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志远担任大队长以后，第一个找他反映问题的是冯菊花。
红志远和媳妇已于一年前同奶奶李桂花、妹妹红琴英一同搬出了那两间快要倒塌的土坯箍窑，住进了庄头修建的新庄院里。庄院坐西朝东，靠崖削去了半边山山，齐刷刷地开出一方平地，在向阳的北边盖了两间瓦房，靠东边筑了一方高台，高台上修建了一间高房，在两边的崖面上挖了两孔窑洞，一孔做厨房，一孔装柴禾。
提起这座比较阔气的庄院，人们自然会想到两个人——一个是红志远的叔叔红拥军，另一个是红志远的丈人王志民。
红拥军的“走资派”，文革后期就作了结论，恢复了校长职务，前年升任为沙湾县教育局副局长。他自然关心老家的情况，时常寄钱接济母亲和侄儿的生活。说到王志民对女婿志远的关心，那话题就长了。这里言归正传，说说他上任后的第一件烦心事。
实行农村家庭土地联产承包制的政策很紧张，要求十天之内要把所有土地承包到户，红志远新官上任，不敢怠慢，就一头扑在地里，为大伙儿丈量划分土地。劳累了一天，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后，刚点燃一枝烟，就见一个身影闪进了大门。他抬头一看，却是冯菊花。这个婆娘的秉性他是知道的，见她鬼鬼祟祟的来到家里，猛然想起十年前的事，身上倏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娃，幼年父母的早亡，使这位地主家的“狗崽子”变得沉默寡言。那时尽管生活十分艰难，但奶奶李桂花还是让他去念书。有一个周末，肚子饿得发烧的他无精打采地往家里走。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食物了，就在路边上的苜蓿地里拔了一把扬花的紫花苜蓿，一边走一边咬嚼那蓝幽幽的苜蓿花，初尝苜蓿花，除了有一丝淡淡的草腥味外，还有一股甜味儿，他就捋着吃那花儿和花苞，一把苜蓿花吃完了，他又拔了一把，边走边吃。也许是吃得太猛了，反了胃口，竟一下子吐了出来。这么一折腾，他觉得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就坐在路边的地埂上歇缓。河对岸的半坡上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喝喊声：“喂，谁家的羊吃豆角哩，谁把他先人不管吗？集体的便宜可占不得，小心把你先人吃着胀死了！”
这喝喊声提醒了饥肠辘辘的少年娃。他想，豆角熟饱了，何不过去摘些豆角吃？他顿时来了精神，就向那一块豌豆地走去。他从河沿上爬上地埂，抬头看了看，发现没有人，就猫着腰钻进了长长的豌豆蔓低下，饥不择食地摘起豆角来。他一边咬嚼那胀碌碌脆嫩嫩的豆角，一边往衣兜里装。几个衣袋装满了，他刚爬起身子准备溜下地埂，却听见身后大喊了一声：“狗日的贼胆不小，偷集体的豆角哩！”他回头一看，却是双宝媳妇冯菊花。他撒腿就跑，却听见冯菊花骂道：“地主的狗崽子，你跑，你能跑上天吗？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把你这个狗崽子认下着哩……”胆小的少年一听这话，不知是害怕，还是身体虚弱？竟是腿软得挪不动脚步，他就蹲在地埂下面，摘下帽子，把衣袋里的豆角一把一把地掏出来放进帽子里。冯菊花走过来正要扇他的耳刮子，却看他眼泪汪汪的样子，就换了一副表情，说：“你一个学生娃咋能偷集体的粮食呢？这一片豆子交给我照看，责任大着哩。贫下中农摘一两把豆角充个饥，解个馋，倒还有情可原，可你家是地主，是贫下中农的对头，你摘豆角就是搞破坏，就是血染（削弱）集体，问题大着哩。”十七岁的老实少年听了心里着实害怕起来，是啊，地主的崽子只能规规矩矩，不可乱说乱动。他嗫嚅着说：“嫂子，豆角我还给你，你就饶了我吧……”
“还给我？说得轻巧。豆角从蔓上摘下来了，能长上去吗？”冯菊花用手拨拉了一下帽子里的豆角，说：“你摘的这些豆角熟饱了至少能打三斤豌豆哩。”
那时候的他，真害怕这个麻达的女人把他揪到大队干部跟前，更怕她把这事情张扬到学校里面。听了她的话，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不想她看见他哭了，突然“哈哈哈”地大笑起来，吓得他连连往后退，睁大了眼睛诧异地看着这个喜怒无常的女人。
