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讲讲二零零八年四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发生的几件事了。距离川西羁旅，又有几年时间过去了。我不很轻松地接受了新的年纪。到马路上随便看看就可知道，这已是一个由傲慢的黑色奥迪汽车主宰的时代。史上最奢华的一届奥运会召开在即。工厂为此停了工，北京的空气好得吓人，头顶上竟然出现了老舍写过的瓦蓝的天空。璀璨的烟花和晶莹的LED灯光即将亮起，让北京如同一个浮华的光粒飘浮在茫茫夜色之中。今夕何夕？盛景就像裹在冰块外面的酒，醉了中国的舌头。雷雨将至，龙顾盼自雄，将要吟啸而起。这时候，我似乎心绪平静，对世上的一切皆无所求。倘若我曾有过什么梦想的话，那梦想结束了，心中的万千丘壑，也已沉寂。我对周围的一切怀着成年人的宽容的态度，又感到过去的诸般甘苦都是小孩子的梦。
就这样，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是戚敏。我们已有很多年不见了，也不通音信。很平淡的一封信，只是说她正在汉堡为空客公司工作，最近空客要裁员，不知道会不会轮到她，所以她尽量做出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的样子，等等。“你还好吧？”她只是问。
我试着写回信，可是写了三遍，都写不成。我去厨房吃了一只橙子，打开抽油烟机，抽了一支烟。我决定出去转转，去了最近的一家商场，在二楼的书店里买了一本植物学史的插图书，然后到三楼的咖啡馆里边喝咖啡边读。在同一层楼我吃了晚饭，然后上到四楼看了场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又下到一楼的游戏房玩了一会儿游戏。夜里十二点一刻，我才回到家里。
我躺在黑暗中久久不能入睡。我不认为这与戚敏的电子邮件有关。我就像清楚自己有十只手指一样清楚这一点。或许只是蓝山咖啡、拿铁咖啡和云顶咖啡的缘故。可是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从这天晚上起，我很难入睡。到了星期三的晚上，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开始失眠的事实。
我停止数羊，起身去厨房喝水。
冬天里，我在保利剧院大堂里遇到了田丽。如今她住在上海，到北京来演出。我们相互寒暄。你怎么样呀？挺好的。你还没要小孩？没有，你呢？我也没要。你是怕身材变形吧？是啊，怕，还是老朋友好，你什么都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开心吗？开心，你呢？我也还好，你过得开心就对了，你人这么好，性格也好，还是真正的美女一个，当然应该过得好，要不然就没天理了。你可比过去会夸人了，还什么美女，我比你还大一岁呢。那也是美女啊。我现在是挺好的，可是，也不至于多么有意思，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是不是？那是自然。我们就相对笑着。她突然说，再看见你真高兴啊！我说我也高兴啊。她就说，让我亲亲你！她的意思是要一个向左又向右的亲吻脸颊的拥抱。我们就向左、向右，可是怎么都不对劲儿，总在一撇儿，有点儿像小时候做的数学题：两辆汽车相向而行，多久会相遇？“哎呀，你真是不会拥抱。”她批评说。最终我们还是拥抱成功了，没有因为我的笨拙而导致车祸般的嘴对嘴的亲吻。我们都没提起嘉措，也没提起戚敏。也没有提到一九九六年田丽和嘉措闹得甚是疯狂的故事。
一九九六年，在圆石城，田丽发现嘉措在跟一个有夫之妇睡觉，她无法谅解这一点，这最终导致他们分手。在分手之前，田丽精神状态很不稳定，动辄大哭，变得消瘦，吃饭的时候时常呕吐。有一天，我和戚敏请她吃饭，安慰她，至少陪陪她。田丽不断地用手捂住嘴巴，离席去洗手间呕吐。
“对不起，”她总是在回到餐桌边后，面色苍白地说，“我一想到他们的那个样子，就觉得恶心。”晚饭后，我和戚敏一起走回我们住的地方。我说，田丽怎么会这么夸张？戚敏说，田丽是处女。“怎么会呢？”我甚是惊讶。“她就是处女，直到现在。”戚敏说，“是家教的原因，还是心理原因，或者加上别的因素，就不知道了，反正她早就告诉嘉措，如果他爱她，对她好，就不能动她。怪就怪在，嘉措这种人，居然在这件事上顺着田丽。可是他终究是他，跟别的女人搞到了一起。这种事，说悲剧固然悲剧，说荒唐也荒唐，可是，嘉措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不觉得？问题在于，这又太可笑了。”
如今，嘉措也在北京，早已结婚生子。我跟他说起田丽，他说，你还记得田丽呀？记得啊，我说。这可真是好多年了，别说我了，你都一把年纪了，你还以为你年轻呐？他照例嬉笑着说。
午夜，思绪流淌。我拧开水龙头把手伸到水流中。当年爸爸曾经这么做，那时他在想什么呢？
