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陆九渊对哥哥上了自己的“贼船”暗自窃喜，但仍然认为这首诗的第二句还欠妥，因为他认为此心是天赋的，每个人生下来都有，并不是“古圣相传”，他和了一首诗，曰：“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第五，六句，陆九渊明确地说，他自己的方法是“易简功夫终久大”，朱熹的方法是“支离事业竟浮沉”。朱熹听后，为之失色，大不高兴，会议不欢而散。事后，朱熹致信张钦夫说：“子寿（九龄字）兄弟气象甚好，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欲于践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为病之大者。要其操守谨质，表里不二，实有以过人者，惜乎其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不复取人之善，将流于异学（即佛教）而不自知耳。”后世学者责难宋儒，多谓其儒表佛里，而朱熹攻击陆九渊，早已想到这一招了。
又过了几年，朱熹在江西做地方官，修复了白鹿洞书院。淳熙八年，陆九渊来访，朱熹和他一起坐船游览时说：“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朱熹随后请他在白鹿洞书院做了一次讲演，他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一章。这场讲演非常成功，听讲的人都很感动，有的甚至于落泪。朱熹也很受感动，把陆九渊的讲稿刻石，并且作了一个跋。跋中说：这篇《讲义》“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
义利之辩是儒家的一个老问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论语》中的两句老话，人们提到它的时候，都会脱帽致敬，就像我们见到古板的上司一样，也许心上在冷笑，脸上依然堆满热情。这种被人反复咀嚼的题目，照说是没文章可做的，为什么陆九渊的讲演能引起激动呢？正如朱熹所说，这次讲演切中了学者埋藏在心中的某种隐痛，所以听者莫不悚然动心。
我们知道从隋唐至清代，中国一直实行科举制来选拔政府官员。科举制确实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大大提高了政府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但科举制行之既久，社会弊端也日趋显著：九州大地整个儿成了科举赛场，青年男子只要稍有识字的机会，稍有读书的天分，就会把芬芳的青春虚掷给腐臭的书堆，来换取中老年功成名就的“黄金屋”。长此以往，科举制度必然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心理伤害和人格扭曲，读的是圣贤书，讲的是圣贤理，行的是鄙俗事。貌似公正的选拔制度，背后却是数不清的暗箱操作，使得“骅骝蜷局不得食，蹇驴得志鸣春风”，科举制度史，就是天堂与地狱、大喜与大悲交相辉映的系列悲喜剧。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考试落第，正要打点行装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受妻如此奚落，可想读书之人的苦衷啦！
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的《论语讲义》，正是结合科举制度带给知识分子的心理重负以及对儒家价值取向的戕害，来讲解义利之辩的。他在讲演中说：
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已行之很久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名流巨擘，都是经由科举考试而为世人所知的。今天的读书人也难免于此。然而考场上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考官的主观好恶，所以不能以考场上的成败作为衡量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可惜今天的现实却是极度地夸大科举成败的重要性，给中举者太多的渲染，太重的装饰，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得一团混乱，以致终日从事于此，不能自拔。虽然读的是圣贤之书，但做的、想的却与圣贤背道而驰。这样的人即使通过了科举，求得了功名，也不会明白圣贤之志，相反会终日奔波于名利场中，迷途而不知返，这样的人才是小人。而那些明观圣贤志向，终日勤勉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者，即使未能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也可进入圣贤的殿堂。这种人一旦通过考试，求得了功名，也不会惟名利是好，相反他会利用这个机会心系百姓，治国安民，为国家为社会谋福利。这样的读书人才是真正的君子。
陆九渊这段话总的意思是说，判断是“君子”还是“小人”，标准不在于参加科举考试的成败，而在于人的志向。志向在于道义，则是君子；志向在于私利，则是小人，这就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陆九渊的讲演使朱熹也为之动容，这表明在学术上一向对立的心学与理学，终于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本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学者的一贯之道，作为儒学的两大派别，自然不会产生大的分歧。其实在“为道”和“为学”的问题上，理学与心学也本无根本的矛盾。冯友兰着重指出，只要明白圣贤之志，“为学”就是“为道”，所以“格物”知物理，不必是“支离”。如果不明圣贤之志，虽然号称“为道”，也与“为道”做圣贤无关。但这只是冯友兰对心学与理学异同性的理解，至于朱、陆本人并未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不过通过鹅湖之会，朱、陆二人对对方的学术理念，有了一定的同情与了解。
宋明的道学家，不论理学、心学，都是讲“内圣外王”的，“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然而除了王阳明之外，其他诸贤似都没有什么可称道的政绩，真是所谓“迂远而阔于事情”。是没有用世的机会吗？也未见得。宋哲宗春日见柳条柔翠，十分可喜，就折了一枝。程颐进谏说：“方今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很窝火，扔了柳条。司马光听说后，对程颐大为不满，对门人说：“使人主不乐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程颐真是老夫子！与孔子及其门徒的勃勃生气相比，宋明道学家闭门静修，显得气度狭小，修得的“正果”未免寒碜而且可疑。清代颜习斋想像了一幅画，画上有“二堂”：“一堂上坐孔子，他老人家穿了整整齐齐的衣裳，束了腰带，挂了宝剑。那72位生徒，有的习礼，有的鼓瑟弹琴，有的弯弓射箭，有的挥戈练武，有的跟老师谈仁孝，有的谈兵农政事，服装也是如此。两壁上挂着弓箭、箫磬、算器、马鞭等等。另一堂上坐着那位程明道老夫子，他峨冠博带，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这样的生徒，聚在那儿，在返观静坐，或执书咿唔，或对谈静敬，或执笔写作，壁上放着书籍字卷。试问此二堂同否？”这倒像是一幅讽刺画。常有所谓学院派哲学家，自己拙于为人，却要冒充芸芸众生的人生导师，这类不穿道袍的神甫，浑身上下，只一个“私”字，巧言令色，真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使圣道寂寞，罪莫大焉！
概念解释：
气质之性：宋明儒学认为，人是由“气”这种材料构成，所以摆脱不了物质性。而人的物质性体现为人的生理本能及情欲等。人与动物的差别不在于生理本能，而在于人的天赋的道德性，即天地之性。
大人：指圣人君子。
求其放心：求其放失之心。放心，即是指丢失、放失之本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