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年轻时，生命可能是苦恸的，却仍像一首牧歌，别有动人之处。你总是贪恋嬉玩，而不知长日将尽。就这样，忽然之间，二十世纪的暮色沉沉垂下，我也已渐近成熟的年纪。在圆石城，神殿般的工业建筑们依旧矗立着，可是人去楼空，铅灰色的天空下，烟囱们也已然无烟可吐。城市衰落了。昼夜不息了几十年的机器声沉寂下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大刀阔斧地推进，产业工人们离开了工厂。一段历史就此结束，像意在哀婉的电影，却没有马勒或勃拉姆斯的配乐。人们用买断工龄的钱赌博，输了个精光，只好待在家里看电视或者聚在街角闲聊。街道变得肮脏破败，路灯坏了之后没再装上新灯泡。穷人多起来，有人在公园里模仿毛泽东，向观众们缓缓挥手，赢得一片掌声。重病的老人活着被送到殡仪馆的事情也有发生。
一九九九年入冬的时候，爸爸在度过了抑郁的人生最后几年之后去世了。这一切正始于六年前。爸爸的生意由好转坏，正是在那时。雨点般下着金蛋的季节过后，雨伞滞销了，新购入的箱包也不受欢迎。爸爸疑惑地说：“怎么不走货了呢？”可是只要到市场上随便转转便会得到答案。到处都是同样的箱包，同样的雨伞。对于市场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时候，商品饱和，导致了一场迷你型的经济危机。这也是商人们殊死一搏的时刻，你必须使出各种欺骗手段来保证利润。
夏明远并不擅长这个。此后的几年中，他的生意日益艰难，渐渐地不赚什么钱了。他看上去非常疲劳，容易走神。他每次洗手都要洗得很久，有一次，透过卫生间的门缝，我看见他只是愣愣地站在水盆边，手上全无动作，任凭凉水静静地流淌着。他的高高的个子看上去也缩水了。每天他回家时，妈妈会像以前一样问一句，今天卖了多少？他总是很自然地报上一个钱数。很不错的数字。如果把他每天报出的数字累加起来，我们该过过去几年中的那种生活才对，经常吃海鲜，有更好的茶喝，妈妈有新的衣服穿，茶几上隔几天就摆上一点儿什么新玩意。妈妈显然也知道这数字是假的，但她也不说什么。次日继续问，爸爸继续报上假的数字。
爸爸赔了一笔房租，退掉了门市房，遣散了伙计，到批发市场上租了一个档口，不再有屋檐遮风挡雨。在家附近他租了一个小仓库，存放积压的货品。又有坏消息，有些坏账看上去永远不能追回了。他试图东山再起，向亲戚们借钱作为本金，何尝借得到。妈妈说，别痴心妄想了。
妈妈说：“幸亏你考上了大学。妈妈小时候逼你学习，你还恨妈妈？”言下之意，以家里这般景况来看，当初有远见的还是她。当然，她的意思主要还是庆幸，我考上大学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哼，”她又带着想起了什么的表情，冷笑着，“如今你叔叔倒是发财了。这世界哪有什么公理可言？”
其实，夏明强也没发什么财。他和两个儿子夏汐、夏泽，都下岗了，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人称“父子小虎队”。他们真的偷狗，大型犬卖到冷面店去，当街吊起来，扒皮，像脱掉套头衫。小型犬就转卖到花鸟市场。有人说，偷藏獒的时候，他们用浸泡了老虎的尿的抹布吓唬藏獒，藏獒便会一动不动。至于老虎的尿从何而来，是动物园还是哪里，就语焉不详了。后来他们又在全市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欺行霸市，也就是说，每当有人运来一卡车海蛎子之类的东西，“小虎队”就拦住车头。夏明强会对那个货主说：“我不难为你，可这市场里有人敢买你的货没？让他试试！”当然，没有人敢买。甚至与货主约好的买主也只能在一旁逡巡，束手无策。虽说有人足以制伏他们，但是既然能够从中分得利润的话，人家又何必多管闲事呢？海鲜是挺不到晚上的，下午三点前自然要贱卖给“小虎队”，而他们三点一刻就会出手。
他们父子把赚来的钱全部投入了孙老板的生意中。只要把钱存进孙老板的钱庄，孙老板便会以百分之三十三的高利率按月返还本息。孙老板是城市的风云人物，在电视台、报纸、杂志上侃侃而谈，赞助各种体育比赛，与达官贵人乃至香港影视明星们谈笑风生。没有人信任孙老板，但人人都相信他地位稳固。三年后，孙老板跑去了加拿大，“小虎队”与数万市民一道血本无归。
在此期间，夏明远不断地失败。到一九九七年年初，他甚至只背一个口袋去市场。他已经是小贩了。乔雅说，小贩都不这么辛苦。这是真的，夏明远是圆石城唯一的三点半起床开始工作的小贩。
