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反对日益增长的税收负担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上当地经济进入了一个萧条阶段，市政官员们开始越来越依赖出售短期债务来支撑城市的运行预算。当那些债务到期的时候，他们只是简单地将债务延期，通过各种记账作弊手法来掩盖市里真实的财政窘境。经营赤字越来越大，直到再也“包”不住。到了1975年年初，纽约市的120亿美元经营预算出现了30亿美元的结构性赤字，仅仅为了支付该年到期的短期债务，就需要额外筹措70亿美元的资金。
有人认为，大型商业银行放任这种欺诈行为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是有责任的。事实上，正是各家银行最后强迫将市里危险的财政状况公开的，而市里则千方百计地与我们作斗争。1974年10月，创纪录的4.75亿美元债券上市后销售困难，而后来的两次发行要求的利息开支为9.5%—为纽约市历史最高点—才找到买家。大通作为市里的一家主要银行向市审计官哈里森·戈尔丁警告说，城市债券的市场已经饱和，必须立刻采取措施量入为出。
我们的私下警告对他和新市长亚伯拉罕·比姆均没有任何效果。比姆市长于1975年1月在格雷西大厦召开了一次“峰会”，召集6家主要包销银行和各个市政工会的领导人与市长及其主要助理开会。令我震惊的是，比姆市长在会议一开始首先谴责各银行“对市里的背叛”。他强调说，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向全美推销纽约市”。他向我们保证说，如果我们这么做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市长拒绝接受市里财政形势严峻的事实，听得我呆若木鸡。
我告诉市长，债券市场对市里的财政管理极其怀疑，而如果他想恢复投资人对纽约市债务的信心，就必须削减开支、平衡预算。我建议不要再相互指责，市长应当要求各银行与市里合作，制定一个解决办法。我推荐摩根担保公司的董事长埃尔摩尔·帕特森（帕特）挑头领导这样一个工作组。市长默许了。几天以后，帕特森负责的财政社区联络组（Financial Community Liaison Group, FCLG）开始了“背水一战”式的努力，力争使市里重新控制自己的财政。
财政社区联络组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不久，形势就非常明朗：市里不会自己作出改变。各家银行告诉市长，除非有可信的迹象表明已经实施了根本性预算和赤字改革措施，否则他们就不再包销或者购买任何额外的债券。比姆立刻谴责银行在讹诈，市议会主席抨击我们掌握着“市政机构的生杀大权”，要求对银行展开调查。
市政援助公司与财政控制委员会
到了1975年6月初，纽约市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它几乎已经没有资金用来维持日常运营，没有办法对将近8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进行再融资。市里的官员们和市政工会领袖们仍然坚持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会好转的。市长甚至要求银行提供过渡性贷款，以维持政府的运转，直至经济得到恢复—该请求被我们断然拒绝。
现在该是寻求外部干预的时候了。我与州长休·凯里数次提到我的忧虑。6月10日，也就是纽约市拖欠债务前的一天，一个新的州机构—市政援助公司（Municipal Assistance Corporation, MAC）成立，以协助市里战胜其财政问题。虽然市政援助公司不能强迫市里平衡其预算，但它可以审计市里的费用，并发行它自己的债券—通过销售税收入作担保—来替换市里的短期债务。市政援助公司一到位，比姆市长便轻快地宣布：“赤字危机过去了。”
事实并非如此。到了1975年7月中旬，投资人拒绝额外购买市政援助公司销售的30亿美元票据，纽约市再次接近违约。很显然，只有市里被说服将自己财政事务的“所有控制权”交给某个更加可信的机构，市场才会作出反应。
这个责任落到了我的身上。
7月22日上午，我在大通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发表了一封已经递交市政援助公司负责人的信。那封信实际上是在说，除非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市里的开支”，否则各银行就不再购买市政援助公司的债券。
不到一个星期，比姆市长态度软了下来，同意立刻冻结工资、裁减2.7万个公职、提高地铁收费，并由州里接管市里的一些职责。作为回报，各银行同意另外购买将近10亿美元的市政援助公司债券。但是，即便如此，还不足以将大众投资人重新吸引到纽约市债券市场。因此，由于还有5亿美元债务从1975年10月起到期，形势再次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尽管所有人都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看起来市里最终还是不得不拖欠债务，这是一个潜在的灾难性行为。
在幕后努力的凯里和他那位能干的预算主任彼得·戈德马克提出再成立一个州机构—紧急财政控制委员会（Emergency Financial Control Board, EFCB），全面接管市里的预算权利，这与公司破产时的托管非常相似。州立法机构立刻通过了立法，剥夺了官员们剩余的财政权利。市长比姆以及市里其他选举产生的官员如今成了旁观者，看着这场危机如何度过最后的艰难阶段。
“去死吧！”
还有最后一个障碍。
市里是否有能力产生足够的收入来分摊市政援助公司承担的债务还是个未知数。市政援助公司的债券销售折扣巨大，市里的金融机构都拥有我们无法销售出去的市政援助公司债券。我们在纽约的所有人—特别是商业银行和州政府—已经竭尽全力。我们需要一个保险品种，一种担保，从而能够保证投资人确信无疑：危机已经过去了。
