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定大政方针
广州市的工作局面打开以后，叶剑英即把主要精力转向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的工作。早在1949年19月、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任命他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党政职务集于一身，他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
根据党中央的意图，华南分局应负责广东、广西两省和广州市的工作。叶剑英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始终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首位。他认为，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必须建立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柘结合的党委制。各级党委会、党组，应定期地有准备地召开会议，讨论上级的政策和指示，决定本单位、本部门的重要问题。党委的成员，要认真负责地执行上级指示和党委决议，特别要负好掌握政策之责、团结干部之责和联系群众之责。叶剑英充分发挥华南分局“一班人”的作用，领导人民群众为开发华南、建设华南、尽快改变华南地区的面貌而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华南包括广东与广西，人们习惯地称为“两广”。解放之初，广西的工作主要由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主持，叶剑英将主要精力放在广东方面。广东全省面积22万平方公里，人口3100多万。怎样才能使全省的建设，特别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全面开展起来？早在赣州会议期间，叶剑英就对此作过认真思考。当时，他曾形象地把广东全省比作一条“龙”，把以广州为首的城市比作“龙头”，广东农村比作“龙身”，沿海岛屿比作“龙尾”，提出了“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的设想。到了1950年，他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设想，明确提出了“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的经营全省的工作方针。按照这个方针，把广东的城市、农村、海洋联成一个整体，以先进的城市指导农村、支援农村；以广大农村作为城市的依托，组成巩固的城乡联盟和工农联盟；以城市、农村帮助和支援海岛；以海岛作为巩固国防的前哨，保障城乡改革和生产的发展。在巩固城市、农村、海岛的基础上保卫好辽阔的海疆，利用和开发好海洋的资源。实践证明，这是从广东实际出发贯彻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带全局性的根本大计。
二城市工作
城市工作是华南地区、广东全省的重点工作之一。叶剑英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把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的精神，首先结合广东的实际，抓紧开展城市工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广东城市比较发达。叶剑英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城市工作需要建立一个领导体系。省应以广州为中心，领导几个较大城市；地委以较大城市为中心，领导大县城；县城领导镇。这样，通过抓好大城市，推动中小城市，并通过抓圩镇，联系广大的农村。当时，广东的城市，工业基础薄弱，商业畸形膨胀，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经济特征。即使在首府广州市，规模较大的工厂也没有几家。各城市的工厂都开工不足，失业问题直接威胁到劳资两个方面。鉴于这种情况，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政策和部署，在广东解放初期，着重抓城市工业生产的调整和恢复问题。他主持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进行多次研究，认真执行党中央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对工业和商业采取部分调整措施，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使生产能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上维持、恢复并逐步发展。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制订进一步调整工商业的政策。叶剑英在这次会议上结合广东的情况所作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兴趣。叶剑英在发言中说：“广东在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的许多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也的确有些毛病和麻烦。……应该采取调整的办法，达到共存共荣，和平转变。”毛泽东听到这里，赞扬说：“讲得对！”叶剑英说：“在这一个时期，政权制度是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建设的武器就是调整，也就是限制。依靠调整、限制，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也就是达到恢复、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毛泽东对此不仅完全赞同，而且还补充道：“有些是我们要自己限制，要把尾巴夹紧一点。”叶剑英深为自己的看法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而高兴。他继续发言说：“自己办的贸易、办的工厂多了，公的多了，私的就会垮，也要限制一下。公的劳动条件太高，也要限制一下。现在的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大家都承认和拥护的，生产手段也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想是可以搞好调整的。要以调整的方法来克服生产中间所发生的毛病，不要使这些毛病发展到激烈的对抗，要互助互利，达到各得其所，这是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的，也是有利于人民的。”
叶剑英开完这次全会回到广东，立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市镇工作会议，狠抓中央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他认为，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最根本的是要调动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经过会议讨论研究，确定了管理城市工厂的方针，主要内容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技术人员，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全厂人员的积极性，在搞好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工人福利。这一方针在各工厂实行以后，工业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1951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叶剑英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开展城市民主改革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了华南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城市民主改革的政策、方法等问题。他在这次会议中的讲话和其他一些讲话中，对民主改革的必要性、目的、政策、方法等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由于广东是新解放的地区，所以无论在工厂、企业、码头、行业各方面仍存在着二些封建残余势力和反革命分子，他们控制着一部分群众，恐吓，威胁和欺压工人，破坏生产；还存在着反革命组织及不合理的生产管理制度。如果不经过民主改革，就不能彻底肃清封建残余势力，反革命势力，同时也就不能搞好生产。生产搞不好，城市的根本问题便不能解决，政权便不能巩固。
叶剑英对民主改革的方法、步骤提出了重要意见。他强调要做到“五有”，即有力，有证，有底，有理，有法。所谓有力，就是要建立领导核心，培养积极分子，团结广大群众，形成有力的强大的队伍；有证，就是对反动势力必须经过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材料，然后报告上级批准，再开展斗争；有底，就是说要有计划有目的去进行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对内部和外部问题要有区别，不能都采取同一方式进行斗争；有理，就是要以说理的方法，作为主要的斗争方式；有法，指处理一切反革命分子，要根据政策法令和法定手续，不能只相信自己的拳头。
