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学校里兴趣小组交流，生物小组干的事情永远最滑稽，不是拿灰身果蝇跟黑身果蝇杂交，就是拿高茎豌豆跟矮茎豌豆杂交，反正只要是相似又不同的东西，比如河马和猪、筷子和铅笔、山羊和袁大头，在他们眼中，都可以拿来胡搞一番。胡搞倒还罢了，还非要瞧不起物理小组成员，比如夏冲，做的收音机不可。总之，完全是傲慢又心胸狭隘的家伙。至于眼前这一位，严竺的男朋友，教授的公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显而易见，自信得过了头，待人挑剔，目高于顶，妄下断语。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卢暮桥说，“试问，什么人跟别人不一样？与众不同的人！这岂是凡夫俗子的想法？”
夏冲嗤之以鼻：“如果我想当个乞丐呢？”
“这就是归谬法了，”卢暮桥说，“归谬法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论证方法。你是个相当狂妄的人，只不过，别人是狂妄地跑上舞台去，你是狂妄地跑下舞台去。这一点，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懂心理学。听其言，观其行，我最擅长了。”
“懂心理学？”
“要不然怎么做生意？”
“做生意？”
“我喜欢听听音乐，买了不少打口带，后来我发现，很多人不买打口带，其实是因为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玩意，一知道了，多少也要买几盒。我批发了不少，在学校里卖，现在四中所有人买的打口带，从学生到老师，都是我卖的。要不然，你想想看，我怎么会有钱请你吃西餐？”
这说法倒是合理。夏冲好奇起来：“那你应该有很多打口带才对，刚才为什么还买了一盒？”
“对了，”卢暮桥欠身掏出那盒“油兔”，递给夏冲，说，“这是买给你的。你可以听听《Sunday Bloody Sunday》，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背后有个故事，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号，星期天，在北爱尔兰第二大城市德里，上万人游行示威，抗议英国政府的一个政策，那政策是在北爱尔兰不经过审判，就可以把人拘留起来。游行队伍跟英国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开了枪，打死了十四人，死的人大多数就像我们俩这么大。到了一九八三年，U2乐队发表了这个专辑，《War》，主打歌就是这一首，里面有一句歌词我最喜欢：这首歌我们还须唱到何时？”
“你关心北爱尔兰的什么屠杀？”
“有点儿关心。”
“只死了十几个人？”
“十四个。”卢暮桥说，“不应该这么看待问题。所有的屠杀，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俄国的，还是北爱尔兰的，古代的，还是现代的，过去的，还是未来的，死了十四个人，还是死了一万个人的，我都反对。”“这个，”夏冲不得不承认，“你倒是说得对。”
卢暮桥举起酒杯：“反对屠杀。”“反对屠杀。”“你这个人不错，可惜我没时间跟你交朋友，其实，我都没有时间见严竺。对了，不谈姑娘。反正我每天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只有一件事，努力学习。我跟你说，四中这种学校，完全是个变态学校。”“应该是。”夏冲猜测说。“在这学校，我卖了五百多盒卡朋特，可是只卖了四十多盒《War》。
买了《War》的呢，跟着唱几句的都少，大多数是赶时髦。有的王八蛋，穿透明衬衫，把这盒磁带放在衬衫的口袋里，封皮冲外，好让女生看见。要是不放这磁带呢，就放一盒红万宝路。都是装模作样。根本就没有几个人关心歌中唱到的屠杀。”卢暮桥将啤酒一饮而尽，“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
“寂寞？”卢暮桥满面通红，奋力点头，颓然醉矣。“你他妈的说对了。”他说。
傍晚，我们离开伯爵西餐厅，坐在马路牙子上。我天旋地转，尽量跟卢暮桥说话，以便把注意力从翻搅的胃部移开。我问：“你家里常吃西餐？”卢暮桥说：“不吃。”我说：“我用词不准确，常吃苏联菜？”他说：
