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冲突范围扩大，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与自己的孩子们之间的冲突。
1973年2月，温斯罗普死于癌症，而巴布斯也于1976年5月被癌症夺去生命。随着他们的去世，我和我的3个哥哥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家族办公室和波坎蒂克地产的未来产生了争执。我们之间在这些家族机构问题上的激烈争吵和意见不合受到了同一时期“侄子侄女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两代人之间的叛逆斗争十分激烈，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家族本身的团结和延续性。
我们兄弟几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各自的家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内部摩擦，然而家族内部关系紧张的重点如今是内尔森和约翰之间的尖锐冲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内尔森一直坚决主张并积极促成家族团结，而约翰则是我们这代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慈善家。
怒火中烧的领导人
1977年1月底，内尔森从华盛顿回到家族办公室，带着40年公共事业典范的荣耀—他的事业带他进入了毕生孜孜以求的美国总统梦的中心。但是，尽管内尔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却为过去两年中发生的事件愤愤难平。
随着“水门事件”的败露和尼克松灰溜溜的辞职，福特总统挑选内尔森当他的副总统。内尔森将该选择看做一种莫大荣誉，能够让他在危急关头身居要职服务于自己的国家。他用自己泰然的个性处理了国会艰难而劳心的确认程序。1974年12月，国会批准了他的提名。
副总统职位对于习惯于争取自己登台表演的人来说是一种困惑，不过好在福特愿意利用内尔森在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另外，如果福特决定不争取连任—正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内尔森就具备了必要的内部业绩，可以于1976年获得共和党的提名。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按照内尔森预计的那样发展。1975年11月，福特告诉内尔森，他已经决定争取连任，而内尔森不是他的竞选伙伴。总统的决定反映了他内部圈子里的顾问们尤其是他的总参谋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想法。他们确信，内尔森的自由共和党派别将在总统预选中输给罗纳德·里根—他是该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宠儿”。毫无疑问—至少内尔森心里这么想—拉姆斯菲尔德自己当总统的野心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福特接着挑选鲍勃·多尔参议员为他的竞选伙伴，在激烈的斗争中击败罗纳德·里根，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可是，他在11月的选举中被吉米·卡特以微弱优势击败。（数年以后，在纽约的一次晚宴上，福特向我承认说，当年放弃内尔森这一票是他政治生涯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以他的观点，内尔森的出现将在他1976年赢得选举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
福特的决定击垮了内尔森。严酷的现实是，他当选总统的希望如今彻底破灭了。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福特，甚至代表共和党的一票开展了强大的竞选运动。
但是，1976年以后，内尔森再也没有竞选过任何候选人。他对政治完全失去了兴趣，这令他的政界朋友和同盟倍感伤心。眼看最大的政治硕果似乎唾手可得的时候遭受如此打击，他变得愤懑难平。
内尔森发现自己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多年来在州、国家政治最高层次上的运作—包括4次竞选州长、3次竞选总统—耗费了他个人的大量钱财。很显然，他从1934年信托基金和个人投资中获得的综合收益已经不足以同时维持他的政治生活和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惯—包括广泛收集艺术品。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他已经数次动用自己的信托基金，结果1934年信托基金委员会决定不再允许他抽调任何本金。虽然还是个富人，但内尔森却生平第一次需要节省开销。
虽然经历了政治上的挫败和经济上的困难，但内尔森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在被拒绝登上公共舞台之后，这种精力如今将用于家族内部。
内尔森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我们这代人当中真正的领袖人物，是所有家族机构背后的指导力量。他认为，既然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政治领域，就该重新获取这种地位。内尔森认为自己理应自动获得舵手位置的想法—至少对我来说—似乎不仅仅是有点自以为是的问题。甚至在他回到纽约之前，他就明确表露了自己的意图：他在没有咨询家族内任何人的情况下宣布，他要对家族办公室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详细分析。
内尔森刚刚回到他在洛克菲勒广场30号第56层的老办公室，就明确表示不容许别人对他的计划有任何异议。他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能力，也许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将这种政治能力用于自己的家族事务上。在追求控制权的过程中，他迅速成功地激怒了“侄子侄女等旁系亲属”和兄弟姐妹，尤其是我们的大哥约翰。
顽固的理想主义者
