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谈—艰难，有时针锋相对，甚至相互敌视。但是，尽管我们讨论的问题本身就十分困难，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对我有什么个人的仇恨。相反，我离开的时候，是带着对赫鲁晓夫深深的敬意，而且我的这种感觉得到了回报。另外，我离开的时候还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你可以称之为银行家的直觉—苏联的高级领导人希望扩大与美国的金融和商务关系。尽管赫鲁晓夫对苏联的自给自足信心百倍，但我觉得他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
向约翰逊总统汇报
回国后不久，我把内瓦的记录复制给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他又将记录传给了约翰逊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8月底，约翰逊总统给我写信，个人邀请我在民主党大会后立刻来华盛顿，“这样我们就能讨论一下你的苏联之行”。
9月中旬，我们在白宫见了面。我跟总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约翰逊极其聪明，本能地具有掌握他所处理的任何局面的手腕。虽然我不赞成他那“伟大社会”计划和莽撞之举，但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很喜欢他。只要没有在某个敏感话题上忤逆他，约翰逊很容易相处共事。①
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中，约翰逊向我询问了赫鲁晓夫的想法和对美国的态度。截至当时，私下见过赫鲁晓夫的美国人没有几个。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希望我对他以及变化的潜在可能作出评估。我告诉他们，在赫鲁晓夫凶悍傲慢的背后，他明显正在打开大门，要与美国进一步接触。
总统似乎很相信我的话，同意我们应当采取一些实际步骤，扩大与苏联的贸易和其他商务联系的机会。但是，约翰逊的首要任务是连任竞选，因而在11月份的选举结束之前，他不会公开做任何动作，这样戈德华特（Goldwater）就无法指责他“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了。
达特茅斯会议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虎视眈眈的时候，私人界和非政府团体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努力稳定、改善两国的关系。达特茅斯会议对这个过程尤其重要。
在达特茅斯的头10年里，诺曼·卡曾斯主宰着美国代表的人选，常常要么是他的亲朋好友，要么是某种名人：米德、安德森、本顿、米切纳和德米尔。虽然有少数学术界人士和商人，但几乎都不能看做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和马歇尔·舒尔曼属于例外。
1971年，凯特琳基金会承担着资助达特茅斯会议的主要责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莉莉基金会（Lilly Endowment）提供额外支持。就在美苏外交官们讨论有关国防开支和控制反弹道导弹问题的公约的时候，达特茅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官方的眼里，开始成为严肃的研讨会，有可能为更大范围的对话作出贡献。名人们从美国名单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苏联问题专家，比如詹姆斯·比林顿和保罗·沃恩克；科学家，比如哈佛的保罗·多蒂和诺斯亚拉母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Laboratory）的哈罗德·阿格纽；公司在苏联拥有权益的商人们，比如詹姆斯·加文将军、德事隆公司（Textron）的G·威廉·米勒和约翰德里的威廉·休伊特。参加会议的还有美国的一些参议员，包括弗兰克·丘奇、马克·哈特菲尔德、休·斯科特和查尔斯·马赛厄斯（麦克）。
苏联方面也有相应的变化。取代俄罗斯名人和文学界人士的是最高苏维埃成员，高级政府官员，专门研究欧洲、北美和中东的学术界着名人士，退役军官。苏联科学院美大部的负责人乔吉·阿巴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为苏联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
在达特茅斯会议刚开始的六七次会议期间，宣传和表现意识形态的企图阻碍了实质性讨论。苏联的发言人一个接一个地起来指责美国在中东、越南和欧洲的政策；或者指责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或者重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信仰。凡是熟悉这种苏联演讲模式的人都知道，这些“棋子”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从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向他们的同志们证明自己恰如其分的强硬立场。但是，我注意到，在小组的讨论中，大部分宣传论调被抛弃了。事实上，我们针对在许多问题上可以采取的实际步骤展开了有益的讨论。