“主要吃炒土豆丝。”我说：“那就是你爸做菜。”他说：“我妈。”我想到一个苏联阿姨翻炒土豆丝的情景，顿时哈哈大笑。我感到自己醉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感到一切都非常愉快，眼前的一切别有妙趣，完全地令人满意。卢暮桥则完全相反，变得非常颓丧，眼中不见了咄咄逼人的锋芒，抱着电线杆子，忽而睡去，忽而醒来。一旦醒来，他就翻着眼白，不断吐唾沫，好像吐唾沫就能把舌头上的麻痹感吐出去似的。他问，几点了？我告诉他几点了，他就说，还没到放学的时候，还回不了家！状甚痛苦。我说，回家对他来说没什么好处，恐怕要被他的苏联妈狠揍一顿。他疲惫地闭着眼睛，继续抱着电线杆子，嘿嘿直笑。没过五秒钟，他又问，几点了？可见，对他来说，逃学真是一件痛苦难挨的事情。
车水马龙时节，下班的自行车流从我们眼前掠过，轴承格格作响，有人一边骑一边倒链子，哗哗有声。初中生带的饭盒用皮筋勒在后座上，磕得咔哒哒响。从我们面前过去了两千六百辆自行车。
八点钟，天黑了，卢暮桥好像有点儿醒了，问我：“我喝醉了？”这时我已经忧愁起来了，想着戚敏，就冲他点了点头。他笑眯眯地说：“我脑子清醒。”这时他的表情又诡异，又邪恶。
我想起姚菡好像跟他是一个初中的，就问：“姚菡是不是你初中同学？”卢暮桥点点头，掰着手指头跟我算：“初一，初二，初三，一共同学三年。”我又问：“听人说她跟人有不正当关系，真的假的？”他古怪地瞪大了眼睛，好久才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都知道了。”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卢暮桥说：“姚菡的事，是她到了，你们学校，才发生的，跟我们初中，没关系。”说罢，又打起了瞌睡。我觉得此事奇妙无比，笑着推醒他，问：“谁啊？”他懵懂地反问：“什么谁？”“姚菡跟谁有不正当关系？”卢暮桥颇为烦恼地说：“知道还问？孙大炮。”
我反应不及。卢暮桥又说：“孙大炮你不，认识？傻了，你？”我猜，一个苏联醉鬼在他们什么村的花楸树下就是这个德性的。我还猜测，他从来就不知道他曾经对我泄露过这件事。
我与卢暮桥的交情就只限于这顿乱糟糟的下午茶了。此后再没有过来往。后来他又时常让我想起另一个人，瓦文。瓦文是我在读大学之后认识的朋友。他们给我的感觉非常相似。我曾经很为这种相似困惑，除了都很聪明、有主见、处事得体又间或咄咄逼人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共同点呢？慢慢地，我意识到，那正是让我最感陌生的东西：参与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锐气。
只不过，他们中的一个留在了生活中，另一个消失了。
我大学毕业一年后，有段时间无所事事，严竺也颇悠闲，有时在家门口碰见，就坐在路边闲聊打发时间。有一次她提起她当时的男朋友，甚是不满。她给他买衬衫，买领带，买内裤，他喜欢吃羊肉，她就给他做羊肉吃，虽说她自己从来不吃羊肉。此人除了有点儿钱，别无长处，长得不帅，鸡鸡又小，做爱又懒惰，总让她在上面，这些她都忍了，煞费苦心，曲意逢迎，还不是为了结婚？可是事到临头，他居然说，还要再等等看，从心理上说他还没做好准备。“跟我结婚，他还要准备什么？跟我？还不欢天喜地赶紧准备好花轿？”严竺沮丧地说。她甚是不满，可是并不伤心。倒是后来提到卢暮桥，她又黯然神伤起来，重复了几年前的话：“真不知道我怎么那么倒霉！”我说，干嘛偏偏对卢暮桥那么在乎，莫非他混血儿鸡鸡就大？
严竺说：“大不大我已经不记得了，只在黑暗里摸过一回。问题在于他对我来说是不一样的。你不懂。”
又过了很多、很多年，严竺已经是一个小学二年级小姑娘的母亲了。有一次我说，对于人生，她非常现实，拿围棋棋手来打比方，她是生活中的坂田荣男，算度精确，从不好高骛远，每走一步都对自己有利。
“现实一点儿有什么不对吗？”严竺作为一个优雅、富足、淡定的中产阶级成熟女性微笑着说，“听说过‘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吗？常想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天理，以求幸福的生活，有什么不对？什么叫天理？天理就是每个人都很可悲。每个人，每个家庭，有多少秘密？如果仔细想想这些秘密，你不觉得可怕吗？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不为自己计算，怎么活下去？”
每个人，每个家庭，有多少秘密？看来的确不少。乔雅有她的秘密，那个戴围巾的男人。夏冰也有她的秘密，那些诀别的纸条。如此等等。每个人都有秘密，只是未必真的无人知晓罢了。
