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物质生活极其匮乏，就是靠精神力量支撑的。但那个时代，精神又远远高于物质，是一个“跛子”。砸碎了偶像，在找到代替品之前，国人又一窝蜂地滑向了物质一边。就像从船的一侧，全部涌向另一侧一样，船还是倾斜的，同样危险。
再看文化事业：小说、戏剧、电影、电视、音乐等，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代表作品和人物吗？
一些票房好的电影都是大的商业制作，能够值得看第二遍的几乎没有，电影的考核指标是票房，电视剧以“集”计价，都是商业利益第一。
如果说电影、电视过于商业化，那文学作品呢？你能举出称得上“大”的作家吗？坊间流传的都是所谓“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不知是缺乏产生的土壤，还是缺乏时间的过滤。不要说没有像鲁迅那样鲜明观点的作家，甚至像张爱玲这样小资情调的作家也是毫无踪影，更不用说像曹雪芹这样的大家了。
翻译的书基本不能看，许多看不懂，或者看得很累，傅雷这样的翻译家似乎已经绝迹。照理说和那个年代相比，外语人才更精、更多才是。听一个出版商朋友讲：许多翻译的书都是学校里的学生译的，按字付酬，这些人基本没有受过翻译的训练，也不懂专业术语和概念，译出来的东西自然拗口，难以阅读。
讲到戏剧和音乐，《茶馆》这样的作品是不敢奢望的了，就是样板戏这样有风格的东西也没有了，话剧只有龟缩到所谓小剧场里，在小众里找些生存的空间。而古典音乐作品是肯定没有的了，就是流行音乐也是以港台、欧美为主。
最后看看艺术。绘画和雕塑倒是有一些商业上很成功的案例和“大家”，由于我对艺术不是很精通，不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若干年后，能不能留下一些类似于八大山人、徐悲鸿、齐白石之类的瑰宝？对于这一点，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幸运的是，古今中外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让部分知识白领和有艺术品位的人能够躲在象牙塔里休息、陶醉片刻。但真正能够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字、声音、图画与影像在哪里呢？“量”能够弥补“质”的不足吗？
京剧、昆剧、黄梅戏等的衰落，也许是它们的表现风格和这个时代差别越来越大。而互联网赫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准语言。它代表了对称、透明、平等的现代的特点，但同时也有平均和俗媚的缺点，但愿类似“芙蓉姐姐”和“超女”这样的现象，只是暂时的。
精神的东西非常重要。只有充满远大理想的人，才能有大的抱负；有了大的抱负，才能有大的胸怀，才能成就大的事业。
我们今天的政界、商界领袖有多少人怀有理想？理想的成分又有多大呢？如果我们仅仅将眼光盯在GDP、盯在财富上，政治家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伟大的时代，企业家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伟大的企业。
现代的中国，需要从容，需要淡定，需要平和；要少一些浮躁，少一些虚荣，少一些投机。
我们物质了，太物质了！是时候去重视我们的精神了！基于精神世界的文化产品可能是条重要的线索，或来一次文化复兴，也未尝不可。
焦虑的中国人
这种全民、全社会的焦虑，不仅可以通过在公共场合观察人们的面部表情看到，也可以在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中感知。
仔细观察各种公共场合里的人们，注意一下各类境遇下人们的表情，你会感受到一个明显的信息：焦虑，普遍的焦虑。这种情绪已经蔓延，成为一种全民行为模式，某些极端的行为可能就是这种“焦虑症”的升级和失控。
农民为儿子娶老婆焦虑、农民工为打工赚钱焦虑、白领为买房焦虑、主妇为孩子上学焦虑、商人为赚钱焦虑、公务员为升官焦虑、学生为升学和就业焦虑、士兵为退伍后融入社会焦虑、老师为职称焦虑、失业者为基本生活焦虑、老人为看病和养老焦虑、股民为股市的暴跌焦虑、深交所为创业板的疯狂焦虑、房地产商为多变的政策焦虑、煤老板为国有化浪潮焦虑、地方政府为债务和地产新政焦虑、中央政府为平衡各种矛盾焦虑、外资企业为员工要求涨工资焦虑、上海市政府为世博参观的人数太少或者太多焦虑……
这种全民、全社会的焦虑，不仅可以通过在公共场合观察人们的面部表情看到，也可以在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中感知。
一是越年轻的一代，越是物质化。从80后到90后，越来越屈服于物质。因为就业、住房、虚荣等因素，使得他们对于各种选择更加倾向于考虑物质因素，情感、人文的因素越来越少。
二是屡禁不止的贪腐。除了体制上的寻租空间以外，最关键的在于外界物质的诱惑和自身掌握权力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衡。这些人大都是社会精英，在社会转型期，处于权力顶峰的他们看到外界许多财富的爆炸性增长，往往无法释然。加上对于自己言行，甚至人格的压抑，这种焦虑感更强。焦虑的结果就是铤而走险，以求解脱和释放。有位贪官将拿来的钱藏在床底，并不使用，就是这种“焦虑强迫症”鲜活的例子。
