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两亲家和好了，排演节目的事就好办多了。不过，齐翠花还是不参加。她说她老了，孙子都多大了。让一帮子年轻人热闹去。
上演的节目，除了前几年演出的《老两口学毛选》、《白毛女》选段外，决定排演《一颗红星》、《渡口》、《小保管上任》、《审椅子》等小型现代戏。还排《杜鹃山》大型戏。
自从红城村排戏，县文化科长李明（柳毅）就成了这里的常客。他说他要在这里抓一个用社会主义文艺占领农村阵地的典型。
他照例住在支书红富国家。他自然也到学校里看望了齐翠花。
齐翠花对于柳毅的到来，没有显现出多大的热情来，反倒有些不安。不过，柳毅给她带来的消息却是很鼓舞人的。
那一天他到学校里找到了她，给她带了一斤毛尖茶。还给了小文明十块钱。他说：“‘四人帮’打倒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了。中央有个重大决策，要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红星都平反出狱了，你出头的日子快要来到了。”
她说：“我也听说了，许多人的案子都结了。红星都回来了，可是我的案子还是没有个结果，你能不能在县委组织部问一下我的事情？”
他说：“没问题。你把你当时的情况给我说一下，我替你查询。”
她挠了挠那花白的头发，努力回忆了一下，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都是那一封信惹的祸。我给你也说过，我们文工团随着大部队一路到了北京，在北京参加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大型晚会《中华颂》的演出，以后在北京休整了十天，便突然接到返回延安的通知。奇怪的是，返回延安的人的名单中，只有我一个人，田大勇被分配到内蒙古，张百旺、王兰香两口子被分配到河北，红富贵到甘肃。但那个时候的一张通知便是法令，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我就打起包袱，告别了大勇、百旺他们，随同其他几位返回延安的人乘坐大卡车到了延安。到了延安，才知道一个人生活起来多不方便。大勇几月半载才来延安看我一回。当第三年怀上了园园之后，生活就更艰难了。越是这样，就越觉得工作分配不合理。我就仗着跟那个女首长认识，也受过毛主席的接见，就大着胆子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诉说了一家人分居两地的不方便和一个怀孕女人生活的艰辛，要求能调到丈夫大勇身边，或者把大勇调回延安。信发出去却是石沉大海。到了一九五七年底反右的时间，这封写给毛主席的信莫名其妙地从北京转到延安，说是中央某领导人有批示，说我向毛主席告状，对干部分配政策不满。这样，我就成了右派分子。现在，’四人帮’被揪出来了，我从广播里报纸上听到看到关于他们的罪行，才突然想起，早年在延安演《逼上梁山》的时间，我跟那位女首长发生过一次小小的分歧。当时我演林冲娘子。在彩排的时间，她对导演说，林娘子属青衣行当，怎么让唱花旦的扮演？当时当导演的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就插嘴说，林冲娘子其实是花旦，不是青衣。那个女首长当时就瞪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没跟你说话。林娘子是青衣是花旦，我还不比你懂？我当时吓得吐舌头。但只顾了演戏，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真没有想到，因为多嘴，竟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柳毅听了，一拍大腿，说：“如果是这个原因被打成右派，这次就更应该平反了。’四人帮’是制造冤假错案的能手。但不知道你的问题有没有材料？”
她说：“我也晓不得有没有材料。反正上面咋通知我就咋办。没有我说话的余地。”
他说：“你放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尽力的。那你写个要求平反的申诉材料，我明天就带到县上，亲自找组织部长问问情况。”
