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虽然已基本告别了饥荒，但在物质条件很不充裕的时代，在贫困的山乡，关于肚皮的往事总是记忆犹新。
小时候，我有点贪吃，大概是因为吃不到什么有油水的饭食，所以瘦得像猴似的。晚上父亲搂着我睡觉，总是摸着我嶙峋的排骨说，这娃干得像条龙。而记忆中自己好像滩里跑的小鸡，总是在不停地啄食。我的家乡处处是沙漠黄土，没山没水，早春大地吐绿时，最早破土的是辣辣英，我们就拿上小铲子挖，吃它的白根，除了辣，别无他味。与这些相比，榆钱算是上品了。待有一两场雨后，草长出来时，我们又能吃点红根根、米粧粧、沙吊吊，入夏后还能吃到酸溜溜、酸瓣瓣、奶瓜瓜，秋天吃和尚头、糜乌头、沙枣等。当然，如果年成好，秋天是我们最幸福的季节，就算天旱，没有瓜果，有场秋雨蔓菁还是有的。
我们对食物的搜求远不止这些，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地下钻的，如麻雀、黄鼠、刺猬、沙鸡、喜鹊，甚至猫头鹰，只要落到我们手中，必变成美味。当然，最好吃的是黄鼠，捕到后把五脏一掏，方便时腹中填上葱花、调和、盐末，若没有，也无妨，直接上火烧烤。待肉熟了，剥去焦皮，直吃得嘴角流油，香渗骨髓。有伙伴说刺猬身上啥肉都有，还说腋窝处是人肉。刺猬肉很怪，成分较杂，靠皮处有像丝网状的转转肉，味道也不错。冬春时，我们还在沙蒿柴的根上找一种白虫，只要根上有鼓包，就一定有虫，有花的，有白的，花虫看上去不舒服，我不敢吃，但有人吃。白虫子看上去很干净，在炉子盖上炼至出油，色呈焦黄，味道极佳。有一种野蜂，好在土墙做窝，我们用砖头把它如铜锈绿的密封的罐状小窝砸出来，掰开后，里面有一团蜜，用小柴棍扎上送到嘴里，甜蜜无比。有时，蜜团里有小白虫，大概是这种蜜蜂的幼虫。有的孩子敢连虫吃下去。
包产到户以前，生产队每年分两三次肉，大多数分肉的时间在中秋节前或腊月，一般来说杀牛、骆驼、羊。每到分肉那天，我总和几个小伙伴凑过去，待牛开膛后，要点东西烧着吃，腰子人家一般不给，只你给个血片（脾）。我们便把血片用刀划开，中间塞上牛油，扔到火堆里烧，熟了便刨出来把上面的灰尘拍一拍，吹一吹，一人一块吃开了。后来，我们自家杀羊，我总要掏个腰子或羊蛋，埋在炉灰里烧着吃。
山区细粮不多，以黄米、高粱、玉米、荞面之类的粗粮为主，白面是偶尔的调剂。白面对今天的孩子来说并不稀奇，但我们那时白面是精粮细粮，所谓的黑面并非今天所说的黑色食品，它比白面粗，不及白面细白而已。母亲还给我们蒸过高粱馍馍，红色的，不好下咽。我们家逢年过节吃白面，平时只有来个客人才给做一顿白面条。每次家里来人时，母亲总是和两团面，一团白面，一团黑面，父亲陪客人吃白面，他们吃完了，我们都在厨房里吃黑面。有时候，客人吃得少了，我们便能有幸吃到半碗。这样的情况并不太多，为此，我老纳闷，母亲每次和面为什么总那么精准。
上学时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才能天天带白面干粮。我们那里办丧事，奔丧的人都要给带白面蒸馍，叫供样，是给死人供祭的。一般来说，有送一盘子的，也有送两盘子的，所谓一盘子即十五个馍。办丧事时大家都吃白面馍，待丧事办完，主家的白面馍一时半会是吃不完的，于是，便切成片晾干慢慢吃。上三年级时，班上有个叫小柱的同学有一段时间很神气，他上学时天天带白面馍头，原来是他爷爷死了。过完丧事后馒头剩得太多。当时我很羡慕，甚至心头曾掠过一个至今让我赧颜的想吃得面馍馍想法。
