸总协定肯尼迪轮次的谈判刚刚结束，当时的贸易谈判特别副代表W·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在纽约向大通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发表讲话。迈克尔警告我们说，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正在美国再次兴风作浪。20年来，由于降低关税和国外低成本商品的大量进口，美国的纺织和钢铁制造商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他们希望减少配额或关税。根据迈克尔的讲话，国会准备满足他们的要求。更糟糕的是，他说，美国公司和金融界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反驳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他鼓动我们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已经产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幅度经济增长的国际贸易体系可能会开始崩溃。
会议结束后，我和尤金·布莱克、约翰德里的首席执行官威廉·休伊特去找IBM世界贸易公司的阿瑟·K·沃森，说服他挑头组建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该机构由开展海外业务的大约50家大型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组成。我们聘请肯尼迪轮次谈判代表之一鲍勃·麦克尼尔担任执行理事，这样我们就有能力抵御直接威胁。
我们以为，一旦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消除后，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就会解散。结果，这些压力一直没有消除，而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也就一直存在下来，继续在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越来越强大的华盛顿担任自由贸易的最坚决倡议者之一的角色。
三边委员会
在我参与创建的机构中，唯有三边委员会最吸引公众的审视和关注。帕特·罗伯逊坚持认为，三边委员会在试图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声称这是“内心深处某种邪恶的东西”在作祟。20世纪70年代，我的儿子理查德还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对我说过，他的朋友们认为三边委员会是一个“恶毒阴谋”的一部分。
在比较温和的层面上，深受人们喜爱的“杜恩斯伯瑞”（Doonesbury）卡通片系列的作者加里·特鲁多则以挖苦三边委员会为乐。举一个经典的例子：一个略微臃肿的商人向酒吧招待宣布说，他打算庆祝一下，因为他“刚刚被三边委员会吸收为成员”。酒吧招待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机构，于是商人解释说：“这是一个政客和国际金融家组成的强大的小圈子，定期秘密开会，决定着西方世界的命运。”商人告诉他说，他的工作是确定“全世界锌的价格”。
跟毕尔德堡一样，三边委员会是个比“阴谋说”理论学家的预测要善良得多的机构。它是一个基础广泛的举措，旨在弥合国家之间的分歧，而且为了这个目的，日本人也被邀请进入了国际社会。
关于创建一家机构，将北美、欧洲和日本—也就是民主资本主义的三个中心的代表容纳进来，这个念头产生于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种认识，即世界的权势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美国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经济力量上已经相对退步，因为西欧和日本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恢复过来，进入了经济大幅度增长和扩张的阶段。结果，20多年来，这几大地区典型的和睦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惊人的地步。我认为，需要为此做些什么。
1972年3月，在蒙特利尔、伦敦、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大通投资论坛上，我谈起了这个问题，呼吁北约各国和日本的民间人士组成一个“和平与繁荣国际委员会”，审视“一些关键性领域，比如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问题、犯罪与毒品控制、人口控制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
我之所以觉得将日本包含在内至关重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强国，其高质量的产品，尤其是汽车和电器，已经渗透到了世界各地的市场。但是，日本在出口方面的成功也在美国和欧洲产生了敌对的反应，他们强烈认为日本是国际贸易体系中“搭便车的人”，在充分利用国外的机会，但同时其国内市场的大门却关得紧紧的。鉴于日本的经济力量，以及它在认真加入国际对话方面令人费解的不情愿，将它容纳到我心目中的这个过程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布热津斯基是那年毕尔德堡团队的客人。在我们乘飞机前往比利时参加会议的路上，我们谈起了我的想法。几年来，我一直在催促委员会邀请日本代表参加，而在我们4月1日的会议上，我再一次被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布热津斯基认为这种拒绝进一步证明我的想法很有道理，鼓励我要坚持不懈。我又安排了一次会议，邀请布热津斯基、哈佛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罗伯特·鲍伊、布鲁金斯学会的亨利·欧文和福特基金会的麦乔治·邦迪参加。他们都举双手赞成我成立一个三边机构的提议。
