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富国和齐翠花一路奔波，三天后来到延安，住进延河旅店。在登记住宿的时候，由于他们没有结婚证，旅店不给他们同登一室，两个人只好分住两间。
在登记簿上，红富国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张百旺！
这个张百旺来自河北任丘。他是不是那个好朋友张百旺呢？
红富国和齐翠花怀着急切的心情敲开了二零八号房间的门，出现在面前的两个人，正是当年的张百旺和王兰香。
“旺子”！“哥哥”！两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与此同时，两个女人也搂在一起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张百旺身体明显胖了，尽管头发花白，也有些旋顶，但年轻时英俊的影子仍然写在红光满面的脸上。他仍然穿着一身旧军装，洗得发白。
王兰香比起齐翠花来，显得年轻得多。齐耳的短发乌黑发亮，脸上除了额头和眼角上有几道浅浅的鱼尾纹之外，其他地方仍是平润光滑，泛着淡淡的亮色。高领斑马花纹的羊毛衫束在身上，显得端庄、温柔、年轻，看不出她是花甲之外的女人。
张百旺、王兰香都已经离休，这次故地重游，不想与朋友不期而遇。
兄弟姐妹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情。
休整一夜，第二天四个人一同来到地委组织部。组织部原来的老人手调离的调离，去世的去世，离退的离退，现任的部长和职员，他们都不认识。不过姓林的这位部长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知道这件事。他为四个人倒了开水，对齐翠花说：“你的情况你们县上曾发过外调函，我们仔细查阅了档案，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您的材料。第二份外调函我们已转到落办，让落办再仔细查找，调查一些当时的知情者。你们来了好，你们也可以找一些知情人，以便形成一个结论性材料，这样结案就有了依据。现在没有任何材料，谁也不好表态。”
张百旺说：“我们三个都是知情人。我们当年都是从西原县城冲破国民党的监狱，投奔圣地延安，进入革命阵营的，都在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为党出力，哪里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林部长打断他的话，说：“您误会了。现在不是在追究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问题，而是在查找原始材料，只要找到有齐翠花被打成右派的文字材料——哪怕只有一句话，我们就立即发文件平反。现在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查找材料和当事人。这个当事人就是：谁当时叫您谈话的，谁让您回原籍的，当时的情况您能回忆起来吗？”
齐翠花说：“当时的形势很紧张，头天晚上睡觉时还好好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有可能成为右派或者什么阶级敌人。记得当时我们文工团正在排练一台节目，排练到十一点多钟，大家都困乏了，就在集体宿舍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走向排练厅的时候，发现门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写着：经群众揭发，组织调查确认，下列人员有右派言论，需要停职反省，交代问题。我发现头一个人是吴勇，我是最后一个。当时我脑子里只冒出两个字：完了！随后我们十几个人被拉到地委党校。到了党校，那里已经集中了好几百人，整天学习、谈话、交代问题。一开始我承认了许多错误，比如说，给领导提意见，嫌分配角色不公，还跟个别人不团结，吵过架，还迟到早退，等等的吧？可他们批评我搔皮摸面，避重就轻，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后来在一次谈话中，经人家提醒，我才晓得是我的那一封信坏了事。其实我的那一封信上也没有说什么，只不过向主席老人家问了个好，顺便请他能给有关部门说说，把我的工作调一调。那时候没有社会经验，想事太天真。因为有一次在延安演戏，主席在接见我们的时间握着我的手说我的花旦唱得不错，还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就给他吭个气。我就真个写信说了调整工作的事。不想却惹出了麻烦。谈话的人说，那封信上有中央某领导人的批示，说我向毛主席告黑状，诬告了某领导人，攻击新中国的人事制度。我当时意识到事关重大，就无话可说。我承认了这件事以后，组织部就通知我办手续。手续办好我一看，上面写着：今有齐翠花一人回原籍劳动，请当地组织部门作好生活安排。那时候的政策要求很严，上午接到通知，下午就得动身，我只好拿了那份手续，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到兰州报到。”
林部长说：“您先停一下。听您的话，这就有了几条线索。第一条，在党校集训期间是谁经常找您谈话的；第二条，地委组织部是谁给您办手续的，他办手续的依据是什么？第三条，那份相当于介绍信的手续您交给谁了？还有，当时你们文工团谁让您到党校集训的？”