我生来嘴刁，吃粗粮如果没可口的菜，实难下咽。但只要吃好的，往死里撑。吃黄米干饭，大多不炒菜，不是母亲懒，是为了节省。只要不炒菜，别人就点酸菜就吃了，我总要偷偷从猪油罐里挑一团猪油拌干饭，而且要躲在门外吃。那时能吃上猪油拌干饭已经是很享受的事了。大概因为那时总惦着肚皮，母亲老骂我没出息，她经常数落我：婊儿，饿死你的日子你记着！奶奶常说，这娃是饿死鬼转的，肚子里蹲着条狗呢。当然，有时母亲骂我时，奶奶也说，让娃吃么，你没听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么。
那时，家里孩子多，有点什么好吃的要么放着等亲戚来了吃，要么给老人留着，而我呢，总是想方设法偷着吃。有时候偷出来钻到菜窖里吃。上小学时，学校离家有十里路，中午不回家。那时我开始对钱有了点兴趣，此前我们村上没有小卖部，有钱没得花。学校附近是大队的供销社，当时的供销社不仅卖日用百货，还收购农副产品以及各种废旧物品。供销社水果糖一毛钱八个，饼干一盒三毛。因为老想买点东西吃，我就经常弄点羊骨头、废铁、破布头以及猪鬃、猪毛、兔皮之类的东西去卖，用以补充自己的小金库，这些钱主要为了肚皮。其实，我一直很节省，比如说饼干，我一般和同学合买一盒，然后数着片分着吃，因为一次消费三毛钱，对我来说太奢侈。当时我有个想法，什么时候我有钱了，我一定天天吃饼干和罐头。
母亲在田里劳累了一天，回来上锅做饭，吃完饭已很晚了，有时便懒得洗锅，搁到第二天早上，边搭火边洗。我和姐姐起来后总是抢着先到厨房铲黄米饽饽，谁先下手，谁上学时便有了午餐。
我不仅喜欢吃，更喜欢尝试做。那时我们家烧火做饭用的是柴火，没有鼓风机，用的是风箱，母亲做饭时，我在一边拉风箱烧火。看的时间久了，许多菜基本上也会做。
有一次暑假，家里人外出干活，我一人在家门前放羊羔，中午回家，邻居送了一把韭菜。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山村，五月之前基本上吃不到新鲜菜，一把韭菜也是很诱人的。多年前看过一篇小说，写宁南山区有个老人，在四五月份放命，家里人问他想吃点啥，他说就想吃一把活韭菜。我打了几个鸡蛋，炒好切了和韭菜拌在一起，用开水烫了面，包了馅放在锅中用油煎。相当于现在餐厅里的素锅贴，自己吃了，还给家里人留了一盘。劳累一天的家里人虽然每人吃了两三个，但那感觉是很美的。母亲时常念叨那顿锅贴。
上初中时，灶上每天一顿米饭、一顿面条，除了夏秋季啥菜便宜吃啥菜。其他时间一直是土豆熬咸菜。我们灶上在一个大水泥池子腌的沙葱，吃的时候，灶上的胡师傅穿着雨鞋下去捞。那时两周能回一次家，我们从家里拿点辣子油，冬天还带些肉臊子调进饭里吃。我们吃饭一般以宿舍为单位分组，轮流打饭，当天的值日生，到灶房排队，打完后回来给大家分。一般先打米饭，后打菜。因为每周的饭都是事先登好的，打饭时按量分配。男生一般食量大，吃得多，女生食量小，吃得少。打饭时我们要求谁值日必须勤快，早排队先打，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所有人打完饭，如果大灶上还有剩饭，会给先来的人加饭。所以，腿脚快了，我们就能多加点。
