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中北墙边一个红颜色和褐色的木柜上摆着几件瓷器，那是一对画着柳树黄鹂图案的帽筒和一对盖碗盅子。那时家里也没有什么家具，这几件瓷器是家里最好的小摆设。母亲对这几件瓷器非常钟爱，每天都得擦上一遍。
上小学时，有一次礼拜天早晨起来，我看到母亲收拾房子时又在擦两个帽筒。我问了一下它们的来历，母亲说那是50年代父亲在税务局工作时买的。那时县税务局坐落在东大街，那是面北的一个小四合院，和税务局对门的是李铁匠的住宅，旁边是五金门市部和寄卖所，两个铺子相连。发薪水那天中午，局办公室主任朱璠和我父亲一起出门，两人一起到对门的寄卖所去闲转。寄卖所摆放着很多瓷器。朱璠的眼力很好，买了一对蓝色梅花小花瓶。他看着我父亲观赏着一对民国时期烧制的帽筒和一对小瓷碗，价格不高，4件才5元钱。他鼓动着我父亲将这对瓷瓶买下来。
那时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家中一件小摆设也没有，这对帽筒价格很低，父亲思索了一阵，买下了这对帽筒。
20世纪60年代，家家户户的正墙上都挂毛主席像。我家的墙是土墙，墙皮很酥，墙上同样挂着毛主席像，1968年7月，后面一家人在墙后挖洞担梁，墙被振动，使画像一角掉了下来。我找了一个图钉，站在椅子上去钉掉下来的这一角。谁知没站稳，这个木椅子的靠背正好撞上了一只帽筒，这个帽筒立刻被撞碎了。站在一旁的母亲心疼地拾起碎片，一遍又一遍地往一块凑，终因无法黏合，母亲难过地将那些碎片扔了。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心中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不管在哪里，闲暇时一直留心看瓷器，在很多古玩店里都转悠过，心里想着找一只和家里那只相似的柳树黄鹂的帽筒，配成一对。
近20年过去了，我见过的瓷器很多，发现瓷器制作、收藏里有不少美学、历史、文学方面的知识，久而久之，我对收藏瓷器产生了兴趣。这些年，我买了很多关于瓷器的书籍，如熊寥和熊微编著的《中国历代陶瓷款识大典》、高阿申编著的《瓷器收藏实鉴》。在工作之余，我认真地阅读这些书，了解了很多关于陶瓷的知识。今天我才清楚，陶器和瓷器实际是两种概念，陶器和瓷器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创造。在8000年前的石器时代，中国的劳动人民就开始制造和使用陶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中国出现了“原始瓷器”。瓷器又分为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瓷器。钧窑、龙泉窑生产的瓷器在中国瓷器的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专家把宋代的柴、官、汝、定、哥瓷器定为国之珍宝。景德镇的釉里红青花、明代的甜白瓷、清代的彩瓷“珐琅彩”及民国初年的“觯斋粉彩”，在中国的白瓷器系列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经常学习陶瓷方面的知识，使人增长了学问，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看了一些书后，我逐渐了解了中国陶和瓷的区别，同时了解了不少关于瓷的传说和一些收藏轶事，既增长了知识又陶冶了情操。