宣传队组织起来了。几个小戏基本上是自找搭档，几个投脾气的人一撮合，一折戏就凑成了，再由导演现场指导顺一顺场子，配一配乐器就能成了。全本戏《杜鹃山》则是要集中分配角色。雷刚和柯湘这两个主要角色分给了张九龄两口子，杜妈妈分给了三宝。红星扮演反面人物温其久。其他角色倒还可以，三宝和红星都不愿意演分配的角色。三宝的理由是，都啥年代了，还让男人演老太婆？自己也五十大几的人了，孙子都抱上了，装扮个老太婆能出台吗？红星本是个好胜的主儿，他的心在第一号男主角雷刚上面，最不行也要演第二号男主角李石坚，不想却让他演反面人物温其久，他就有些不乐意。他对宣传队负责人红立昌说：“党和政府都给我作了结论，把我的案子当冤假错案平了反，你们队干部还把我当有污点的人看待，给我分配反面人物。我不演。”
红立昌说：“你不演谁演？这是演戏哩，又不是真的把你当敌人。”
红星说：“话是这么说，可你们分角色的时间肯定考虑这一层意思哩。那一年，我妈本来是唱花旦的，却让扮演现代戏里的反面人物老财主烂肝花。如今你们又让我演温其久。我啥时候演过反面人物？反正我不演温其久。”
三宝说：“哪怕我演温其久都能成，就是不演杜妈妈。”
这样，红三宝就代替红星扮演温其久，张顺龄扮演杜妈妈。红立昌让红星扮演李石坚，红星说：“我啥都不演，我思谋着要排一本旧戏好好过一过戏瘾哩。既然明明他妈演杜妈妈，就让我家明明演杜小山。”
在这事情上，红立昌、红星和张九龄的意见又有分歧。张九龄坚决不让妹子顺子上场。怕她一出台，台下面的观众会议论她过去未婚先育，又在外面杀人被捕的往事，娘家人听了脸上不好看。不料，不但妹子演戏的事没阻挡住，而且外甥明明也要一同登台演出。当然，他不愁外甥明明的演技，他虽然小，但很机灵，又识字，演戏肯定没麻达，但他跟他妈顺子一同登台，扮演剧中的母子俩，自然会引起台下观众的注意，他们母子的往事肯定就会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这是张家人不愿意听到的事。
争来嚷去，还是顺子知趣，她说她忙得很，顾不上演戏。其实，她也是不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再说，公公、丈夫、儿子和娘家兄嫂同台演戏，就有许多不便，自己如果再上台，尴尬的事儿肯定会遇到。
这样一来，杜妈妈一角又落在三宝头上。三宝本来不接承，红立昌答应每天给他多记一分工分，他才勉强答应了。
红立昌自己饰演温其久。他本来是唱丑角的，行当也对路。
排戏的地点仍然放在红家大堡子里面原先当食堂的西屋里。
大家正在排戏，冯菊花却领着儿了红文军来了。
她进了西屋的门，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着红立昌说：“你们成立宣传队，为啥不让我家军军参加？你们摊派粮食摊派钱的时间，每家每户每个劳动力都有份，上台子卖派的时间就没有我们。我家老汉双宝也为社火队出过大力，也赢过人么。别人家的娃娃能进宣传队，我家的军军咋就不能进？”
张九龄本来十分厌恶这个二拨拨女人，就没好气地说：“成立宣传队是经过大队党支部研究的，需要多少人进多少人，谁能演啥角色就参加进来，不是谁想进来就进来。有意见去找支书提去。”
冯菊花可不吃这一套，她说：“我偏不寻他红富贵，我就要寻你们社火头儿。一模一样的儿子娃娃，有些人家的娃娃为啥就能进宣传队卖派，我家的军军咋就不能？”
张九龄知道她是在说外甥明明，就不好解释。红立昌说：“人家明明嗓子好，会唱戏，你家军军会唱吗？”
冯菊花说：“我军军跟他家明明一模一样的，他会唱，我家军军也会唱。军军，你当着他们的面唱几句，看他们还有啥说的呢？军军，妈在哩，你不要害怕，放开胆子唱。”
军军就小声说：“我害怕，我不敢唱。”
冯菊花说：“人家明明会唱，你咋不会唱？你唱，你就唱《红灯记》里头的那几句：我家的婊子数不清……就唱那几句。你在屋里唱得蛮好的么。”
红文明也起来对红文军说：“文军哥哥，你唱，我帮你唱。”
红文军受到了鼓舞，就唱了起来：
我家的婊子数不清……
文明急忙摆手说：“错了，错了。是表叔，不是婊子……”
这下子引起了哄堂大笑，红星躲在阴暗的墙角里叽叽叽地笑个不停。
冯菊花就拍了儿子一巴掌，骂道：“你个笨松，唱的啥戏吗？一模一样的人，人家咋就那么灵醒，你咋就那么笨。走，回，回去好好念书，念成了考大学，当营业员，骑自行车。谁稀罕个唱戏的？齐翠花唱的好得很，连人的魂都能勾着去，可到头来还不是连我一样刨土窝子哩，斗争她照样斗争哩？”
排了半晚夕戏，大家都困了，就散场子回家了。红星把红立昌、红立新（贵）、张九龄几个人叫住，他说有事情商量。几个人就点燃了红星发的飞马烟，凑在灯泡下面等待红星发话。
红星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说出来你们看行不行？”
红立昌说：“你总是有新花样。你说又有啥大胆的想法？”
红星说：“我想咱们排演几本老戏。”