三是一些富人的炫富消费。中国富人们的购买力已经不再是新闻，而是一种现象和常识。从美国、新加坡、香港特区、巴黎等地的名品店、免税店配备懂中文的服务人员就可验证。许多人卖名牌，表面看是跟风和追求时尚，本质上是自我的缺乏。他们买这些名牌，并非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希望通过这些名牌体现自己的身份，甚至获得社会的认同。虽然他们属于“先富起来”的那群人，但是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是不能和公务员相比，并且由于历史的缺乏，也没有显贵的名号或家族可以标识，名牌、名车、豪宅就成了他们试图找回自我的异化手段。学历低的富豪们对于学历的追求，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此点。在中国企业家的履历上，你很难看到小学、中学，甚至大专的学历，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进修班、EMBA班获得了本科、硕士的文凭。没钱的小白领买的是假文凭，有钱的富翁们花钱得到的可是真文凭。美国许多类似的企业家恰恰相反，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始终强调他们是辍学的“坏学生”，以此来说明他们的与众不同和不循规蹈矩。美国企业家的这种“从容”恰恰反衬了中国部分企业家的焦虑感。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来这种标杆示范作用非常明显。现在全社会都在向“钱”看齐：政府考核GDP、企业家攀财富榜、毕业分配比工资、嫁人看住房。在物质人均值依然贫乏的中国，人们的期望和现实的距离依然巨大，使得人人都被物质煽惑得非常焦虑，造成了众多晚归的丈夫、远离亲人的农民工、夜夜宿醉的官员等。
在偏远的乡村，在欧洲的小镇，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情景，那里的人们未必富到流油，但是，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平和而安静的，他们的步态是从容而悠闲的。两相对比，我们的贫乏和苍白是多么显而易见！
焦虑是一种心态，但严重的焦虑感就是种心理疾病。心病还要心药来治。医治焦虑的良药是信仰、是梦想、是诗歌、是音乐、是绘画、是舞蹈、是戏剧、是哲学、是创造、是爱、是同情心、是善良、是宽容……甚至也可以是物质，是充沛的物质。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创造财富的道路，我们还要继续寻找创造内心平和的道路，以克服我们内心越来越严重的焦虑感。
中国的四大“难”
看病、上学、住房和养老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要素组成，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责任，不能只重视GDP的增长，忽略了长期的、更根本的问题。
中国目前面临的几大难题：看病、上学、住房和养老，都与过度商业化相关。在市场经济初期，政府经验不够，在以上几大方面的过度“市场化”，使得这些和民生密切相关的行业出现了诸多问题。
看病难
看病难主要在于两点：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看不起病；普通百姓找好医院、好医生难。
目前主要医院都是国有，但却是企业化管理机制，医生奖金和医院考核都和利润相关，这就会出现：一个小感冒要花上几百上千的费用；用进口药而不用国产药，用昂贵药而不用普通药；抗生素更是乱用、猛用。这样就使得普通收入者看病贵，看不起病；进城务工者几乎没有医疗保险，大多是自费，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
也同样是国有机制，差异化收费和医疗资源差异化分配不够，即使有差异化也不够大，这样就使得好的医生和设备都集中在大医院，而且收费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医院的名医基本都是排长队，有些要凌晨就去排队，才能拿到预约号。想要病床一般也是很难，有时托人、走后门才能搞定，有钱也没用的。
解决看病贵和看病难的问题，我建议:
建立遍布社区的医疗网络，从社区卫生所开始，为普通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建立覆盖全体公民的医疗保险制度，让所有人小病看得起（不见得是名医、大医院），大病有保险。
让一部分医生开设私家诊所，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以服务于高端人群和解决大病、疑难杂症。现有医院除正常医疗服务外，还提供设备、病床等后勤服务，私人医生和诊所可以有偿使用。
上学难
上学难跟看病难非常相似。一是到城市务工的家庭子女无法在城市就读，或者就读以后无法参加当地升学考试；二是好的学校非常难进。
第一种情况主要是，城市的原有学校容量无法满足新增的进城务工者子女就读的需求，而当地政府也没有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而对于城市一般家庭子女来说，想要进好学校也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同样受商业环境的熏陶，名校就设立许多赞助费、择校费、补偿费等收费名目，以增加学校收入、改进学校设施、改善教师待遇。在主管单位三令五申之下，表面收费是行不通了，那就是开后门、托关系，更加不公平，更多暗箱操作。
解决上学难的问题，一是多建学校。所谓“民工学校”除了有歧视的味道外，其实是应景之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大城市政府手里有充裕的资金，不要单单看到GDP指标，而是应该抽出相当的资金来新建更多的学校，以解决全体城市建设者子女上学的问题。