约翰会强烈反对内尔森，这在之前是不可能预料到的。约翰一直是个羞怯、内向的人，曾经听凭比较豪放、霸道的内尔森将自己挤到一边，扮演我们这代人的领袖角色—比如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购、波坎蒂克地产的所有权，以及与父亲打交道这种永远错综复杂的事情。但是，在慈善事务上却不是这样。约翰自认为是洛克菲勒慈善传统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他还将这种传统看做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漫漫岁月中唯一能够将家族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纽带。
内尔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全美知名，约翰在美国慈善领域默默无闻地赢得了领导力强大和成就卓越的名声。他已经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新型董事长辛勤工作了20年；已经成为创建纽约市林肯中心—全美卓着的表演艺术中心—的支柱力量；通过人口委员会—那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立的—应对了颇有争议的全球人口增长过快问题，而且多年来一直自己筹措资金；并且通过他个人对经济开发项目和文化交流项目的支持和倡导，在远东（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了关系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约翰还重新恢复了日本协会，创建了亚洲协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约翰的慈善捐献平均大约每年500万美元—那是他年度收益的60%以上。
慈善事业是约翰的“领地”，而他痛恨内尔森自以为是地认为指导家族主要慈善机构—特别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之未来的应当是他，而不是他的哥哥。
约翰对内尔森强硬的反对态度，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他政治观点的变化。跟我们许多人一样，约翰一直为当时的社会动荡深感不安，但是，他并不是一味指责年青一代令人费解的态度和反叛行为，而是致力于理解他们内心不满的根源。约翰和他的同事们与年轻人—包括黑豹党（Black Panthers）人和常春藤联谊会的大学生—在一起相处了几百个小时，聆听他们诉说自己的不满、政治信仰和对未来的希望。他发现自己很同情了解到的许多东西。这对约翰来说是一次转型的体验，为此他写了一本书，名叫《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叙述了自己的经历。
该书是当年一个很好的写照，尤其是它提出所有的智慧蕴藏在年轻人身上，并指出，将世界弄得一团糟的老一辈人应当从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寻求指导。该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社会的高层人士并不经常与不满社会现状的人，甚至是年轻的批评家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相当了解他的人来说，约翰的想法和结论并不那么惊人。他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常说的“空想主义者”。多年来，他直接接触到许多严重的、棘手的社会问题，从而加深了他对弱势群体和底层群体的本能的同情。其结果是，他的政治观点比以往更加倾向自由的一边。
回想起来，这就是内尔森与约翰之间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作为纽约州州长，内尔森在大多数社会问题上不断地向右倾斜—比如“洛克菲勒”药物法规，他对阿提卡监狱暴动的镇压，以及他对美国干预越南事务的拼死维护，这些都表明了他更加保守的政治立场。内尔森鄙视约翰的自由主义，以及约翰对曾经辛辣攻击过他的许多个人和机构的欢迎态度。他还对“侄子侄女们”的表现和信念感到怒不可遏，决心不让他们拥有对重要家族机构的控制权。因此，激战的“擂台”已经设好，最先影响到的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未来。
第一战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到了1973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已经成为全美第十二大基金会，捐助资金达到2.25亿美元。基金会的项目与1940年创建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我们兄弟5人创建该基金会时，为的是管理我们对诸多机构的年度捐款，比如女童子军、世界青年联合会，以及纽约市和威斯特彻斯特县的90多家社区机构。父亲在1951年捐献的将近6 000万美元的洛克菲勒中心票据第一次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了捐献资金（在此之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一直依赖我们兄弟几个每年的捐款），使我们能够将基金会的范围扩大到我们几个兄弟之外，为每个兄弟发起和领导的机构提供大量支持。接受这种捐款的机构主要有约翰的人口委员会、内尔森的美国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协会和劳伦斯的杰克逊洞穴保护公司。
196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又从父亲的地产那里获得用于捐款的7 200万美元。由于资金的大幅度增多，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计划。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继续处理着我们兄弟几个的个人捐献，为家族领导的几个机构的工作提供资金。但如今，我们开始接触更大范围的机构和组织。结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开始演变成一个更加传统的基金会。我和我的哥哥们对这一过程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孩子们会希望承担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责任，并通过这个基金会去追寻他们自己的慈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