齐翠花说：“当时文工团的团长是雷波，他已经去世了，其他知情人也都分赴全国各地，无法联系。当时在党校集训时找我谈话的有四、五个人，只晓得其中的两个人，一个姓胡，一个姓刘，他们的姓名我都晓不得。地委组织部给我办手续的那个人好像是什么张主任，人家不告诉，我也不好问……”
林部长问：“那是哪一年的事？”
齐翠花说：“一九五八年春节刚过。”
林部长听了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嗨，有线索了。那个张主任就是张秀山，就是现任的地委书记，他当时是地委组织部的办公室主任。你们找到他，问题自然就清楚了。我这就派一个人带领你们去找张书记。”
林部长也显得有些激动，用手示意从沙发上站起来起身要走的四个人，让他们坐下：“你们先不要急，我打电话问一下，看张书记在不在。”他拨通了电话，喂，喂，喂地呼了几声，电话机里传出一个雄浑的声音。林部长说：“你们好运气，张书记在哩。”说完他出了办公室，喊来了一个姓王的小伙子。他对小王说：“小王，这几位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你负责把他们领到张书记办公室。他们办完事，再把他们领回来。”他回头对齐翠花等人说：“那我就失陪了。”
张秀山书记是一位清瘦的老头儿，头发全白，背有点驼。穿着一身灰色中山服。他正翻阅文件夹里的文件。齐翠花无法把他同二十年前给她办手续的那个威严的中年汉子联系在一起，倒是他一下子就认出了齐翠花。
“这不是齐翠花吗？快请坐，快请坐。”张书记摘下眼镜，起来让座，并准备亲自倒水。
张百旺从他手中接过暖壶，说：“张书记，不客气，我们刚在组织部喝了，就不麻烦您了。”
红富国说：“张书记好记性，您还记得她？”
张秀山说：“她可不是一般人，是有名的花旦，谁不知道齐翠花的名字？那一年她回老家的介绍信还是我亲手开的呢？你们到底是搞艺术的，青春常在，还不显老，你们看，我老张可是老态龙钟喽。你们几位是……”
张百旺说：“他叫红富贵，是老齐的那……那，那一口子；我叫张百旺，这是我的半边天。我们四个人都是四几年到延安的。”
张秀山笑着说：“那你们可都是老革命啊！”
齐翠花说：“张书记，我可是个老右派呀！”
听了齐翠花的话，张秀山把她仔细打量了一番，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说：“怎么，你是什么时候打成右派的，有没有平反？”
齐翠花苦笑了一下说：“就是在那一年的反右斗争中成为右派的，您不是亲手为我开的手续吗，您怎么忘记了？”
张秀山听了也有些茫然，他说：“不是吧？你搞没有搞错？在我的印象中，你齐翠花好像没有被打成右派。你们在组织部查了没有？”
红富国说：“我们反复找两地的组织部门查询了情况，咱们延安和我们那儿西原县委组织部，都没有找到她打成右派的材料。”
张秀山说：“就是呀，我记得她没有被打成右派呀？”
张百旺站起来说：“既然她没有打成右派，那么您当时为她开的什么手续呢？”
张秀山说：“当时开的什么手续我记不清了，但有一条可以肯定：打成右派是一件大事，要有自己的交代材料，别人的揭发材料，外调旁证材料，最主要的是要有定案结论性材料。那时候的右派分子一批就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都要以文件的形式下达上报、存档，绝不会给某一个开什么手续。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组织部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我哪里有权给一个人开具什么右派分子的手续呢？”
红富国说：“那您记一记，当时到底开的什么手续呢？”
张秀山拳头抵在额上，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抬起头来望了他们四个人一眼，说：“好像是哪位领导让我给你开一个介绍信，我就按照他的意思开了，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哎，查一查当年介绍信的存根就知道了。”他抓起电话拨了起来，那边传来林部长的声音。张秀山说：“小林，你负责查一下一九五八年介绍信的存根，看当时到底给齐翠花开的什么介绍信。查完给我回个话。哎，齐翠花，你也应当记着那份介绍信的内容呀？”
齐翠花说：“我当时思想压力那么大，把那份手续当圣旨一样保存，一到兰州就交给了组织部门。不过，我记得好像是下放原籍劳动改造，还要当地组织妥善安排我的生活。”
张秀山说：“就是的，就是的。介绍信上没有写你是右派吧？那么，当地组织究竟对你怎么样？”
齐翠花苦笑了一下，用嘴努了一下红富国，说：“您问问他们就知道了。”
红富国摇了摇头说：“一言难尽。介绍信上没有写右派，可人们都把她当右派对待。”
这时有人敲门，随后进来的是林部长。他双手捧着一本发黄的介绍信存根，把给齐翠花开的那张折了三角，捧在了张秀山的面前。
张秀山抓起刚才摘下的眼镜戴上念道：“陕延地组介字一九五八二十六号，甘肃省委组织部：兹有我地干部齐翠花，括号，非中共党员，括号，回原籍贵省西原县官泰乡红城村劳动，请接洽，安排好生活。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他念了一遍，又重复了一遍，似乎要从中找出当初为什么要给齐翠花开出这样一份莫名其妙的介绍信。他说：“不对呀，既然是给甘肃省委组织部发介绍信，就应该到陕西省委组织部换介绍信，以陕西省委组织部的名义通知甘肃省委组织部（当时两原县归甘肃省管辖），怎么一个地级组织能给人家省级组织部发通知呢？这不符合行文程序，这不符合行文程序。”
林部长圆场说：“这仅仅是一份介绍信，还算不上文件，在当时工作程序还不规范的情况下，也不为过错。是您写的没有问题吧？”