叶剑英还提出在改革中实行系统的方法，并把这种方法形象地比喻为“一筒竹”运动，意思是把一根竹子的一切关节都打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或整体。他解释说：“开展城市的民主改革运动必须有系统地进行，所谓‘一筒竹’，是说明事物之间有着互相关联的系统，如航运，码头和船舶；城市，农村和圩镇；工厂，运输和市场；它们之间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这是‘一筒竹’的概念。”他要求各级领导者要正确掌握政策和运动发展的规律，经常纠正偏向，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在华南分局和叶剑英的领导下，全省城市的民主改革工作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在此基础上，叶剑英进一步抓紧组织发展城市的生产。在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许多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为了加强私营工厂对生产的管理，他提出组织工厂的生产委员会，以工人为主，资本家也参加，民主管理工厂。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他提出多方面开辟资金来源，可以动员部分工人参加集资。这些措施，有利于调动工人和资本家双方的积极性，推动生产的发展。
1951年，叶剑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指示，直接领导和组织在广州举行了华南土特产交流大会。这次大会由他亲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广州市副市长朱光等人任副主任。他强调这次大会是华南经济力量的总检阅，总调查，总宣传，总交流，一定要办好，并动员了3000名工人，1000多名教授、专家、教师、学生和干部参加筹备工作。与此同时，华南各地如广西的南宁、梧州，广东的湛江、西江、珠江、潮汕等地区，都动员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先后举办了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或小型展览会，为在广州举办全华南的土特产展览大会创造了条件。经过4个月的筹备，大会于10月14日广州解放两周年的日子里胜利开幕。叶剑英为大会题词：‘“华南的山区水域平地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位于亚热地带，具备着优良的生产条件，同胞们，用我们的勤劳、智慧和经验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次展览交流大会，达到了活跃与繁荣华南经济，促进华南城乡、华南与全国各地物资交流的目的。
叶剑英针对广东城乡之间的圩镇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特点，强调要做好城市和乡村工作，必须抓好圩镇这个中间环节。他在省、地、县的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圩镇工作的重要性。他交代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对圩镇工作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拿出加强圩镇建设的有效办法来。1950年5月，他亲笔起草了华南分局《关于圩镇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强调做好圩镇工作是打通城乡关系、实现城市对乡村领导的关键，要求各地区尽快把圩镇工作开展起来。
9月，叶剑英提议召开了圩镇工作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从贯彻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再次强调圩镇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做好圩镇工作，是贯彻党中央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实际步骤，也是逐步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乡对立、巩固工农联盟的实际步骤。他深刻地分析了圩镇的地位和作用，说：“圩镇一方面紧贴着农村，掌握着农村，另方面又连结着城市。从农村方面看，它是周围乡村的上层建筑；从城市方面看，它是城市的基层组织；从城乡关系看，它是城市和乡村之间联络的纽带。如果把圩镇周围的农村比作人的头发，那土于镇就是头发集起来的辫子。抓紧了圩镇，形同抓住了辫子，抓住了圩镇周围的农村。因此，城乡互助也好，帮助农村也好，一定要经过圩镇来做工作。”
叶剑英关于重视圩镇建设，把圩镇作为城乡的中间环节来抓的思想，体现了党的城乡经济建设的重要政策思想。实践证明，它不仅符合广东经济建设的实际，对当时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农村乡镇经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农村建设
广东解放时，全省有农民2800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90％。农民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突出的问题。对此，叶剑英有深切的感受。他说：“30年来的经验证明，前方作战，出兵出粮的是依靠广大农民；巩固后方，发展生产，也是依靠广大农民；而要依靠农民，不提高他们的觉悟，不发动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不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是不可能的。”对于长期受地主、富农剥削压榨，刚刚获得解放的农民来说，土地问题，是切身问题。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中共中央在全国大陆（除西藏外）业已解放的新形势下，决定在约有2．8亿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区，采取有区别、有步骤的方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并于1950年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结合广东的实际，全力领导进行土改。土地改革是推翻农村强大深厚的封建势力，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进行认真的准备。在1950年1月召开的广东首次党代表会议上，他提议将“准备土改”列为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以后，他要求分局和省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农村情况的调查研究。5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李坚真被分配到广东工作，叶剑英便让这位曾在闽西参加过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又在华中参加过土改工作的老红军女战士具体负责全省土改工作。他与方方派李坚真带领调查组，到兴、梅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作调查。一个多月中，他们调查了农村土地占有情况，群众的生活情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对土地的要求，以及基层干部和党组织的情况等等。李坚真等人回到广州向叶剑英、方方汇报后，叶剑英明确提出：“农民对土地有迫切要求，我们就要尽快开始土地改革。”为了使全省的土改能够顺利进行，叶剑英与华南分局其他领导同志经过商议，决定先选择粤东的兴宁、龙川、揭阳三县作为典型，进行实验，以便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叶剑英说：“广东是新解放区，干部没有土改经验，我们先从三个县开始搞，但着眼点要放在全省，从三县的土改中取得经验，培养干部，逐步向全省铺开，就是‘全省着眼，三县着手’。”叶剑英将在三县进行土改试点的部署，先后向中南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10月，毛泽东指示说，土改面积除规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进行试点。叶剑英和华南分局根据毛泽东指示，又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8县为土改试点县。叶剑英告诫土改工作团的同志们，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团结大多数，结成农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要注意斗争策略。对地主的斗争，侧重点放在发动群众，揭发地主阶级剥削的罪恶上，除少数罪大恶极及公开和我们对抗的恶霸要坚决镇压外，一般不要在肉体上消灭，斗争要说理讲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