在民国元年，北京“博韫斋”的经理杨伯衡收到了曾给西太后梳头的太监刘悄悄拿来的一对小巧玲珑、造型精美的乳光釉鸡心杯。这对鸡心杯非常洁净，尤其是那几块海棠红色，如蓝色的天空上漂浮着的几朵红云。杨伯衡仔细地观察，认为这是钧窑产的东西，是清代宫廷中珍藏的国宝，最后以1000银元成交。这对鸡心杯被杨伯衡购买后，在京城引起了轰动，很快上海的一些古玩商也知道了。美国商人福开森来到“博韫斋”坚持要将这对鸡心杯买走，但杨伯衡找了充足的理由没有卖给他。后来这对宋钧窑鸡心杯被光绪年间进士翰林院侍读学士袁励准收藏。袁去世后，鸡心杯又落在了收藏家韩慎光的手中。20世纪50年代后，这位收藏家将这对鸡心杯献给了国家，现收藏在天津艺术博物馆。
在收藏界也有一些使人痛心的事。我曾读过这样的故事。
民国十年，一位沿街收破烂的小贩，在北京城内东西牌楼北边的钱粮胡同里收破烂时，一位40多岁的仆人，将一个喂猫的碗卖给了他，价格是两吊铜钱。后来这位小贩把这个碗卖给了抽大烟的高四。高四在北京齐北门开着一个古玩铺，店铺字号叫“德聚成”。他给了这个小贩一块银元，将这个碗收购了。这个碗在店铺的柜子里闲搁了几年。一天，高四的徒弟去故宫玩，在武英殿看到一架红木雕花的玻璃阁子里放着两对碗，式样、釉色和店铺的那只碗一样。他回去给高四讲了，高四听了徒弟的话，马上跑去故宫看了这两对碗，它们确实非常像他柜上的那只碗。从说明里他了解到，这两对碗是北宋时期的钧窑碗。高四又到琉璃厂的“大观斋”、“廷清堂”、“铭珍斋”等古玩铺，找到这些店铺的掌柜，让他们去评定。大家都去了高四开的“德聚成”小古玩铺，反复看了这只碗。
这只碗釉色非常美，蓝色乳光釉，天蓝色里有几块玫瑰紫晕斑，芝麻酱色碗胎底，是货真价实的钧窑产品。后来，上海“集粹阁”的掌柜王明吉想尽办法，用1万大洋将这件钧窑瓷碗买了去。1万大洋在民国十年可以在北京近郊买到300亩良田。高四嗜好吸大烟，没有几年，1万大洋全部从烟枪里冒了烟。而王明吉将这个碗以1．5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英国人。“钧窑一具千重厦”，这件国宝从此漂泊到了异国他乡。
我买了很多关于古玩的书籍，如陈重远编著的古玩三部曲《文物话春秋》、《古玩谈旧闻》、《古董说奇珍》。我还从1996年开始订阅《收藏》杂志，多少年仔细研读，学到了很多古玩知识。1998年11月，我在银川开会，休息时到古玩城去转，忽然眼前一亮，看到了一只柳树黄鹂的帽筒，和家中老母亲收藏的那只差不多。也许是这个卖主看到我非要买的迫切心情，开价1000元。后来双方反复地讨价还价，说到了800元。我身上未带那么多钱，给朋友打了个电话，他又送过来200元，将这只帽筒买了下来。开完会后，我回到灵武，立即赶到老母亲家，将这只帽筒和原来那只放在一起。虽说是图案差不多，也是柳树黄鹂，但这只比原来的那只高出一厘米，而且比原来那只稍大一点。看着两只不太一样的帽筒，我的心中有一些遗憾。老母亲始终在我旁边看着两只帽筒，慈祥地笑着说：“不容易，成了一对了，好着哩。”
在宁夏收藏协会里，我认识了很多收藏界的朋友和一些经营古董的古玩商，和他们聚会时，我将家中这只民国帽筒的故事讲给了他们听。一些经营古玩的朋友听完这个经历后，都安慰着我，也表示以后在市场上注意收集。
2005年夏天，经营古董的朋友王金胜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淘货，遇到了一只民国年间的柳树黄鹂帽筒。他从北京打电话告诉了我帽筒的样式、尺寸，我嘱咐他买了下来。从北京回来后，他将这只花了1200元钱才买到的帽筒送到了灵武。当我将这只帽筒和家中那只帽筒放在一起时，尺寸竟丝毫不差，而且图案釉色和原来那只非常相似。这时我的眼泪忍不住一下流了出来，心情极为难受。因为这时我慈祥、敬爱的老母亲已因病去世了。这对民国年间的帽筒被我碰碎一只后，历经几十年，终将它们又配成对，但我的老母亲却永远看不到了，真是令人心痛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