二是按照就近择校的原则，抽签录取。而这个“就近”不是按照户口，而是按照常住人口的标准。
住房难
住房难难在大众消费者想买买不起，许多适龄青年虽然有体面的工作，不错的薪酬，但就是买不起房。
由于种种原因，房价被推波助澜，甚至到了泡沫的程度。只是苦了普通的工薪阶层，想在城市里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多难啊！居者有其屋是大多数劳动者正当的权利，也是应得的回报。就连平常农村人家，也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屋而自豪、而努力的，何况标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呢？
关于住房，我觉得新加坡的“组屋”政策非常好，值得借鉴和引入。
新加坡的大部分国民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基本上是政府开发的“组屋”。这些“组屋”由政府统一开发，统一销售。而且“组屋”不能在市场上自由流通，要卖只能卖给政府；二手组屋也是政府定价，政府出售。这样就完全控制了“组屋”的价格，没有人有空子可钻。而且“组屋”不能出租，只能自用，想要用低廉的价格来投资也没有可能。但是“组屋”的设计往往不一定是最好的，公共配套，如游泳池、网球场等基本没有，但价格非常实惠，通常，同样地段的组屋价格是商业房产的三分之一。
如果想住得好一点，或者对于外国人，可以买商品房，比如共管公寓，价格完全随行就市，政府只是防止出现泡沫。一有泡沫的迹象，政府反应很快，而且调控效果显著。
中国政府的强势和有效性一点也不亚于新加坡政府，完全可以借鉴新加坡“组屋”的管理模式。
养老难
养老难表面看与商业无关，实际上也是密切相关的。一是欠债，二是贬值，三是缺位。
欠债指的是现在大家交的养老保险，实际上是用在过去的老人身上，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没有交，国家也没有拿出额外的钱来弥补，就寅吃卯粮。
贬值和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关。中国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高增长和高通胀共生，使得现在交的养老保险，即使没有拿去“补洞”，未来也会贬值得非常厉害。
缺位主要是对于进城务工者而言，如果政府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即使企业想做，也缺乏相应的渠道。那么这些人就是光工资，没有相应的养老保险、公积金之类。挣了钱就存银行，防老、防病、为子女。最近刚刚开始可以跨区域缴纳养老保险，但许多制造业和服务业并没有按照政策执行。
国家追求GDP增长、企业追求利润，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养老等问题，因为时效性不强，目前问题不突出而未予充分重视，但总是要还的。
看病、上学、住房和养老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要素组成，政府应该主动承担责任，不能只重视GDP的增长，而忽略了长期的、更根本的问题。经济、商业是市场化的内容，让企业多操心；政府营造好的环境，解决重要民生问题，搭建公共平台。这样的“各司其职”，可能更有利于持续性增长与社会的和谐。
藏富于民
古人讲“藏富于民”的道理，可能我们早已淡漠，或者有意忘记，倒是西方人在认真实践。
社会财富分配
政府一直想将内需启动起来，避免仅仅依赖出口的“独脚”经济。但是努力了多次，效果都不好，往往总是靠投资来起到另一条腿的作用。所谓的三驾马车，实际上是靠出口和投资在带动着中国经济的庞大身躯向前走，内需始终是一条短腿。而靠投资拉动的经济，一是效率低，二是浪费大，三是不持久、不稳定，可持续性差，四是有高通胀的风险。
为什么内需拉动不起不来，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企业、百姓手中的钱不够多。实际上社会的财富是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分配，有一方多了，其他人就少了。
下面是引自《中国证券报》的一段文章：
近几年财政收入增幅连续保持在20%以上，约为GDP增幅的2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一路走高，2007年这一比例更是突破20%。综合考虑2008年减税和宏观经济形势，2008年财政收入增速仍有望保持20%以上。
虽然20%左右的指标表面上看来不是很高，但如果加上偿还国债支出、社会保障费收入、预算外支出和制度外支出后，财政收支将占到GDP的30%以上，这一比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当，即1978年30.8%的水平。近几年来，全国财政收入一年一个新台阶，继2003年突破2万亿元，2005年突破3万亿元，2006年接近4万亿元，2003年至2007年五年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增加10万亿元，年均增长22%。
1.22的五次方是2.7倍，也就是2008年的财政收入是2003年的2.7倍。大家可以算一算，如果不考虑个人的职位升迁因素，大家2008年的个人收入和2003年相比有没有增加2.7倍呢（这里不考虑中彩票的人和新上市企业的人员）？全国企业的平均利润有没有增加2.7倍呢？显然这一分配比例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