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流行绿军挎，日瓦也有一个，为了避免跟别人的弄混，像个小学生似的用钢笔在书包带上写上名字：zhiwago。他深爱《日瓦戈医生》，爱屋及乌，深深体会到俄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俄国的一切颇有好感，具体表现便是薪水虽不丰足，却去外贸商店买鱼子酱罐头吃。“里根夫人南希跟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聊天，南希说，美国人民生活很幸福，吃汉堡包，看好莱坞电影，听摇滚乐。”日瓦喜欢讲这个故事，“赖莎说，我们苏联人嘛，只是吃吃鱼子酱，看看芭蕾舞，听听柴可夫斯基。”至于赖莎的回击能否体现苏联人民的生活真相，他才不管呢。对于苏联的崩溃是否跟特权阶级吃了太多的鱼子酱有关，日瓦也认为，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
我的印象是，日瓦比较单纯，对政治不敏感。瓦文与他截然相反，野心勃勃而且极有主见。
有天晚上，我们在化纤地毯上席地而坐，日瓦说：“有一次我坐火车，是夜车，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忽然之间，火车广播开始放音乐，居然是《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拉拉之歌》，我一下子就??望着窗外，听着熟悉的旋律，我想着拉拉的命运，眼泪不知不觉流下来。”
他说得笑嘻嘻的，我们也跟着笑嘻嘻的，但是内心深受感动。《日瓦戈医生》是感人至深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一九六五年大卫·里恩版的电影，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一九九三年，证券市场元年，在圆石城这样一个只有基本生活的地方，竟能在一间小屋里遇到一个人谈起内心的诗与孤寂，何尝不是好事。对小说中的虚拟人物怀有某种真挚的爱，我也感同身受。
作为斯坦和斯基，我们有时到这儿吃饭。吃完了饭大家就聊聊天。扯淡居多，偶尔也谈谈思想、艺术、历史等等。后来者可能认为那是谈论这种话题的好年代，或者以一种势利的眼光，认定这种谈话做作可笑。其实都不然。年代是一回事，人是另一回事，在任何年代都会有人谈起活色生香的话题却令人厌烦，也会有人谈论严肃话题而妙趣横生。瓦文和日瓦就是后一种人。
他们做的饭菜也好吃。有一道砂锅豆腐煲，瓦文最擅长，秋天，买来价格便宜的指甲大的螃蟹，在被叫作“肚脐”的那个地方十字剪开，投进豆腐汤里，滋味鲜美。配搭馒头，我们享受这清淡的美食。我比他们小六岁，认识上要幼稚得多，不免把他们附会为熟稔生活艺术一类的人物。
有一天，我们正坐着，进来一个人，一头扑倒在瓦文的床上，无比舒服地哼唧起来。瓦文说：“你丫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人把脑袋在枕头下钻来钻去，赖唧唧地说：“我操你丫还有没有人性，这还快？俩礼拜了都，在那边度日如年啊我，天天想着你们。我可算回到组织怀抱了。”
这就是嘉措，在省外办工作，刚从朝鲜回来。他单独住一间宿舍，独处无聊，便把三二九当作度假别墅，常来常往。瓦文向我们介绍：“这是嘉措，全名仓央嘉措。”嘉措生性风流，瘦脸，鼻子又窄又挺，人中也长，貌似狐狸。一双桃花眼，眼光流动不居，正是所谓“眼是水波横”。
有几次，嘉措带我们去参加领事馆的文化活动。我们很少跟外国人做“官方接触”，不免觉得是新鲜事一桩。在日本领事馆看过一次茶道表演，我看得津津有味，瓦文、日瓦和嘉措却说，日本人就爱装神弄鬼。日本副领事来跟我们打招呼，汉语说得极好，日瓦笑嘻嘻地说：“你，日本人。”副领事带着外交官的笑容说：“对，我日本人。”这人走了之后，日瓦说；“他，日—本人。”另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听美国领事馆的音乐会，本以为是爵士乐一类，不料却颇为古雅，在美国式的青翠草坪上，四个音乐学院的女孩表演弦乐四重奏，舒伯特的《冬之旅》。拉中提琴的女孩颇为美貌，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
音乐这东西颇有魔力，让人拥有超凡拔俗之态，那美色仿佛融化进声音之中，与女舞蹈演员们刻苦雕塑过的身段的优美又有不同。嘉措径自在这个女孩面前的草坪上坐下来。瓦文说：“这孙子又犯病了。”日瓦说：“又有好人家的姑娘要倒霉了。”那个女孩顾自演奏着，皱起了眉头。不过我猜，一旦交谈起来，她便会发现嘉措颇为风雅，对音乐也算内行。那时大家的生活甚是贫乏，嘉措却过着堪称奢靡的日子，每天晚上，倘若不与什么萍水相逢的有夫之妇幽会，也不去三二九凑热闹，便窝在自己的狭小宿舍里啜饮着陪同省领导出国时带回的威士忌或者金酒，读着《韦氏大词典》，连听几个小时国外带回的黑胶唱片—外交战线心不在焉的小战士的便利、孤独与乐趣。如今，他就这么坐在离乐队半米远的草地上，趁演奏间隙，跟那个女孩搭着讪。果然，十分钟后，那女孩虽然仍然面露厌烦之色，却已经跟他有问有答起来。