她浪笑一阵，看看四周没有人，就说：“要我放你一马不难，你得答应我一件事。你能办到吗？”
他不知道她要办什么事，不知所措地盯着她愣愣地看着，低声问：“嫂子，我能办啥事呢？”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又回头看了看身后和四周。正午的太阳红朗朗地晒着，没有一丝儿的风，也没有一个人，她的胆子似乎正了些，就对他说：“兄弟，你把这些豆角拿上，跟我走。”她见他有些茫然，就拉了一把他的胳膊，脸上露出了难以琢磨的笑意，说：“这么热的天，晒死了，咱们到我搭的草棚里去，棚子里有水有馍馍，咱们去吃吧。”
胆小老实的他只好跟着她向地中间那个草棚子走去。
在那个铺着麦草的草棚地上，他献出了十七岁的童贞。
临离开那个草棚时，她为他的书包里塞进了两个莜面干炕子，还把那些他摘的豆角也装进了他的书包。她吻着他的额头说：“学生娃兄弟，你觉着咋样，受活吗？受活了就天天来，我给你摘多多的豆角子，到碗豆打下了，我给你炒豌豆吃……”
他当时是怎么走出那间草棚的，又是怎么高一脚低一脚走到河边的，他都模模糊糊的。到了河边脱鞋挽裤子过河时，他才似乎清醒了。天哪，这是啥事情吗？他顿时觉得浑身上下不自在，心里一阵恶心，就“哇”的一声把吃的豆角、馍馍全吐了出来。他三两下子脱光了身子，一扑愣钻进河水里。他觉得这身子脏极了，抓起河边上的淤泥，双手掬起，从头漫到脚，像搓洋硷胰子一样狠劲揉搓。当他搓到下身时，心里想到，它怎么糊里糊涂把第一次插到那个地方去了？他一气之下，把那两个宝贵的莜面馍馍和那些绿胖胖的豆角全抛进了河里，河水里立即浮游着一层绿花花的豆角。那两个馍馍也在河水中忽上忽下地栽跟头。他穿上衣裤，拖着疲惫的步子回到了他家那孔土坯窑洞。
从那以后，冯菊花便缠上了他。每当星期六他放学回到家里，她便无事找事地来到窑洞里。不是请奶奶李桂花剪裁衣服，就是找妹妹扎花枕头盖子。不过，她却再没有得过手。奶奶似乎觉察到了她的意图，总是不离左右地跟着他。有一次冯菊花走后，奶奶明确地对他说：“远儿，双宝媳妇咋迟不来早不来，每逢星期日她就来咱家，她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哩，没安好心？她跟红丑旦的事你总听说了吧？她那个德性，还爱老牛吃嫩草，你可要注意哩。”
自从自己结婚成家，又搬了家以后，好几年没有同她打交道了。她今天来做啥事呢？他本能地看了一眼西边的厨房。一股浓烟从崖顶上的烟筒眼里袅袅升向天空，窑洞里传出“片嗒片嗒”拉风匣的响声。他知道妹妹赶集还没有回来，是媳妇在做饭，说不定奶奶也在厨房里帮助做饭哩。他希望她们能出来一个，来招呼这个不速之客。
冯菊花眼尖，一眼扫见了从房门里掀了门帘张望的他，就说：“大队长兄弟，我寻你说个事。”
红志远说：“啥事，嫂子？”
冯菊花说：“我到你屋里说。屋里有人吗？”红志远生怕她闯入上房，就从房门里走出来，连忙拉上门，当房台子上一站，用身子挡住房门，以阻止她直入上房。
冯菊花看出了他的意图，就嗔怪地说：“哎哟，看你这个大队长兄弟，客人还没进门哩。先把门闭上，给领导汇报工作哩，总不能站在院里么？你这上房盖得阔气得很，让嫂子我进去看一下。”
“双宝。”冯菊花正要上台子进门，却听见有人喊她。她回头一看，见是李桂花从崖窑里出来。她头发全白了，腰也有些弯了，但看上去精神还挺好的。她说：“双宝媳妇是贵客么，今儿个是啥风把你吹来了？快到厨房里坐。”
冯菊花说：“奶奶，你如今是大队长奶奶，放着清福不享，还泥脚面手的劳动啥哩？”
李桂花说：“我闲不住么，给志远媳妇搭个帮，你有啥事呢？”
冯菊花说：“我给大队长说个事。奶奶你老人家先忙，我说完了事咱奶奶孙子两个人再拉闲。”
李桂花说：“志远，快搬个椅子让你嫂子坐下，总不能站着说话么？”
红志远就进屋搬了两把朱红色椅子，放在台子上，自己先坐了，也让冯菊花坐到另一张椅子上。他说：“嫂子有啥事，赶紧说，饭熟了吃饭。”
冯菊说：“啥事？我说两件事，一件是划地的事；另一件是揭发红丑旦的事。就说么，你们划承包地哩，咋偏心向已的，一碗水端不平？”
红志远说：“都是按人口划地，没有偏谁向谁呀？”
冯菊花鼻子“哼”了一声说：“哼，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哩，划的划了，没划的没划，还说没有偏心。我问你，咋给我家文军他爸没有划地？”
