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曙生——江城走出的登山探险家
曾曙生（1939—2002.2）出生于武汉地区的一个体育世家。父亲曾子忱生前是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教授。曾曙生七八岁在武昌昙华林小学读书时就和孩子们一起爬奥略楼（1956年因修建长江大桥而拆）。及长，升入武昌昙华林中学（即今天的第三十三中），一年级时，体育老师和生物老师带他们去登黄陂木兰山，老师让学生们发挥想象力，各自不重复别人的攀登路线登顶，这让他感到十分的新鲜。高中二年级时，受到《三个忠实伙伴》电影的影响，萌发了组织水上旅行队的想法，曾曙生试着给共青团武汉市委写了封信。没有想到团市委十分支持这个活动，并无偿地借给他们两条木船，一条是1.5吨的，另一条是3吨的，曾曙生立即选队员、购食品，组成武汉市中学生水上旅行队，利用暑期从汉口的四官殿下水直放黄石市。几十年后，曾曙生总是乐呵呵地说：蛇山、木兰山的登山活动竟然成就了我从事登山探险的起跑活动，长江上的“漂流”使我凭添了勇往直前的勇气，是故乡武汉给了我山缘。
1957年，曾曙生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矿业学院地质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曾曙生参加了登山运动员训练班，知名登山教授给学员们讲登山史，攀岩、渡河、冰雪、结绳等技术和测量、气象、高山生理、高山危险保护等知识，这些知识让曾曙生明白了在武汉的木兰山登顶只能算是群众性登山活动。为此，曾曙生和一个同学第一次闯进国家体委登山处的大门，要求参加1960年我国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居然得到了批准。大学期间，他代表学校参加过多次重大的登山活动，因而毕业后被选入国家登山队，成为一名登山运动员。作为一名登山运动员，他曾以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攀登过珠穆朗玛峰、公格尔九别峰、希夏邦马峰和慕士塔格峰等重大登山活动，为中国登山队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展的一系列震惊世界的登山运动做出了贡献。80年代后期，他先后担任国家体育总局登山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中国登山协会主席、中国登山协会顾问、亚洲登山联合会副主席，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登山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为此并荣获国务院专家津贴。
曾曙生的一生是与高山巨岭、雪域冰川结伴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登山队活动的方方面面，他的名字铸就在中国登山史精英的行列中。
与高山巨岭、雪域冰川结缘
在曾曙生的登山生涯中，他曾27次进藏，25次来到珠峰地区，或科考或攀登，更多的时候则是指挥中外登山界的运动员攀登。与珠峰结下了情意绵绵的山缘。
曾曙生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时，他身兼摄影、无线电发报和科考3项重任，在登到7850米的高度时，一位队员的手套丢失了，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手套给他，于是那位队员登顶了，而他在珠峰留下了遗憾。1977年7月他曾经登顶7435米的托木尔峰（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境内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境线附近，属天山山脉中天山区），1984年登顶6858米的阿尼玛卿峰（昆仑山系支脉阿尼玛卿山的主峰）……还登顶过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位于中国西藏南部尼泊尔边界附近，旧称高僧众赞峰，喜马拉雅山脉中段高峰之一）和慕士塔各峰（位于新疆阿克陶县与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交界处，海拔7546米）、格拉丹冬雪峰（位于长江源头的青海唐古拉山脉，海拔6621米）等，还指挥过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南迦巴瓦峰（西藏林芝地区最高的山，海拔7782米）和中韩联合登山队攀登罗波峰（冈底斯山脉最高峰，海拔7095米）的活动。
曾曙生自己没有登峰造极，但他却使许多中外登山家登峰造极。最为人所知的是1988年5月5日，中央电视台直播的中日尼3国联合双跨珠穆朗玛峰的壮举。曾曙生作为3国联合登山队的首席队长、中方北侧队长在珠穆朗玛大本营帐篷里指挥攀登大军。这次北边队员从珠峰北坡登顶后与南侧上来的队员在峰顶会师，而后北边上来的队员从南坡下山。这号称世纪双跨越的壮举，让人们记住了双跨珠峰的登山家们，也让人们记住了这个镇定自若、豪爽热情的指挥者曾曙生。由于这次双跨的成功，曾曙生获得国家体育局的记功奖励和授予的荣誉奖章，并接受了尼泊尔国王颁发的王国劳动勋章。
1993年，曾曙生参与指挥海峡两岸登山界联合攀登珠峰登顶活动成功后，台北《民生报》记者发表了专访《登峰造极》，文中说：“曾曙生这个官员，这个角色，实际是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峰的灵魂，这位世界上登山探险界响当当的人物，他才是我们这次联合行动的核心人物，也是一号人物。”