茶叙时间，嘉措对我戏谑地说：“这些女孩，与其给洋人玩，不如给我玩。你以为洋人是省油的灯？不过我跟她搭讪，也不全是为了耍流氓，我确实喜欢舒伯特，他是真正的天才，非常细致入微，在运用音乐语言的灵敏度方面，我以为无人能及舒伯特。”说罢，取了蛋糕，送给那女孩。
对于漂亮女孩该由哪国人来玩以及舒伯特的灵敏度，我均无从置喙，只能在他身后点头称是。
这种又荤又素、亦正亦邪的人物，也许就是女孩的最爱？大约如此。对这类事我缺乏天赋，难有定论。不管怎么说，仅仅一周之后，我和张大卫再去他们宿舍，中提琴已经坐在屋子里了，依偎在嘉措身旁。她叫田丽，名字普通如村姑，人却真美，而且其人配得上其美，既不笨，也决不俗气。最初我见了她，又开心—这也算是重逢吧，有点儿奇怪的亲切感—又有点儿拘谨，后来才自然了些。如果你是个平平无奇的家伙，在美人面前就总是有点儿拘谨。瓦文要给中提琴取个诨名，连起了几个，均以失败告终，原因是嘉措嬉皮笑脸从中作梗。我们渐渐明白，嘉措是认真的，他终于有了一个正式的女朋友。其实我们心里也不愿意用什么怪名字称呼中提琴。这么说吧，屋子里有这么个女孩，简直蓬荜生辉。前些天在草坪上她还一脸傲气，如今在嘉措身边却颇为乖巧，对我们也如春风拂面，简直是居家旅行持家待客皆宜之女性。嘉措并不因此自得，依旧是惯常的风骚男模样，神情冲淡，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句句话从懒洋洋的嗓子里吐出，既领受着中提琴的宠爱，又淡定得近乎不动如山，煞是得体。
这年秋天，我常在早上骑车穿过城市去爸爸的商铺，直到树叶覆满冷霜为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的是哪一部分人令人疑惑，可如今，我们家赶上这拨儿了。历史导致了饥饿销售，经济环境糟糕，小商品批发却反常地红火。谁家不需要日用品呢？粗制滥造的货物像洪水一般，在整个东北将近一亿人口的沙漠般干涸的市场上纵横流淌。
雨季过去了，可是一箱又一箱的雨伞仍旧从我们租下的库房里抬出来，川流不息地卖了出去。过去两年中，变形金刚没了销路，爸爸试着卖些别的玩具，不仅不赚钱，还在呼啦圈上赔了一笔，改卖日用品之后才起死回生。标价十二块钱的雨伞质量最好，伞骨结实，伞面也厚，十块钱的差一点儿，也用得住，一共六种雨伞，价钱依次减低，最后一种居然只卖一块钱。一块钱的雨伞？我拿起一把，只见伞面稀薄透亮，手上稍一用力，在伞面上撕开一个口子。爸爸见怪不怪：“便宜没好货。”我把伞一扔，厌烦这真理口吻。中午时分，爸爸雇用的三个伙计，一替一个地呼噜呼噜吃刀削面，不能同时吃，因为生意总在上门。面捞净了，喝口汤，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惬意时刻。我问：“这时候了，雨伞还能卖？”最卖力气的那个伙计，耿承宏，大汗淋漓，嘴里辣得咝哈有声，说：“批发么，都是卖给下边的二道贩子，他们囤货呢，留着开了春再卖，不到咱这儿上货，明年春天他们想买都没了。”爸爸揉着隐隐作痛的左肩，志得意满地兀立在他的小世界中央，说：“儿子，你还没见着夏天的时候卖得多快呢。”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对他的隐隐鄙薄至今不散。至于做生意，我也觉得他不是那块料。生意经他确实不擅长。可是他赚钱。经济萧条时期也是日常基本需要货品的生意最好做的时期。那时税也轻。收税的来了，估一份儿，没多少钱，给点儿小贿赂的话，连这一点儿也能免了。
过去两年里，每个季度爸爸都去一次广东，进货的同时建立关系，他自己称之为“联络感情”。
这种旅行对家里生活产生的首要影响，就是一套广式茶具摆上了茶几，爸爸得闲就泡功夫茶。他难免跟妻儿装模作样一番，洗茶、敬茶、嗅杯，煞有介事，有板有眼。妈妈见了饶有兴趣。我回家遇见，心情好就当没看见，心情坏就直接回自己屋去了。夏冰更是嗤之以鼻：“显摆什么呀？也就我妈爱看你这套。”妈妈说：“我可不爱看你爸，可是茶也是文化、审美。《诗经》上说，‘有女如荼’。”爸爸又偷换话题：“夏冰，没有这茶，你爸爸怎么跟小老广联络感情？”
如今南北双方“感情”甚笃，需要什么货物，只消打个电话，广东的厂商当即发货，货款押后再结。爸爸以广东通自诩，租下了这个新铺面之后，挂上了新招牌，“越秀商品批发货栈”。
我其实帮不上什么忙，只是发货时拿眼睛盯着，防止丢货。丢货是常有的事，一不留神，买家就大偷特偷，几乎成了常态。抓住偷货的，也不能拿人家怎么样—还指望着他下回再来上货。做生意的兴致转瞬即逝，我就懒洋洋地坐在门口跟蹬板儿车的聊天。板儿车就是半截儿自行车加装一块货板再安两个后轮，没工作又勤快的人起早贪晚地蹬这个，赚点儿货物转运的小钱。
聊完了，我走进铺面，对劳动人民满怀同情，像个爱吃油炸鸡皮的契诃夫：“蹬板儿车的真不容易。”
“人家卖的是力气，挣的是踏实钱。你瞅着吧，儿子，等什么时候咱们不赚钱了，他们还能赚。哪怕天塌下来，人家吃得下苦，就还有口饭吃，可是你，大学生，不一定！”爸爸预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