因为灶上伙食不好，我们经常在宿舍里偷着做饭。而出于防火、防煤烟中毒等安全方面的考虑，学校里坚决不允许做饭。但是，我们的自律总是经不住肚皮的闹腾，遂经常被校长逮住通报。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一同学从家里带来了肉臊子和荞面。听说那天校长到县城开两天会，我们便想钻个空子。我动手炒臊子汤，我们在大通铺的床板上铺上报纸，搓猫耳朵，还没等下锅，校长竟然出现了。我们四散逃跑。看着床板上扔下的猫耳朵和炉子上水桶里翻滚的水，一贯严厉的校长，帮我们把猫耳朵煮了，捞在了碗里，然后默默地走了。
回过神后，我们都知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一个个溜回来，看着猫耳朵煮好了而且被捞出来盛在了碗里，校长不见了，虽然还有余悸在心，但是谁能抵挡住饭香的诱惑，端起碗狼吞虎咽。管他呢，先把肚子干饱再说，明天听候发落。然而，第二天，除了班主任通知各班严禁在宿舍动炊外，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后来，有个同学在学校附近找了间房子，成了我们的据点。秋天，从乡政府前的公路上过往的拉菜车很多，我们经常偷点菜自己做饭。一次，我们偷来了一捆蒜苗和几棵大白菜。我们吃的是揪面，剩了一团面，我把白菜炒蒜苗做馅，包了十几个饺子，大家抢着吃，说这东西真怪，就着面吃就那样，包进去就有饺子味。正吃着，一个住在乡上的学生来了，他带着娘娘腔说：“你们丢巴子呢！”意思是连个肉丁也没有，还他娘的吃的是饺子，亏你们想得出。这大概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那时，班里有个别同学是城市户口，吃皇粮的。我真羡慕人家每月有国家供应的那三十斤细粮，不像我们这帮穷鬼，从家里带的都是黑面干粮。而且一到校便抢着吃，两三天便吃光了两周的干粮。宿舍里有个吝啬鬼，他吃馍时头扎在箱子里独吞。只有他的馍放得时间长，有时长毛了才肯拿出来给大家吃，我们把馍掰开，一合一开便能拉出丝来，尽管如此，还是剥去绿毛把它都吃了。穷孩子的杂碎总是那么皮实，吃得不对劲了，大不了放几个臭屁，拉几泡稀，没事了！我老娘到我家，说她前几天给鸡喂了点馊饭，竟然死了四只。看来现在的鸡都比我们那时娇贵。直到我上高中时村上通电，有了机井，可以种麦子，我们才可以放开肚皮吃白面。
在校时，我们偶尔奢侈一把，买一毛钱的瓜子花生。那卖瓜子的老头真贼，他卖瓜子是一毛钱一盒，那盒是圆筒状的，他总是把底下垫上厚厚的纸，看着盒子大，实际上装不了多少。有一次回家时，我给弟弟买了两毛钱花生。那时回家要走三十多里路，走到一半，我又累又饿，于是便开始吃花生，很快吃掉了一半，我想不能再吃了，至少得给他留一毛钱的，但是，还是禁不住去摸衣袋。最后，我为了严格控制，就数电杆，过一个电杆吃一粒，尽管如此控制，到家时只剩了八个花生，不过我把它们全掰了，成了十六个。弟弟舍不得全吃，还不时给我几个吃，我感到很自责。
上高中后，学校的伙食更差。因为学校在盖学生宿舍楼，我们三十多个学生住在一间大教室里，门窗玻璃破了也没人管，墙脚是黑老鼠打的大洞，可以说是四处走风。黑老鼠个大，像小猫一样不时在宿舍出现。都说这家伙晚上能把人的耳朵咬掉，而你却毫不知觉。
