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斯地产公司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挑战。公司唯一的收入来源是我们为其投资组合添加的证券，用于支付波坎蒂克地产的维持费用。我们从7%的公司税率中获益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增加房地产资产来减少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通过希尔斯贷款购买曼哈顿卡莱尔饭店的权益，后来又用它换取了穆尔斯顿购物中心和位于新泽西州爱迪生的一个工业园中多得多的权益。最后，我们还提高了上东部帕克–贝耐特拍卖场的地租。这些不动产创造了可观的收入，用于冲抵希尔斯股票市场的收益。我们通过这种巧妙应用税收规范的方法来冲减这个时期我们在其他收入渠道上的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
慈善传统
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传统朴素无华。它要求我们慷慨施舍，积极投身于我们的社会和国家事务中。这是父亲年轻的时候自己学到并悉心教给我们的管理信条。我们作为一个家族极其幸运，我们有责任对我们的社会有所回报。
虽然父亲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与家族关系密切的某一个或数个机构，但我们同时也可以自由追寻我们自己的兴趣。吸引我的是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工作，尤其是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和现代艺术博物馆。我在20世纪30年代的旅行和我在战争时期的经历提高了我对国际事务的敏锐性，而我又通过积极参与美国外交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纽约国际中心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在这方面的意识。另外，为拉瓜迪亚市长工作的日子激起了我对城市生活复杂性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如今表现在我在威斯特彻斯特县规划委员会的工作和在创建晨边高地有限公司中的带头作用，该公司是美国处理城市衰败和市容建设问题的第一个私人项目。
彻底改造洛克菲勒研究院
让我第一次接触教育机构管理的是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理事会。父亲一直是祖父于1901年创建的这个机构发展的驱动力，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他仍然是该机构7人理事会的总裁。父亲倍感骄傲的是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在生物学、病理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的研究对医治传染病—比如黄热病、梅毒和肺炎—的实际影响。
父亲更加支持研究院的根本使命—对科学知识的追求。他明白，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必须先行，研究结果的直接应用是自然而然的。佩顿·鲁斯在发现癌症病原方面的重要研究；艾伯特·克劳德、基思·波特和乔治·帕拉德在细胞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科林·麦克劳德和麦克林·麦卡蒂关于DNA携带遗传信息的发现等，这些是洛克菲勒研究院的真正的衡量标准。这些进步改变了科学探索和医学实践的性质，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在1901年创建该研究院时内心确定的使命。
虽然拥有丰富的历史，研究院在20世纪40年代末却站在了十字路口上。它在领导人选、科学使命和资金方面都出现了严重问题。父亲计划在1950年退休，获得诺贝尔奖的神经生物学家、院长赫伯特·加瑟博士也将于几年后告老还乡。父亲认为一直担任理事职务的约翰会继承他在理事会领导的位置。但是，1946年年初，约翰决定辞去理事会的职务，专心致力于威廉斯堡修复协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事业。于是，很明显，我将不得不承担家族在这个关键性研究机构中的责任。
1950年，我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后，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研究院如何生存，以及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否应当生存下去。事实上，理事会中有一些人的确支持解散它的想法，因为它的最初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但是，我们需要确定研究院在生物医药领域内应该具体扮演什么角色。
资金也是个重要的问题。祖父捐献了这个研究院，父亲补充了资金和土地用于研究院的扩建。多年来，资产组合管理有方，截至1950年资产已经升值到了大约1亿美元。但是，为了保持它的彻底独立，研究院从来没有接受过政府的资金援助，甚至没有接受过其他个人的资助，因为父亲认为这样就会削弱研究人员在开展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工作时的独立性。结果，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费用超过了收入，被迫减裁人员，这对研究范围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不作政策上的修订，允许我们寻求新的收入渠道，那么研究院就有降级到二流机构的危险。
我们需要对研究院进行综合评估。在我的促进下，理事们请德特勒弗·布朗克博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国家科学院主席、洛克菲勒研究院科学顾问理事会成员—主持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评估。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布朗克相信独立科学探索的关键作用，赏识研究院的开创性工作。但是，他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我—认为，如果研究院要在一个更具竞争性、更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中生存，就必须进行变革。
布朗克委员会用了1年的时间审查研究院的科研工作以及财务和设备设施方面的资源情况。我们还咨询了世界各地几十位领先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我们的审查结果表明，研究院彻底独立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用强大的教育部分来补充我们的基础研究，并增强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50年来，研究院是由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运作的。每一个独立实验室的负责人都可以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确定研究课题，只需要符合自己的准则和同类科学家的评判。伟大的物理学家玻尔称这种体系为“科学共和国”，它在过去运行得很好。我们任何人，尤其是德特勒弗·布朗克博士，都不想干涉科学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必须根据加强集中指挥、扩大合作、增强对资金现实方面的意识等需求进行适度调整。
布朗克是委员会中的主要推动人。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行，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他应当是加瑟博士的继任者。最后，在理事会的热情支持下，我说服布朗克离开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的职位，成为洛克菲勒研究院的新院长，任务是推行大家所提议的改革。
事实证明，布朗克在1953年执掌研究院后，给研究院带来了“新生”。他的首要任务是将研究院改造成一所生物医科大学。他几乎立刻开始了转制过程。1953年年末，理事们投票决定，按照纽约州的法律成立一所有资格授予哲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学位的大学。与此同时，我们将研究院理事会与科学顾问理事会合并。新理事会任命布朗克为总裁，我成了董事长。1954年，我们取得了新执照，但我们直到1965年才将研究院的名称正式改为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其主要原因是情感上的眷恋。
布朗克还迅速采取行动，邀请数学家、实验室和理论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甚至一小批哲学家加盟师资队伍，以扩大大学的学科范围。独立实验室系统被保留了下来，但引进了学术头衔，从前的“研究院成员”改成了更加通俗的“教授”—尽管人们常常很不情愿。
1955年，我们录取了第一批大学生，共10名。为了保持研究院的长期传统，他们在一名资深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进修，学习第一手的学科基础知识。布朗克任职期间坚持在录取前亲自面试所有的候选学生，以强调最高水准。
所有这些改革都要求额外投入资金，而布朗克相当擅长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他在创建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两个机构成了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主要资助人。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他们的年度预算中有相当一部分投入到了洛克菲勒大学中。
在此期间，我和布朗克专注于扩大大学的基础设施。我们增建了一栋9层楼的实验室大楼、一栋大学生和博士后宿舍、一个礼堂和一栋漂亮的国际风格的住宅—那是我的朋友华莱士·K·哈里森设计的。
我在担任董事长期间—直至1975年我的任期结束，生物科学领域在发现了基因是由DNA组成之后取得了重大进展—也就是基因革命。这一发现，正如医学历史学家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所描写的那样：“开辟了生物革命的道路，将继续改变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
如今，在重新定义了使命、调整了管理结构、再次激活了资金渠道之后，洛克菲勒大学继续在科学技术方面起着枢纽作用，寻找着与健康相关的生命中最为复杂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给研究院带来的“新生”是这个过程中关键的第一步，是我为自己在其中起到了作用而倍感自豪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