“便宜，”这年春天的一个中午，他兴奋地对我说，“一个鱼缸在市场上要多少钱？再猜猜我买多少钱？”他拉回了一车鱼缸，足有一百只，要养金鱼。家具挪到了一起，屋子四壁摞满了鱼缸。鱼缸上方亮起电灯泡。转眼间，眼前一片明晃晃的光。几天之后，鱼缸里面已经游弋着各式金鱼。在这龙宫的中央，爸爸放一张小桌子，拿着计算器点个不停。鱼的腥味四处弥漫。夜里，亮光晃得爸爸妈妈都睡不着。这桩生意还是失败了。爸爸又痛下决心改养食用鱼。
“农村一块鱼塘养的鱼是你的几千倍、几万倍，另外还有水库呢，你怎么跟人家竞争？”我说。这时，爸爸说了一句让我永生难忘的话。“唉，”他说，“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接下来的一句也不比上一句差。“爸爸会奋斗的，这一仗爸爸必胜。”他信心十足地说。毫无悬念地，还是失败。鲤鱼、鲫鱼和草鱼的鱼苗大批死去。鱼缸里兀自漂浮着剁碎的白菜。
鱼缸都被拆卸下来，搬走了。家具恢复了原位，屋子里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他再次背着口袋去市场。晚上回家的时候，他常会讲讲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什么样的穷人，那些人真是穷得可怕—有人嚼着干馒头，有人棉鞋破了洞，还有的人，看上去挺体面的，却因为试图逃票被售票员足足骂了二十分钟。“这世上还是穷人多。”他对妈妈感叹。他充满同情心地注意到了鳏寡孤独者们的每个细节，慨叹世道艰难，生活不易。最后，他会暗示，幸好，我们还有安稳的日子好过。每十次里，妈妈有九次会说：“嗯，可不是嘛。”另外一次她则会说：“好了，别说别人了，我们自己已经是最穷的人了。”这时候，爸爸就会沉默下来，慢慢地吃晚饭。
那几年，我的生活状态可以浓缩到这样一个晚上。当时我并不清楚为何如此，只是回首往事之时，我想，那正是我这样的人过了二十六岁之后顺理成章地要发生的事吧？那天晚上，九点一刻，我打开电脑，开始玩《猎杀潜航》。我选择了真实模式，等我慎而又慎地发射鱼雷击沉敌舰之时了，已经上午九点了。我沉沉睡去。接下来的一年里，时间消失了。我玩了抓到手里的任何一款游戏。除了打游戏，我什么都不做。有两个月，我甚至没在床上睡过觉。至于为何如此，没有过沉迷游戏的经历的人恐怕难以理解，毕竟床就在那里。简而言之，那是一种自我惩罚行为。沉迷游戏到那种程度，即便眼睛干涩难忍，也要坚持玩下去，直到精力耗尽才会睡去，而醒来之后又会第一时间开始游戏。这是成瘾症状，你因此厌恶自己。如此一来，你就像对待囚犯一样不允许自己睡在床上。我并不疯癫，相反头脑清醒，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放弃人生。你又一次失去了快乐、信心、热望。你想停下来，罢手，可是你仍旧去安装新的游戏光盘。《雷神之锤》、《古墓丽影》、《星际争霸》、《三国志》、《FIFA98》，找到的每一款。
这故事中同样没有久石让或者马勒，谭盾或者勃拉姆斯。没有任何电影工业喜欢的浪漫深沉的音乐。有的只是方便面袋子，阳台间里的上百只啤酒瓶子，午夜时分电脑前鏖战的亢奋又疲倦的脸。洗碗池里两个月没刷过的盘子。积满了灰尘的地面。吸烟时衬衫上烧出的洞。机警的蟑螂。响了一遍又一遍却不去接的电话铃声。停留在八个月前的日历。谜一样失踪了的时间。
乔雅五十岁了。过去，她在医院的同事们中间甚是风光，她有白金手链和黑色羊绒大衣展示给她们。“你抽一根儿丝，拿火柴烧一下，是真的。”她会抚摸着柔软的羊绒大衣，对人家说。既然如此，如今景况就成了一种羞辱。她量入为出，为钱烦恼，常常在说话时苦笑。她的头发开始灰白了。她又一次开始吃酱油拌饭。我说，你何必呢，家里再没钱，也不至于没有菜吃。
“我不喜欢吃菜。”她说。
实际上，与那些到市场上去捡菜叶吃的人家相比，爸爸还真说对了，我们应该庆幸。至少家里还买得起蔬菜和猪肉，橘子和榛子什么零食也负担得起。也许妈妈只是在对自己生气，在惩罚自己，就像那种“你怎么过上了这种生活啊”的自我谴责—乔雅，你本该过另一种生活，在北京读大学，可是你竟然这么度过一生，落得如此光景，好吧，你干脆吃酱油拌饭吧！
这年秋天，夏明远收拾好了仓库，把积压了多年的货物整齐地码好，打扫干净，锁上了门。直到他去世的那天，仓库的门再也没打开过。在滑翔机场，他找到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妈妈私下对我说，你爸爸啊，他就是个看墓地的。我说，怎么是看墓地的呢？那明明是机场啊。
“机器墓地。”妈妈说。原来如此。滑翔机场废弃了，全市工厂里没了用处的机器都拆卸下来，堆放到了原来的飞机跑道上。巨大的机器挤在一起，看上真像一片乱坟岗。也许有一天这些工业时代的巨人将突然醒来，征服和报复城市。而如今它们只是沉沉入梦，被雨水淋得锈迹斑斑。
两个月后，夏明远打开仓库的门，搬了一箱雨伞，踩在上面，悬梁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