红志远说：“双宝哥如今是矿上的老工人了，他的户口没有在咱们队上，他不应该承包土地。”
冯菊花说：“那有些人咋划上了？”
红志远说：“没有啊。你说是谁？”
冯菊花说：“老齐，齐翠花。”
红志远说：“人家在咱们村劳动二十多年了。如今虽然平反了，但是人家的手续还没有办，户口还在咱们队里呢。给人家不划地说不过去。再说，老支书刚刚退下来，就给他老婆不划地，我们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冯菊花打断他的话说：“她是谁的老婆？他们连结婚证都没有办……老齐退休一走，承包地不是就多余了么？不行，你们给她能划地，我家那一口子也能划地。”
红志远皱了皱眉头，点燃了一枝烟，吸了一口说：“双宝哥都是十几年的老工人了，他迟早把你跟文军的户口一转，把你们娘们子带到城里享清福去哩，划那么多地谁种哩？”
冯菊花说：“谁稀罕他那个烟薰火燎的乱石滩？到洞子里挖一天煤，出来全身一个黑鬼，光有两只眼睛动弹哩。矿井里天天往出抬死人哩，我一听就害怕，我早晚要把他叫回来哩。年轻的时间一个人在外面好混，可如今老了，都六十好几的人了，还钻那黑窿窟弄啥？好兄弟，你就睁一眼闭一眼，给他把地划上么……嫂子对你好得很，你总要记情呢么？”
她这一说，红志远立即就想起来十年前在那块豌豆地里的草棚子里面她给他的“好处”和后来她对他的一系列的举动，心里立即涌上一股十分恶心但想吐又吐不出来的别扭感觉。他想再不能跟她绕舌了，就说：“这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去给张支书说去！”
冯菊花说：“谁不知道齐翠花是张九龄的姨娘？就是这一层关系，才给她划地哩。我想你跟她无亲无故，还跟她有梁子，她跟你奶奶，跟你父亲都有梁子，我才给你说哩。”
红志远听了她胡拉八扯地乱说，心中早就不耐烦了，就说：“这是大队研究上报公社审批的，不怪张支书，你就不要再说了。还有啥事吗？”
冯菊花见这位她曾经俘虏过的年轻队干部口气这么生硬，鼻子哼了两下，就说：“还有一件事就是红丑旦办砖瓦厂的事。他领着几十号子人开了那么大的个厂子，占了集体的多少地，难道就白占了么？这在你们干部眼皮子底下明摆着哩，你们咋不管？”
红志远咂吧了一下嘴唇，说：“那是一片子硷滩么，种粮食种不成，长草不长草，放着也是闲放着，办个厂子也给乡亲们寻个挣钱的门路……”
“挣个屁钱！”冯菊花往地下吐了一口唾沫骂起来，“那个坏松变的，宁愿掏大钱招外地民工，却不要咱们村里的人挣钱，我想让军军也跟上挣钱，他就是不要……那坏松是顶坏顶坏的个杂种……”
也许是冯菊花想起了在瓦窑里受侮辱的事，神情明显激动起来，嘴皮也青紫青紫的。
红志远当然晓得她跟红星的事，觉得好笑，就故意逗她说：“嫂子，隔墙有耳哩，小心外面有人听见，若是红星听见了，他不依你哩。他的脾气可暴哩。”
她说：“他不依能咋？我给你们大队干部先说响，你们要是不管，我就到公社县上告他狗日的哩。”
红志远说：“这是公社和县上批准的，还当作咱们公社重点乡镇企业扶持哩。”
冯菊花说：“哼，这是我们红城子的土地，准的×肿（批准）了都不行。肯定是红家的丑旦拿烟酒罐头走了公社和县上的后门，不然咋就把那么一大片地白白划给他呢？要是真个没人管，我就领着我家军军闹腾他狗日的去哩。”
公社改为乡，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不像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时热闹、气派。如今公社改成乡，改了也就改了，只不过把猫儿叫了个咪咪。不过，红星的认识却与众不同。他在与父亲红富国的争论中表现出了灵醒的一面。他说：“乡与公社不只是名字上的简单更换，而是在分配形式上有很大区别。公社是大集体，出工一大阵，劳动一窝蜂，老实的忙死了，挣死了，尖滑的人闲死了，忙人和闲人一天都是八分工分。可土地承包到户，自种自收自吃，时间由个人安排，种地由个人决定，谁要是偷懒耍尖，谁的地就没有人种，不种地喝西北风去？只要土地由自己支配了，就有自主权了。种啥不种啥，种多种少甚至不种都由着自己。”
红富国说：“人心里总觉着不是个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