北坳，在历史上曾经是北坡传统路线上的第一个天险，相对高差达400多米的冰雪墙矗立在面前，让人心灵震撼，还要面对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雪崩等死亡威胁。20世纪英国第一支珠峰探险队就是在此遭遇雪崩，7名夏尔巴协作人员丧生，探险活动失败。
北坳冰墙对于现在的职业登山家来说已经不再很难。爱好登山运动的著名记者赵牧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道：“1988年，在中日尼三国登山队实施珠峰南北跨越前，北侧中方总队长曾曙生在作战前动员令时说了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对旅游者来说，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就已经是他们的终点站了。但是，对中国登山队的队员来说，约6500米的前进营地才是他们的起点。大本营是汽车可以达到的高度，前进营地是牦牛可以达到的高度，北坳对于登山者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所以，登山运动员到了6500米就得忘掉自己前面的高度，离开牦牛的帮助，完全靠自己向上攀登了。”
曾曙生一生25次进入珠峰地区，在世界屋脊上演绎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他笑傲生死，几次遇雪崩被雪埋，皆因命大而死里逃生。
曾曙生生前曾对记者这样描述到他的登山生涯道：
我这一生，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几磕鬼门关。1977年7月，我们侦察7435米的托木尔峰时，两个小时曾亲眼看见大小雪崩120次。那次上山我们选择了左侧的线路，待上了山后听到雪崩后往右侧一看，天啦！雪崩恰恰就发生在右侧的路线上，整个山谷顿时被白色的气浪所弥漫。到处堆满了巨大雪堆和冰块，真乃感谢上帝，我们走在了右边。珠峰我前后去过20多次。我们4位队员攀登到7800米处时，天气突然变坏，下撤时，我走在了最后边，走着走着，一位伙伴的两只冰爪全坏了，在这样的冰雪岩石上攀援下撤没有冰爪是不行的。于是，我解下了一只冰爪给他。谁知我迈了没有几步，没有冰爪的那只脚一滑，整个身子一个前翻就栽下了山去。头脑中只闪了两个字“完了”。眼前一黑什么也不晓得了。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帐篷顶上。把里面的两个小伙子吓了一跳！以为是雪崩雪块掉上帐篷顶上了。我这时往身后一看，吓坏了——两边都是近千米的绝壁悬崖，无论我掉在哪一边，皆会粉身碎骨。
可登山探险又是太迷人的事业。每一次进山都很新鲜奇妙。有一年，我们攀登希夏邦马峰。一天，我和同伴担任运输任务，背着通讯器材和食品到6180米的营地去建通讯中转站。中午刚过，一股黑云压了下来。阳光普照的日子突然变成了黑夜一般。我们手中的冰镐的金属部分发出一层蓝光，并伴有呼呼的声音。这还不奇，突然我发现自己头上的头发一下子变粗变硬了。我们相互一看更吓人，每人的眉毛都发出忽明忽暗的蓝光。于是谁也不敢碰谁，直到带电的这片乌云逃过去了，我们才恢复正常。这就是高山高空雷击现象。在处于雷击的危险中时必须十分镇静。人可带电但也可以逃电呀……我又一次死里逃生……
曾曙生在登山事业的岁月中，曾因在登山中因冻伤致残；在队长的救助下几次死里逃生，但他仍无怨无悔。及至到了晚年患心脏病，在医生严禁进山的情况下，他仍不顾个人安危，几次坚持亲临登山现场，2000年春，曾曙生仍抱着氧气瓶在冈底斯山里5000米处指挥中国登山队员攀登。为了表彰他为中国登山运动做出的贡献，国家体育总局先后为他记一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获得国家体育运动一级奖章、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各一次。
作家张健写了一本叫《珠穆朗玛之魂》的书，书中很多段落是写曾曙生的，诸如“心中那座珠穆朗玛”、“‘司令官’曾曙生”、“珠峰，我要对你说”……
登山运动的开拓者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曙生敏锐地感到改革开放给登山事业带来了发展的的历史机遇。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国内外的形势，他联合几位同志率先提出对外开放我国山区，吸引外国登山队来华登山的建议，使中国登山事业走向世界。这个建议经过有关方面努力，很快得到了国家体委和党中央的批准。1979年秋，中国迎来了第一批来华登山的外国登山队。
人与山相逢便会产生故事，便会提升品格。这是曾曙生的名言。1985年，曾曙生担任了中日纳木那尼联合登山队报道队队长。1986年担任国家登山队副队长后，他又殚精竭虑地和同志们一起力图开辟一个更为广阔的登山市场，迎来世界五大洲登山界的朋友。1988年，他作为中日尼3国登山界从南北双侧攀登珠穆朗玛峰联合登山队北侧中方队长，成功实现了顶峰会师、南北跨越及电视直播的壮举；1993年，他又担任了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峰大陆方面总队长，为整个登山活动圆满完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98年，他担任了中斯联合攀登珠峰的总队长，取得了再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的成功。在与国外登山界的交往中，曾曙生充当了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民间外交使者，为海峡两岸和中外登山运动的交流和合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因而在国际登山界享有声誉，受到国际登山界人士的尊敬。