我与陈垚偶尔还有联系。他在那个屿头岛上养牡蛎和花蛤，仍旧没有发财。我们十三岁的时候，他的理想就是发财，当个资本家。“我要赚大钱给我妈。”那时他说。如今，他母亲早已去世了。有一次他在电话中说，他差一点儿就发财了。就差一点儿。那年夏天，他们那个岛的岛外不远的水域里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沉船上有瓷器，消息传出，岛上的渔民们都去捞，他也去了，不管当时哪股势力镇着场子，他胆大包天，趁着乱，潜水捞上来了十四只青花盘子，与伙伴平分，每人七只。“都挺大的啊！反正我觉得大的就值钱。”陈垚说。
不久发现古船的消息传到岛外，水下考古队就来了，取了样品鉴定，说瓷器是真品，船则是明朝后期去往中东、北非的贸易船。陈垚大喜，这下子可发财了。结果当天夜里，警察在岛上开始搜查，陈垚猝不及防，东掖西藏，还是被搜走了盘子。在电话中他声音懊恼，我也就安慰几句。放下电话，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放声大笑。我想到，陈垚这个胆小如鼠的刑满释放人员，在家里喜孜孜地瞧着七只明朝的大盘子，满脑子发财的幻想，可是突然间，警察破门而入，大喝一声：“盘子在哪里？你的，统统的交出来！”他一定吓得抖如筛糠，立刻就把盘子拱手奉上。胆小如鼠的陈垚啊。这情景实在是滑稽。
可是再过会儿，我又想，哎，这家伙还真厉害。心中涌起一股钦佩之情。一个用凉水喷头冲一冲就怕得要死的家伙，竟敢潜水去捞古董。听他说，还不是正规的潜水设备，是他下水，他的一个朋友在上面拿一条管子为他供应空气。真是奇思妙想！他们重新发明了达·芬奇时代的潜水技术。这哪里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取得的成就？当然，若你说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伟大，也未尝不可。
日瓦几年前就带着老婆孩子去了阿拉斯加大学读博士，就是当初蒋可在笔记本上画过的他占领了的地方—如果你还记得那个男孩的话。日瓦在博客写他在阿拉斯加的生活，有时候我去看看。看上去阿拉斯加并未毁于战火，仍旧是个和平、宁静、明净的地方。夏季，那里会有考古队出现，日瓦就跟着他们去考古。生命有时便是如此，当初戚敏怎么说来着—没有事情可做。不过听上去很有趣。那个寒冷的地方，居然有古可考。人类究竟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也许有一天我会去阿拉斯加，看看冰山，看看鲸。我是人，这就是我应该去的原因。我是一个仅此一次的生命，我应该见识世界的辽阔，也应该驾驶一架什么小飞机，在茫茫雨雾中飞行。我也想去贝加尔湖。那个三百三十六条河流注入的北方大陆中央的湖，西伯利亚的蓝眼睛。冬天，在冰面的裂缝处，海豹们潜伏着。夏天，在生长着草莓的湖边草地上，一个小埃文基人终日唱歌。我还没去过那里，但迟早会去的。我倒是去过了鄂霍次克海边，在日本北部，与我当初的设想不同，那并不是一片阴郁、愤怒的海面，相反明媚可爱。当我是一个少年，曾孜孜不倦地翻着地图册，梦想去这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如今，往日已矣，来日可追。
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我最后一次见到日瓦，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圣诞节。那时他对基督教很感兴趣，找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只记得很多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很是热闹。大学教授、学生、下岗女工、修车师傅，等等，济济一堂。这也是圆石城故事之一种。我离开时天正下着雪。又是一个冷脆的、昏黄的冬夜。在身后的屋子里，暖气不很充足，人们裹紧围巾，模仿着裘蒂·考林斯唱起了《奇异恩典》。
“这儿的城里也像农村，完全是过自己的日子，一天到晚也不怎么能见到人。”日瓦在电话里说，“季节也少，只有夏天和冬天。只要一出门，就是跟森林、湖泊打交道。这种生活，说寂寞当然寂寞，要不我怎么总给你们打电话呢？可也有意思，在森林里，频频有顿悟似的东西出现。”
这么说，我也该去阿拉斯加的森林里待一会儿。生与死。自我与他者。存在与非在。欢乐与悲哀。时光带去的一切与赋予的点滴。我也该坐在枯木上，置身于自然界的剧场中，把一切想想清楚。
这时候，我放下水杯，回卧室去。我要尽量睡去。这就是周三和周四之间的夜里发生的事。
星期五的下午，我在办公室里与两个当事人谈案情，他们发现在一家医院里有几个病人死于小型心脏手术，原因很可能在于某个公司的医药代表贿赂了医院，导致手术中出现了不合格的医疗器械。我查看着他们带来的一沓文件复印件，与他们敲定我们要做的事的下一步骤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