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往江西苏区
1930年初秋，叶剑英回到了上海，受到了中央军委常委周恩来的热情欢迎。后来，周恩来便安排他与留学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傅钟、李卓然等人一起，翻译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作条例。译成后，由中央军委送往各苏区，供红军作战和训练参照执行。
193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并组成了25人的苏区军委，叶剑英与彭德怀、贺龙、黄公略、邓小平，刘伯承、邓中夏、恽代英、李富春等为军委委员。
转眼又进入了新的一年。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叶剑英列席了这次会议。会上，王明等在苎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调和主义”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会议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对王明等人的“左”倾观点和宗派主义的思想作风，叶剑英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就深为不满。因此，他对王明等人此时进入党中央的领导层，心中产生了种种疑虑。但是，由于他刚刚回国，对党中央的内部情况还不够了解，加上他一向组织纪律观念很强，所以，心中疑虑没有表露出来。
不久，党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到江西苏区工作。叶剑英启程之前，周恩来找他谈话，向他详细了解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同时告诉他，到苏区以后，先到刚成立的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工作。叶剑英表示完全服从党组织的决定。
那时，从上海到江西苏区一般都要经过香港，绕道广东，再入闽西。1931年1月下旬，叶剑英从上海乘船，抵达香港。他找到弟弟叶道英的住所，见到了母亲。母子久别重逢，说不出有多么高兴！母亲多么希望成年的大儿子能留在自己的身边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但当她知道儿子肩负重任、只是路过香港时，又非常担心。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心里明白，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曾悬赏十万大洋通缉自己的儿子，至今他仍是敌人黑名单上的重要对象，而香港的情况又非常复杂，国民党特务到处跟踪搜捕共产党。想到这一点，她提心吊胆，生怕儿子发生意外。叶剑英为了避开敌人耳目，只好经常变换住地。后来，他移住到跑马地老同学们鸲家里。过了一段时间，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邓发派来接叶剑英的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到达香港。卢伟良是一个早年参加革命的老交通，也是梅县人，先后护送过许多党的重要干部进入苏区。他到香港后，辗转找到叶剑英。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一见如故。
叶剑英向卢伟良询问去苏区的路线。卢伟良回答，通往苏区有水陆两条路可走。叶剑英表示要走陆路。当时准备同行的还有蔡树藩、陈友梅等。
离开香港的那天晚上，叶剑英与家人共进晚餐话别。他没有想到，这竟是与母亲最后的诀别。
二闽西肃反的困惑
叶剑英辞别家人后，与卢伟良等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扮作互不相识的旅客，一块从香港乘船，到达汕头。登岸后，改乘汽车至澄海。接着，开始步行。从黄冈圩到埔东一段，都是一些崎岖难走的山路，且常有反动民团和土匪出没。他们翻山越岭，躲过敌人的盘查，加紧赶路。为了减少赶路的疲劳，叶剑英一路上讲解《红楼梦》里的故事和诗词，还时常讲些笑话。经过一段艰苦行军，他们到达埔东游击区。游击区中共县委负责人饶龙光、贺遵道知道叶剑英等安全到达，非常高兴，热情接待他们。县委负责人请叶剑英给大家讲一讲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叶剑英不顾旅途疲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同大家座谈，了解当地斗争的情况。他们在埔东住了二天。然后，县委派了一个班的红军战士护送叶剑英等人到达虎岗乡，受到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书记邓发的热情欢迎。
虎岗乡在福建永定县，是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叶剑英一到苏区，就感到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一切景象都是新鲜的。村村有游击队员、自卫队员带着大刀、长矛在放哨，家家墙壁上都贴着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穷苦百姓们由于打土豪分田地，个个喜气洋洋。置身于这种欢乐、喜悦的气氛中，叶剑英感到十分畅快。
然而，叶剑英在虎岗乡也遇到了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即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天，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肃反大会，邀请叶剑英在会上讲话。盛情难却，他只好按照一般情况，在会上讲了肃反的重要性和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说：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用最野蛮、最残酷的刑罚，不知残杀了我们多少革命的农民兄弟和革命领袖。我们对反革命分子，也决不能“姑息”、“仁慈”，对反革命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我们要以革命的利益和工农群众的利益为前提。叶剑英因刚到苏区，不大了解情况，认为为了巩固根据地，有必要进行肃反；但又认为不能乱抓乱杀。所以在谈到处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时，他强调决不能用报复的手段，而应当用革命的法律。
叶剑英讲完以后，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肃反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也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大讲特讲所谓苏区的“社会民主党”反革命组织案件。叶剑英听了，感到迷惑不解。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由苏区保卫部门负责人对一些“犯人”行宣判。当保卫部门负责人念完一个人的所谓“罪行”料后，主持会议的人就高声问：“犯人该不该枪毙？”台下的群众举手说：“毙！”就这样，有10几个人被判决处死。有的“犯人”听到判决后，当场高呼：“共产党万岁！”叶剑英目睹这一情况，感觉有点不对头，就问会议主持人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这是反革命分子耍的花招，你看反革命分子多阴险，临死的时候还欺骗群众咧！叶剑英对这种解释很怀疑，心想哪有这样的反革命？但是由于他初到苏区，不熟悉情况，不便多说。几十年后，他回想起这件事，感慨地说：“今天看来，那时的打击面过大，有些不应该杀的杀掉了，不应该抓的抓起来了，这种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是很令人痛心的。”
叶剑英在虎岗乡停留期间，还积极协助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他对红军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扩大红军等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视。
三参与反“围剿”的作战指挥
叶剑英一行在闽西停留了一个多月以后，于1931年4月初到达中央苏区。
当时，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刚刚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中共中央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决定，在江西省宁都县的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指定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人为委员，周恩来任书记。在周末到职以前，由中央派来的项英代理书记，同时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六届四中全会后，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作为中央代表团也来到苏区，并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到达苏区之后，被委派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4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由叶剑英、朱云卿、郭化若等13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叶剑英领导编委会，着手进行搜集中国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作家的著述，并出版发行不定期的杂志等工作。
此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的前夕。蒋介石不甘心第一次“围剿”的失败，于4月又调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这种形势下，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叶剑英也参加了这一讨论。讨论中有些人主张“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或大撤退，大转移，退出中央苏区，摆脱敌人。这些意见得到项英的支持。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则表示反对，主张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苏区里面迎击敌人。
由于会上项英是中央局代理书记，又打着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指示的旗号，因而其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叶剑英刚到苏区不了解情况，未明确表态。
由于会上几种意见的争论相持不下，无法统一，苏区中央局决定召开有各军军长、政委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分析敌我形势说：敌军数量虽多，但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为了保存实力，以邻为壑，且地形不熟，情况不明，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而我军有“三好”，即红军好，群众好，地形好。红军熟悉地形，依靠群众可以把敌人引到我们预想的战场去消灭。毛泽东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许多军长、政委踊跃发言，主张坚决回击敌人的进攻，保卫红色政权。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终于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苏区内迎击和歼灭敌人。
会议接着讨论如何打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