我们转而求助于联邦政府。但是，要让美国中西部支持纽约市，这在华盛顿是十分艰难的。我几次与沃尔特·里斯顿和帕特森一起去华盛顿说明情况，请联邦政府负担市里的债务。福特总统刚刚宣布了自己寻求连任选举的决定，正面临里根的艰苦挑战，对我们的请求并不“感冒”。很显然，为行为不检的纽约和东部银行家们打开联邦政府的“钱匣子”，这在皮奥里亚市是行不通的。至少，这是我们10月中旬在椭圆形办公室那次恼人的会谈中获知的信息。当时参加会议的有福特总统、财政部部长威廉·西蒙、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以及我的哥哥内尔森，当时他是副总统。
内尔森尽管十分同情我们，却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也许是因为他仍然希望福特会留下他作为1976年的竞选伙伴。其他人则毫不同情，特别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威廉·西蒙。虽然西蒙曾经是纽约的一名投资银行家，担任过比姆市长的顾问，但他却敦促总统让纽约市宣布破产。伯恩斯虽然不那么强硬，但也是这种倾向。我们心灰意冷地结束了会谈。
几个星期以后，福特总统在全美新闻俱乐部的一次讲话中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总统借机罗列了纽约市在财政方面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承诺要否决任何“紧急财政援助”议案。《每日新闻》用着名的头版标题总结了他的讲话：“福特对纽约市说：去死吧！”
该标题引起的强烈反响，尤其是福特因此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去纽约州选票的可能性，对当局的强硬立场起到了缓和的影响。在市、州又制订了一个财政计划之后，国会批准了3年期的36亿美元贷款，同时要求纽约市在每个财政年度末偿还所借的本金加利息。因此，这就成了纽约市需要用来安慰投资人的“保险”。福特总统在感恩节前夜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妥协方案。在他作了该项宣布之后，财政危机结束了。
回想起纽约市的财政磨难，我的内心深处感到一阵悲哀。比姆是个诚实善良的人，但却在几十年不良财政政策所导致的赤字“海洋”里漂流。他和他在市政府的同事们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面对市里的严重问题，而我们国家漫不经心、不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们对这种局势也持袖手旁观的态度。
财政危机的结束还标志着纽约市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终结。财政援助的条款使该市处于预算紧缩境地，使之没有可能维持林赛和比姆担任市长那些年里的高水平的收入再分配。但是，即便在资金耗尽之前，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当时自由改革的理论基础也已经崩溃了。几十年的高赋税、侵入型法规和特殊利益政治并没有产生更加繁荣、更加公平的社会，而是适得其反：基础设施腐败、人口下降、就业基础被腐蚀、犯罪率上升、学校体制失败。
财政危机产生的唯一正面的东西，也许是它迫使银行家和工会领导人—这两类人通常并不合作—开始携手寻找共同的解决办法。在我们艰苦谈判的过程中，企业和劳工之间开始相互尊重。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便于我们探讨各种方法，在经过了破坏性财政危机之后，努力恢复城市一度的辉煌。
企业与劳工的团结
财政危机过去后，我与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的纽约市中央劳工委员会主席哈里·范阿斯戴尔一起谈论加强企业与有组织劳工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同意，我们双方继续合作是有益的。我们说服了其他企业和劳工领导人跟我们一起成立企业劳工合作组，其中包括纽约市建筑施工行业委员会的彼得·布伦南、纺织工会的索尔·蔡金和默里·芬利、西格拉姆斯的埃德加·布朗夫曼、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理查德·希恩、洛斯保险公司的普雷斯顿·罗伯特·蒂施、《每日新闻》的出版商W·H·詹姆斯和美国运通的霍华德·克拉克。
由于不想重复其他机构的工作，我们决定，企业劳工合作组在完成对纽约市的问题和潜力的全面分析之后应当解散。我们聘请了150多人从事该研究，并于1976年下半年汇报了我们的研究发现。我们的报告强调了私营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建议清除经济增长的许多阻碍因素：过度的限制规范、没有竞争力的赋税结构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
该报告是在企业与劳工领袖合作下产生的，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许多具体建议立刻得到了实施，其他建议则成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纽约市开始的有关城市发展方向的新政策辩论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企业劳工合作组表明了一种希望，即企业和工会的一些人可以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西区高速路：石与人
企业劳工合作组报告强烈推荐两个大型公共项目，以快速启动纽约市委靡不振的经济。
第一个项目是一个现代化会议中心，是纽约市迫切需要的，也就是后来的贾维茨会议中心。该计划于1978年年初获得批准，1986年开始营业。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年都占全市经济的大约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