夏天还好说，冬天冻得要命。炉子没人管，宿舍里有个大水桶，我们煮挂面都用它，煮完面吃饱肚子就觉得自己是神仙了，往被窝里一蜷缩，啥也不管了。即便如此，每天大家都能以笑脸迎来朝阳。当然，我们也有哭丧着脸的时候，因为当时校内校外的小痞子经常光顾我们宿舍，人在时他们逼着我们要钱，人不在时他们撬我们的箱子，偷我们的东西，凡是能用得上的他们都偷。有的同学从家里拿来的粮准备给灶上交，但没等下课去交，回到宿舍时已没了，就连被套也被扒走。我的口琴、提包、衣服、裤子，甚至从家里拿来拌饭的油炸辣子全都丢了。
后来，我们四人合租了一家旅馆的一间房子，每人每月十块，主要是为了做饭。我们从家里拿来黄米，用来做米饭或黏饭；拿来的白面，我们借来三轮车拉到粮油加工厂兑成挂面。每天下课后，我们东张西望地捡木片木棍回去搭火做饭。上午吃黄米黏饭，下午煮挂面，至于菜，自然是市场上最便宜的。旅馆里人来人往，杂人多，杂事多，有时候，隔壁的几个同学还组织一帮人赌博。他们下注较大，大概有五毛一块的，也有城里的同学拎上麻将来打，一般是打幺半的，即平胡五毛，自摸一块。我们几个绝不参与。
那时学生之间流行一种带点小刺激的游戏——吹钱。即每人拿硬币若干，按出的多少排序，出的最多的人先吹，吹翻的归自己，吹不翻的留给下家吹，依次类推。实际上，这是个技术活。最初，我的口技较好，赢多输少，平时，早上只能吃一个饼子，那一段时间，我早上都是两个葱花饼。一般来说，一局赢个几分或一两毛，输输赢赢，下来，能赚个把饼子。因为我们往往在自习课上凑在一起吹，老师一来，迅速转身，装模作样地拿起书本。班主任王老师对班里吹钱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说闵生裕是吹坛高手，李兵山是吹坛新秀，张永利是吹坛老将。后来，随着这项活动的普及，我的水平已远远落后于新人，李兵山竟然一口能吹翻一块多钱的分币。所以，我就知趣地退出了江湖，因为输一元钱，就意味着一周的早点钱没了，我输不起。
高二时，我的姑妈进城了，她和姑父执意要让我到他们家吃饭，从此，我的伙食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肚皮就是从那时开始吃圆的。要知道，他们家有四个孩子，而且都上学，就我姑父一人挣工资，我姑妈有时还在工地打工。虽说我父亲每年都给他家杀羊，冬天一个大羊，夏天一个羊羔，但那份情岂是那点东西能补的。我两度高考落榜，复读时一直食宿在他们家。一茶一饭当思回报，三四个年头，多少顿餐饭？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尽自己的力报答他们。姑妈说得轻松，不就添一双筷子嘛；但对我来说，那是我一辈子也还不完的情。
上大学时，学生食堂的伙食不错，因为我们是师范生，每月有津贴，第一年每月三十七元，基本够吃了。我们班的黑蛋最节约，他还能省十块八块，回家时给弟弟妹妹买点糕点或文具。后来，津贴涨了，物价也涨了，还是不够，有的同学在宿舍里用酒精炉和煤油炉自己做着吃。食堂每天有一道菜是猪头肉，师傅面前摆两个卤好的猪头，你吃几两他给称几两切好，那个厨师一见我便笑着说：“尖嘴猴腮的，还不吃猪头肉？”我说：“好，来二两吧！”其实，上大学时，我是从不委屈自己一度饥饿的肚皮。
如今，那一切为了肚皮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们在不同场合的同学联欢会上，面对满桌的菜肴，常常没有胃口，待酒喝开了，还说，菜是虚拟的。试想，当年要是常能有这样一顿牙祭，那是一副什么情状呢？
200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