红立昌说：“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早就赶下舞台了，当四旧破了，谁还有那么大的胆子再提旧戏？”
张九龄冷冷地说：“你怕是没事寻事哩，又想蹲班房了？”
红立新小心地问：“红星，你怕是听到啥风声了吧？”
红星说：“我确实听到了一个小道消息。听说是‘四人帮’把国民经济破坏得快到崩溃边缘了。没钱啥事都弄不成，中央有个首长就提议说，向文化部要钱。你们想么，文化部哪里来的钱？就是要恢复上演传统戏。你们再细想么：传统戏是谁让停演的？还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停演的？冤错案都给平反了，传统戏能不恢复演出吗？”
几个人一听，都不吱声了。张九龄坚持说：“还是慎重些，上头没有正式文件，咱们还是不要开这个口子了。”
红星说：“没麻达，你们都不要怕，出了问题我挡着，大不了再蹲十几年号子。咱们排演一个内容好的。戏我都想好了，《徐州革命》咋样？”
《徐州革命》本名《串龙珠》，说的是元朝末年，红巾军策反了徐州知府徐达，组织被元朝王爷贵族残害的忠臣良将，消灭了作恶多端的王彦龙一族。该剧场面宏大，出场人物众多，戏剧行当齐全，情节起伏跌宕，既有众位主角的几大段唱腔，又有武打场面，实为一出喜闻乐见的好戏。
红立昌还是心有余悸地说：“怕是不敢贸然行动。是这，咱们还是请示一下县文化科柳科长。他知道的事情多，他说能演，咱们就演；他说不能演，就算了。”
经过请示柳毅，柳毅也有些为难。他说：“想法倒是个好想法，但是上头还没有明文规定，不好开这个口子。要不你们自己先试探着排演，不要说是我们文化科允许的；我们装作不知道，是你们群众自发的。出了问题再说。”
红星说：“出不了问题。禁演传统戏，本来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搞的，‘四人帮’打倒了，冤假错案都平反了，传统戏也应该平反。出了问题我挡着。文化科明着不出面，暗里出几个钱总可以么？演旧戏要置办服装道具，没有钱怕是演不起来哩。”
柳毅笑了笑说：“出几个钱倒是小事情。不过，出了钱不就等于同意你们演传统戏吗？这不行。你们先想办法，钱的事以后再说。”
从文化科出来，柳毅领着红星来到了县委组织部。他们找到了陈斌部长。陈部长高个头，有些谢顶，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他问柳毅：“李科长有什么事？”
柳毅说：“还是上一回我给您说的齐翠花的那事。这是齐翠花的儿子红星。”
陈部长仔细打量了一下红星，念叨了一句：“小伙子长得不错。”就指着地下的简易沙发，让他们坐下。
柳毅给陈部长递烟，陈部长摆了摆手，表示不抽。柳毅就擦火点燃了自己手中的烟，狠劲吸了一气，就说：“齐翠花的案子明摆着哩，是典型的冤案，她只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就被打成右派了。其实，她是早年在延安演戏的时候无意中顶撞了某个首长才受到打击报复的。现在看来，她当时写给毛主席的信，就根本没有到毛主席的手中。您想么，那封信若是到了毛主席的手里，还能再打回延安？毛主席那样英明伟大的人物，能计较一个普通演员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别人的案子都陆陆续续平反了，她的案子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平反。”
陈部长说：“她写的申诉材料我也看过，应当给她一个说法，可翻来覆去找不到她当初的结论材料，这就不好办了。”
柳毅问：“那么她当时是怎么下放到原籍红城子的呢？”
陈部长摊开两只手说：“我也不知道。我接上组织工作才不到三年时间。”
红星听了就有些沉不住气，他说：“那我妈妈总不能当一辈子右派么？”
陈部长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柳毅给红星使了个眼色，让他不要这样说话。他说：“这是上头错误路线错误政策造成的，跟咱们县上的领导没有关系，更与陈部长没关系。陈部长心里也很着急，恨不得立马把全县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哩。这件事明摆着哩，只要找见当初的有关材料，比如说把你妈妈打成右派的决定、会议纪要什么的，事情就好办了。你回去以后再问问你妈妈，让她把当时的情况好好回忆一下，找到当时让她回原籍的那个当事人，再顺藤摸瓜，找到当时的有关文件，事情就解决了。陈部长，您说这样能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