苗雅容的秘密是用小镜子偷看后排的男生。教室人多的时候，武烨很少离开座位，因为她的秘密是走路内八字。公布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时，孙大炮点名批评后十名，永远只念九个名字。结果，却是从不被念到名字的那个学生最感受辱，因为她是唯一的女生。她就是孙静，永远在学习，永远学不好。她是成绩榜单上的一个秘密存在。田丽萍，一个胖女孩，嗓音轻、细、柔美，通常只有美女才有这样的声音。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是，她的嗓音是假装出来的。
刘娜的秘密是豢养男生的坏心眼儿。她的样子比别的女孩成熟些，细高挑儿，眉眼间有种媚态。如果男生长得帅，样子潇洒，甚至只是不讨她的嫌，那么每当他们讲些不怎么好笑的笑话，她便笑得花枝乱颤。她吸引男孩的诀窍就在于此，慷慨回应，惠而不费，让他们感到受人关注。
每个人都知道老阚暗恋刘娜。老阚讲笑话，插科打诨，出乖露丑，只为博得美人欢心，总不得法，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刘娜却不流露厌烦之色，偶尔还赏他浅浅一笑。她支使老阚，买东西，跑腿儿，给她的自行车打气，等等。老阚极为乐意。他一离开，她就跟别的男生一道讥笑他。就像伸手围拢火苗，她培育他的兴致，不让它枯竭。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唯独两个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老阚无法认识到刘娜正在耍他，刘娜则无法想象自己的伎俩人尽皆知。
英语课上，老阚给刘娜写纸条，她回复时被袁大头当场截获。袁大头说：“既然你们敢传，我就敢念。大家听好了啊—阚荣强说：‘刚才我看你笑了一下，你在想什么？’”众人哄堂大笑，袁大头继续念：“刘娜回答他：‘笑天下可笑之人。’”众人笑得更厉害了，袁大头益发兴奋，调门拔高：“阚荣强问：‘是笑我吗？’刘娜说：‘不告诉你，小可怜儿。’阚荣强说：‘求求你，别折磨我了，告诉我吧！’听见没有，‘求求你，别折磨我了，告诉我吧！’”笑声简直掀翻了屋顶。
“你凭什么念我的纸条？”刘娜站起来，浑身颤抖，质问袁大头，“那是我的隐私你凭什么念？”
“隐私？课堂上还有你的隐私？”袁大头大发雷霆，“刘娜，你还敢顶嘴？你瞧瞧自己的成绩！你二大爷昨天来办公室，已经跟你们孙老师说了，你再这样下去，他也不管你了。你爸妈穷鬼一对儿，学费都没人给你交，你不知道？你全指望这个有钱的二大爷呢。但凡是个懂事的孩子，早就发愤图强了。可你怎么样？鬼迷心窍，四处留情！交际花一个！旧社会的交际花也没像你这么不挑不拣的吧？阚荣强是什么人？嬉皮笑脸、没脸没皮的货色！跟这种东西你都能勾搭，还有没有一个重点高中学生最基本的品位—你别跟我顶嘴。这个年级从学生到老师，谁不知道你们俩的事儿？你否认不了—现在知道哭了？早干什么来着？另外你给我听好了，从今以后，别的课我管不着，上我的英语课，你给我把外衣扣子扣好。敞开干什么？显你衬衫好，还是发育好？我告诉你，一个女孩子，不可以这样，不应该这样。我不爱看！”
刘娜扣好扣子，隐藏起引人注目的胸部，痛哭了两节课。这是苦恼的一天。两天后，她故态复萌了。令老阚痛苦的是，任何一个男同学开口说话，刘娜都会瞪大眼睛，咯咯地笑个不停。她自以为秘密地在众人面前折磨着他，西府海棠一般天真又轻浮地在每一阵微风中摇摆。
在刘娜的左手边，隔着两个座位，就是辛苦的、坚韧的、完美主义的姚菡。虽说是同班同学，我却跟她从无交往，印象模糊，只记得是一个成绩普通、很少开口的女孩。对她的父亲我倒是印象深刻。他一条腿有残疾，走起路来两只肩膀一起一落，像油田里的磕头机。当他来学校看姚菡的时候，她低着头，跟他保持着一米以上的距离。既然是残疾人，何苦到学校里来给女儿丢脸？我想。这想法固然冷酷，在当年却再正常不过。有的父母感到自己不够体面，体谅这一点，就从不到学校来，家长会一类非出面不可的场合，也委托孩子的叔叔或者表哥一类的人物出席。若有人问，家长为何不来？当事的孩子就回答出差去了之类。别人心知肚明，不会再问。
阶级正在重新生成。贫与富，贵与贱，适者生存与不适者淘汰，成功与失败，优越与自卑，给人的感受剧烈无比。又是一次改天换地的变化。总的说来，那个年代并不比以后的年代更为势利和冷酷，但是作为整个时代的开端，势利和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