“没错。”张秀山肯定地说，“记得当时她报出齐翠花的名字的时间，我还仔细打量了她一番哩。我看过她演的戏，也在收音机里听过她的秦腔，但没有面对面地接触过。所以当她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特意留意了她……”
“张书记！”张百旺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我们还是谈谈实质性问题吧？因为您大书记的一纸手续，她不明不白地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如今人家全都平反了，而她还没有着落。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件事您得有个说法！”
张百旺炯炯的目光和强硬的口气，使张秀山又一次摘下了眼镜。他说：“我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为他随便开手续，我也是受人指派呀！”
张百旺说：“您受什么人指派，总该有个人吧？线索总不能到您这里断了吧？”
红富国说：“指派您的人肯定官比你大，究竟是当时的组织部长，还是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你不能没有一点儿印象吧？”
齐翠花用手绢捂住鼻子，呜呜地哭了起来。
林部长连忙圆场解围，他说：“各位都不要激动，事情到了这一步，应该说有很大的进展。快下班了，咱们先到饭馆吃饭，我请客。明天我再仔细查找档案材料，争取把齐翠花同志的事情来一个彻底解决。张书记您看这样能成吗？”
张秀山连忙说：“就是，就是，齐翠花同志的问题应当彻底解决。你们组织部和落办派专人负责这件事，我再想想看是谁当时让我给她办手续的。”
在组织部安排的饭桌上，林部长一再表示，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四个人心里自然高兴。四位好朋友二十多年后再会延安，真是天作之合，就都喝了点酒。两位男人喝得更多，带着微醉回到了延河旅社。他们四个人重新调整了床铺，红富国，张百旺两弟兄住一屋，齐翠花、王兰香住一屋。话题自然谈到齐翠花的婚姻方面。张百旺说：“哥，你跟翠花姐在一个村二十年了，你们到底有没有感情？你要给兄弟说实话。”
红富国说：“兄弟你知道，哥是个实在人，不会掩饰感情。我要是对她没有感情，我能明里暗里地照顾她吗？我能不怕犯方向路线错误提出与她复婚吗？我能背着虚名陪她到这里来吗？唉，你嫂子她好像心里一直想着大勇哩。”
张百旺说：“还提大勇干什么？大勇早都跟别人结婚了。其实也不能怪大勇，他是为了你老哥好。可爱情这东西他妈的就是不同别的东西。现在翠花嫂子应该调整心态，面对现实。跟你富贵哥在一起，是她的福分。”
红富国说：“她心里装的事儿多。她考虑最多的恐怕是她的平反问题。”
张百旺说：“哥，兄弟问一句不该问的话，你可要实话实说。”
红富国嗔怪地说：“看你这个旺子，咱兄弟谁对谁呀？咱们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你又不散布反党言论？”
张百旺说：“咱都是老党员，老革命，当然不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兄弟想说说老哥您的事。老兄，这些年来，您跟翠花姐有过那事情吗？”
红富国反问：“你说呢？”
张百旺说：“您看您看？咱兄弟之间，您老哥还给兄弟来这一套。老实说，到底有没有过？”
红富国深知这位兄弟的秉性，就说：“哥的情况你是晓得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张百旺一屁股从床上坐起来，冲着他说：“不对吧？那您去年在信上怎么对我说的？原来您是在骗我呀？是怕我再给您寄钱治病呀？你看你这个人呀，钱重要还是身体重要？怪道人家翠花姐不跟您复婚。您那个样子，人家跟您复婚干什么？你这个人呀……”
红富国见张百旺生了气，心里暗自发笑：他还是那个脬牛脾气！就说：“兄弟，都成老头子了，还是那个犟脾气。说实话，哥好着哩。不信你明天问问你翠花嫂子去。”
张百旺说：“我是个急性子，我等不到明天。我现在就想知道，您是真好了还是假好了？”
红富国笑着说：“真的好了，都成老屁筒了，谁还哄你干啥？”
张百旺听了，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拍起手来。他开了房门出去了。不一会儿，推拥着齐翠花进屋了。
齐翠花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有些紧张，站在地下不知所措。
张百旺瞪着血红的眼睛冲着她叫道：“愣着干啥？还不赶快把衣服脱了睡觉。兄弟我把话可说明白了，你们可不能各睡各的觉，你们得有行动。我明天可要亲自检查哩！”
红富国裹着被子坐起来，嗔怪道：“旺子，你这个不安分的家伙。让人家服务员查出来，那可是犯法的事。”
张百旺说：“你干你的事，服务员查出来我当着。延安时期出生入死的老革命难道在和平年代连个×都不能日？”
齐翠花红着脸指着张百旺说：“旺子，都当爷爷了，还是这么没个正经。”她说着返身就要出门，却被过来看究竟的王兰香堵住了。
张百旺说：“老婆子，今晚夕可不敢放过她。”
王兰香也明白了，就笑着说：“姐，再没有旁人，您就跟富贵哥睡吧？”
张百旺顺手把门压上，压低声音说：“出门在外，图个快活。今晚夕是天赐良缘。咱们兄弟妯娌四个人今晚夕来一个竞赛，看谁厉害。今晚夕少不了这个数……”他伸了三个指头。
张百旺拉着王兰香出门走了。齐翠花还是站在地下不动。红富国指着另一张床说：“坐下吧，站着干啥？”
齐翠花用嘴呶了呶门外，示意张百旺两口子可能在门外偷听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