1995年起，他开始主持中国登山协会、国家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党政全面工作。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登山事业面临着在开拓发展上和经济支撑上的不少困难，但他没有退缩，勇挑重担，团结大家共渡难关。作为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领导，他对地方登山事业的发展十分关注，在80年代中期，他和其他同志分赴国外考察，到一些山峰进行实地侦察，为开放山区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他率先提倡群众性的攀岩活动，加大了对攀岩运动的推动力度，积极指导和协助西藏、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地开发山峰资源，发展地方登山活动，使攀岩运动很快发展成为中国登山事业一个新的运动项目，带动了处于边远及经济落后的山峰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为了使全国性的登山活动健康发展，他直接组织指挥了中国登山运动员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系列活动，完成了又一个登山史上的壮举。
在中国登山事业处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时期，曾曙生对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老同志关怀备至，经常问寒问暖，关怀大家的生活和健康，尽最大可能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而对待自己的亲人，他却公私一点也不含糊。曾曙生的姐姐曾立慧，是长江日报的资深记者。作为长期负责国家体育局登山探险方面的总负责人，有多少进藏上山的活动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安排一位地方报社的记者参加呀，可他就是不答应。无论他的姐姐说破了嘴，他就是不开这个后门。一直到了曾立慧离休之后的花甲之年，才得以自费进藏采访完成了走昆仑的夙愿。曾曙生认为，你是一个文化记者，即令给长江日报一个名额也只能是体育记者或摄影记者去，也轮不到你呀？！再说山上的给养包括各种食品和饮用水都要用牦牛背上去。你这大年龄要占一个车位叫我如何安排……
作为一个优秀的登山探险家，开拓创新的登山事业的领导人，不遗余力的登山运动的推动者，曾曙生在1999年退休之后仍老骥伏枥，奋斗不已，协助新的领导班子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2000年，曾曙生促成了中国首次攀登世界第二高峰喀喇昆仑山脉主峰乔戈里峰的活动，实现了中国几代登山人的梦想。
挥之不去的人格魅力
2002年10月14日上午，应中央电视台的邀约，曾曙生在为迎接中共十六大的召开制作的专题节目《中国登山设备器材变化》准备资料时，因突发心肌梗塞卒死在工作台前。当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和中国登山协会秘书长于良璞按时于中午1点钟去接他时，他已经平静地离开了人世，倒在他挚爱的并为之献身的登山事业办公桌上。临走前，身着红色登山服的曾曙生的手上还拿着一盒登山资料的碟子。
丧讯震惊了五洲四海。海峡那边的《民生报》10月16日在四版头条位置刊发了《中国山协主席曾曙生走了》的长文。副题是“我们少了一位优秀的登山前辈，一位兄长和好朋友……”
得知消息，1993年攀登珠峰时的台北队领队李淳蓉女士推迟了赴美的班机，专程从台北赶来北京奔丧。她拿着刊载他病逝消息的《民生报》，长跪灵前细数当年的珠峰指挥营地的司令帐内的深情厚谊。16日晚，北京降大雪，从韩国首尔飞往北京的飞机迫降大连，这使专程前来奔丧的亚洲登峰联合会和韩国登山协会的朋友焦急万分。幸好，半夜雨住，飞机才能于午夜1时降落北京。这异国山友还有日本京都山岳会的奔丧者，他们按照自己民族的风俗长跪于灵前献上鲜花和香烛，掸上几滴清酒，祈死者安息……
冰峰雪岭育桃李，死亡线上铸英才。曾曙生一生培养了中国登山界的好几代登山名家。李致新、王勇峰等弟子就是在他的具体策划、直接组织领导和指挥下，成功地攀登全球七大洲的7座高峰。李致新、王勇峰、陈建军等这群生死与共的硬汉子在曾曙生的灵前磕头痛哭，以泪洗面，并表示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教诲，完成老师未竟的事业。
在其亲人和弟子们的安排下，曾曙生的骨灰归葬北京西郊万佛园内梅里雪山17勇士墓塔之侧。在他们看来，这里白崖如雪宛如他心中耸立的雪岭冰峰，这儿峭壁如崖，他可常在这里策划和指挥方兴未艾的攀岩运动。与梅里雪山17勇士在一起，他还是他们的曾老头，风雨晨昏唠唠嗑儿，侃侃大山，就像他们在雪域冰川上一样快活。（作者：曾立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