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将荀子学说中的性恶论和功利主义推向了极端。道德的花环，被他当做残花败草扔到一边去了。买卖关系、利害关系、交换关系，这才是人际之间亘古不变的定律。卖轿车的盼人富贵，卖棺材的愿人早死，这不是说前一个人比后一个人高尚，大家都不过是各为其利而已。甚至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有利害关系的结合。父母生儿则喜，生女则忧，不是喜欢儿子，是喜欢自己长远有靠；不是担心女儿，是担心自己老来无养。上古时期，人民都生活在野外，不胜禽兽虫蛇之害，这时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解决了居住问题。人民为了购买这一专利，就奉他为王。后来燧人氏钻燧取火，解决了吃饭问题，他又被尊奉为王。所以国家的起源，在于某个智慧人物的崛起，他有能力解决人民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国家权力来源于当权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换。
如果继续推理下去，韩非原本也能获致某些民本思想的。假如君主不再能满足民众之急需，他的交换价值就没了，权利基础也随之失去。人民群起而造反，废除君主，也该是“利”所当然吧？大概韩非不会反对。既然人人“利”字当头，谁也不能声称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没有道德的判断标准，那么谁在竞争中获胜，谁的利益就是正当的。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韩非不愿说得这么明白，免得吓着了胆小的君主。
墨子的国家起源说比较独特，他认为天子之设立，是为了统一思想的需要。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边“思想控制”一节详细讨论。
冯友兰1920年9月2日的日记写道：“自战国以后之政治纯为法家之霸道所统治，而法家则道、孔二家所合成者也。三代以后行王道之人，一王莽，二王安石是也，但皆失败。”王莽、王安石究竟有没有推行王道，还可以再商量，但自孟子区分“王”、“霸”以来，霸业之兴旺，王业之不振，却是人所共睹的。俗语谓“称王称霸”，将王霸混同，无意中道出了一个真理：王道常常是遮掩着的霸道。
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是说，如果用政治和刑律来教导、约束人民，人民表面上可以循规蹈矩，但只是为应付官府了事，道义心却丧失了。反之，如果用道德礼义来教化、诱导人民，那么秩序、善行和良知就可兼得。
这两种统治术的差异就被孟子发挥成“王”、“霸”的理论。孟子认为，“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以德”和“以力”的不同。靠强力强加于人的，是霸道；靠德行推行仁义的，是王道。靠强力压人，别人并不心服，只是苦于力量不足，一时隐忍不发；以德服人就不同了，别人心悦诚服，甘心顺从，好比千里良驹被降伏了，不待鞭策，自然纵横驰骋。
孟子反对的暴力，主要有两类。一是法家用刑罚和赏赐在国内强行实施法令，老百姓只因惧刑贪赏，这才遵守法令。这种做法是胁迫和引诱人民，是利用人的弱点而非发展人的自由自觉的品性，因而不可取。二是法家发动的兼并战争。孟子深恶痛绝地说：“春秋无义战。”还说：“善战者服上刑。”以武力征服别国，乃至统一天下，孟子都很看不起。有学生问他：您要是在齐国当了卿相，能做出管仲、晏婴那样的大业来吗？孟子沉下脸来，说：你怎么把我比作管仲？他受到桓公如此大的信任，却建立了如此小的功业，你怎么拿他和我比？听起来好大的口气，不过孟子自有他的说法。
孟子宣扬的王道，也称为“王政”，就是用仁义礼乐来说服教育老百姓。王政为什么能够实行呢？这根源于统治者的“仁”，也即“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只要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理天下易如反掌。孟子把孔子的内圣之道，发展成由内圣推出外王的“仁政”说。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牵去待宰，十分不忍，命令用羊替换它。孟子见机指出：这就是宣王的不忍人之心，只要扩而充之，推而广之，就可以行王道了。齐宣王推辞说，寡人毛病很多，又贪财又好色，怕是不行。孟子真是好口才，马上说，那好办，您只要照顾到百姓同样的欲求就可以了。不过宣王终究是齐国国君，大概喜欢管仲甚于孟轲。