接着，我于1972年夏天在我的乡村房屋里召集了一个范围更广的会议，包括5个欧洲人和4个日本人。在与会的日本人中，有起田三郎，他后来成了大臣；宫泽喜一，后来担任过外交大臣、财务大臣和首相。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决定成立这家新机构。布热津斯基同意担任理事。我的大学室友、外交协会的同事本吉·弗兰克林同意帮助处理机构事宜。
三边委员会是作为试点而成立的。3年后，我们将审议其活动和成就，然后决定是否应当继续下去。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1973年10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两个工作组报告了三个地区的政治和货币关系。我们出版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以便影响我们各自政府的行为。1974年6月—石油输出国组织第一次“石油恐慌”刚刚过去，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时候—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执行委员会上，我们集中讨论了能源危机和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等问题。
在招募成员方面，我们广泛“撒网”，请来了工会领导人、公司首席执行官、着名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以及远近闻名的学术界人士、大学校长和涉及海外业务的非营利机构。我们汇集了我们认为美国最优秀的人。欧洲和日本也组成了具有类似地位和特征的代表团。
上述第一个执行委员会吸纳了默默无闻的佐治亚州州长、民主党人詹姆斯·厄尔·卡特，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197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三边委员会第一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一个星期以后，卡特州长宣布，他将寻求民主党的提名，竞选美国总统。老实说，我当时觉得他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但是，令我惊愕的是，他不仅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而且在11月份的选举中击败了福特总统。
卡特的竞选活动具有微妙的反华盛顿、反对现政府的性质。他发誓要在政府中引进新的面孔和新的思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从三边委员会中挑选了15个成员加入他的领导班子，其中有很多人曾在过去的政府中任职，包括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并请布热津斯基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在他1975年的自传《为什么不是最好的？》（Why Not the Best?）中，卡特写道：“三边委员会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而许多其他成员则帮助我学习外交事务。”有鉴于此，我被指责为企图控制卡特的外交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以及美国一系列外交政策的逆转，最后在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达到高潮时，三边委员会也引起了人们的质疑。比如，在1980年的总统预选运动中，里根的一名支持者打出广告说：“过去把卡特推上总统宝座的人们如今要你投布什的票。”我不知道这个广告改变了多少张选票，但这就是民主社会里政治的本质。但是，我必须说，里根总统最终理解了三边委员会的价值，并于1984年4月邀请全体成员到白宫参加招待会。
1999年12月，在参加了巴拿马运河正式回归的仪式后，我和卡特总统—我们两人都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回来的路上谈起了三边委员会。他再一次对委员会赞不绝口，称委员会拓宽了他对国际事务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的认识。我要争辩的是，问题并不在于此。三边委员会从来就不是一股邪恶的力量；相反，它为世界三个主要地区的领导人提供了一个价值无法估量的对话论坛。我很高兴三边委员会至今仍是世界舞台上一个有力且有效的合作者形象。
“建设性参与”
这些机构反映了我信奉的一个原则—“建设性参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一名情报官员，我懂得了我的效益取决于我能不能开发出拥有可靠情报和影响力的人际网络。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手法是卑鄙的、操纵型的，我不同意。这种方法使我能够遇见一些人，他们有助于我实现目标，给我机会建立持久的友谊关系并使我的生活得以充实、丰富。
我保存着一份档案，记录着我从20世纪40年代起遇见的大多数人。他们的名字被储存在一个电子名片夹里，里面的信息超过了10万条。每一张卡片上都记载了我们的第一次以及所有后续的会面，不需要再看见某人就能回忆起我过去与此人的关系。令人吃惊的是，在许多国家—比如墨西哥和巴西，我见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每一位国家领导人，其中有些还见过许多次面。这些关系的持续性在很多情况下使我站在了有利的位置。
这个世界如今已经变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美国再也不能我行我素了，正如一些着名的政治家所敦促我们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世界上主导性经济强国。它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按照美国根深蒂固的民族价值观念和理想，提供公正而持续的领导。若非如此，那么20世纪充满血腥冲突的年代就一定会回来。正是这种恐惧、这种希望，促使我成了一名自豪的国际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