1971年夏天，在基辅会议期间，我邀请乔吉·阿巴托夫同我一起散步。我告诉他，我们这方觉得，这些夸大其词的攻击唐突无礼，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建议我们每次会议短暂集合，然后立刻分小组开会，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国防开支和贸易问题。阿巴托夫同意了我的提议。我们在后来的会议中都采取了新的模式。没过多久，凯特琳基金会请我承担更大的组织会议的责任。我同意了。
新的会议模式以及两国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人士的参与，带来了实质性讨论，对20世纪70年代头5年—也就是双方关系缓和的最高点—期间的苏美商务谈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那个时期以后，有关削减核武器、国防开支和贸易问题的谈判越来越僵持不下，对达特茅斯会议的稳定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尽管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缓和了下来，会议代表们还是继续直截了当地进行讨论。在所有未决事宜上的讨论层次都很高，但要说服我们各自政府相信这些讨论的好处，却越来越困难。
达特茅斯为我提供了一个在非正式环境中结识一些苏联人的机会。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后来当上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耶夫吉尼·普利马科夫和符拉迪米尔·佩特罗夫斯基—他后来成了联合国副秘书长。
虽然达特茅斯会议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但它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关键问题、可以提出新思路的舞台。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都了解了对方的一些信仰、动机和志向，从而不可能只是局限在冷战问题的狭窄的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考。达特茅斯消除了障碍，使得变化成为可能。
与“敌人”做交易
即便在达特茅斯会议开始在苏美关系中发挥作用之前，我已经和一小部分美国商人一起，倡议加强与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贸易。从纯经济的角度说，美国并不需要苏联的贸易。这种交易对我们是否有用，取决于其“政治意义”—正如赫鲁晓夫在我们的会谈中所指出的那样。
重要的是要记住，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到80年代后期，几乎没有人想到苏联会解体。在那些年里，被伟大的冷战所分离的双方都在寻求缓和紧张关系的可行办法。
1964年9月，我在与赫鲁晓夫会晤后不久，在旧金山第一次公开谈论东西方贸易问题。在我的讲话中，我提出了以下观点：如果两个庞大而对立的制度通过某种形式愿意在这个星球上并驾齐驱，那么大家都必须了解对方，而这种了解必须超出明显的意识形态这个狭隘的范畴。我们必须了解人民，了解他们的态度，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创建的社会机制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形态。我们需要了解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考和行为模式，我们彼此有哪些共同的志向可能是不可调和，但未必是不可忍受的。
贸易可以是实现该目标的载体。于是，我在那次讲话中说，扩大物质商品的贸易，应当走在改善我们与苏联关系的努力的最前沿。
尼克松总统把扩大与苏联的商业交往看成是其核心政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渴望获得西方现代科技和资本资源的苏联领导人来说正中下怀。贸易协定的框架融入了1972年莫斯科高峰会议上—那次会议被称做开启了一个“苏美关系新时代”—签署的各项协议中。作为该“新时代”的一部分，成立了一个苏美委员会，具体研究导致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的细节问题。
为了实现这些总体目标，国务院与苏联外交部和外贸银行（Bank for Foreign Trade）一起组成了一个工作组。1973年6月，两国签订了一份备忘录，成立美苏贸易经济委员会，该民间团体将致力于促进两国的正常经济关系。
我没有被选入参加这个委员会。我为此感到不快，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过去10年积极参与苏联事务，理应有资格成为委员。我一直没弄明白的是，我没有被挑选进去的原因，究竟是由于某个政府官员的蓄意之举，还是出于竞争原因，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不愿意我加入其中。我倾向于相信后者。当我向商业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登特问及此事时，他告诉我，由于我已经在美中商务委员会任职，因此大家都觉得我不会有兴趣加入与苏联人打交道的委员会。由于从来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因此我怀疑这一解释的真实性。无论如何，苏联的外贸部部长尼古莱·佩托里谢夫暗示说，我没进入委员会“很反常”。最后，亨利·基辛格干预了此事，把我增补入该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