荀子虽然保存了儒家对王道的偏爱，但也明显地与霸道和解了，不像孟子那样视霸道如仇寇。当时秦国是最富强的，也是法治最彻底的国家。荀子去考察了一番，大概也想看看有没有就业机会。他会见了宰相范雎，范雎问他“入秦何见”，他诚恳地称赞秦国法治井然、官吏恭顺、人民朴实、风俗纯美，秦国政治属于最好的一类政治，几乎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不过荀子稍微有所保留，他认为秦国还需再进一步，才能达到他的理想政治。他最后对范雎说：“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秦国的“霸”业已经登峰造极了，霸固然也不错，但在程度上稍逊于“王”，没有王那么“纯粹”，还有点“杂驳”。
王道的内容是什么呢？荀子对他的学生李斯说“力术止，义术行”，就是建议秦国暂停使用武力，因为专靠武力，取得的胜利是有止境的，这时就应转而用文德。以秦国而论，威力强大，疆域广阔，都堪称史无前例，但秦国没有安全感，总怕别国联合起来对付它。因此秦国对其所征服区域，要多用文治，对顺从的诸侯国，多安抚怀柔。这样就可不战而令行于天下，取得的胜利既巩固又深远。
相比于孟子的王道观，荀子的王道已经驳杂不纯了，所谓“义术”真正成了一种权术，不过示人以德，未必真以德服人。这正是后世假称王道的人干的勾当。王霸之争是儒法之争，墨家不讨论这一论题。不过墨子肯定反对霸道。一来他“非攻”，认为进攻性的战争都要不得，自卫战争应当支援。像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尽管后人以为符合历史进步趋势，墨子倘若在世，必然奔走呼告，以死抵抗。二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相当于“博爱”、“互利”，甚至提出“爱无差等”的口号，号召爱人如己，爱邻人等同于爱父母。所以墨子视强压弱、众暴寡、富欺贫、贵傲贱的现象为天下大害。法家的内外政策，他都不会喜欢。墨子也未必喜欢王道。从墨子的主张看，他太偏重实用，人民只要饱食暖衣就行了，音乐歌舞、礼仪斯文徒然耗靡财用，应当严令禁止，而这些对于王道而言，却是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不过冯友兰曾说，墨子可能只是目睹民生艰难，无暇顾及斯文，才力倡这种要人人勤苦节用、不事奢华文饰的极端学说，并非不知道音乐礼仪的妙用。假如此说成立，王道也当是墨家的理想政治了。
我们将在最后一节叙述法家的“霸道”。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写道：“用现代的政治术语来说，民主政治就是王道，因为它代表人民的自由结合；而法西斯政治就是霸道，因为它的统治是靠恐怖和暴力。”现在我们对民主认识加深了，可以这么说：自由民主未必是王道，但专制极权必定是霸道。
思想控制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儒、墨、法三家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坚持控制人民的思想。
儒、墨、法三家最大的共同点，大约就是坚持控制人民的思想了。虽然我们不必苛责古人，但先贤这样不宽容“异端”，多少让我们后人有点遗憾。
孔子厌恶郑国音乐，说它是靡靡之音，淆乱了高雅音乐，所以要“放郑声”。不过这可能仅仅表达了孔子的个人好恶，他没有说动用政府力量禁止郑国的民间通俗音乐。当时儒家一花独放，持异见的别家尚未出世，孔子见到了庶人议政，却没见到“邪说”横行，大概没有理由滋生对别派思想进行“专政”的想法。至于孔子诛杀少正卯，据有的学者考证，其实史无其事。
孟子自称要继承孔圣人的志向，端正人心，平息邪说，排斥华而不实的言论。他叹息痛恨于世衰道微，圣人不作，“处士横议”，思想界竟然被杨朱、墨翟两家瓜分，而这两家，在孟子眼里，是“无父无君”的“禽兽”之属。孟子以“圣人之徒”自命，抖擞精神，要力拒杨、墨，拨乱反正，树立儒家正统。好在孟子是讲王道的，以德服人而不以力迫人，所以他大概还没想到把杨朱、墨翟诸人作为思想犯投入大牢。
荀子可就强硬多了，他批判了六大门派十二位思想家的学说，认为都是“邪说”、“奸言”，在理论上混淆是非，在政治上制造混乱。这些学说固然“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但这不成其为可以赦免的理由，恰恰是“足以欺惑愚众”的罪状。对待这种偏离“正道”的“邪说”，由于既没有权势威迫它，又没有严刑禁止它，“圣人”只在不当权的时候，才屈尊与之辩论。一旦当了权就要翻脸，一纸公文、一道命令就直接“绳之以法”了，哪里还用得着连篇累牍的辩论。提倡“邪说”的，都是所谓“奸人之雄”，“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荀子·非相篇》）。
有趣得很，被荀子列入“黑名单”的，除了道家、墨家、名家的一帮“奸人之雄”外，还包括孔子的孙子子思及其门徒孟轲。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孟子代表儒家在前线和杨、墨殊死搏斗，孰料后辈荀卿另立中央，开除了他的“儒籍”，并向他举起了屠刀。不知善于推己及人的孟老夫子，是否推想到了这种命运。儒家内部尚且“处士横议”，一个大国要统一思想，控制言论，谈何容易？纵使高压政策表面奏效，人民慑于威压不敢放言，但只要生命尚存，自由思想就不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