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政治报告中指出：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课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次大会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河北省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问题、商业工作问题、教育方针问题，等等。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3000亿公斤至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粮食将达到500公斤左右；棉花产量将达到7000万担左右，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农业方面的大跃进，促使工业战线要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把注意的重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全国的舆论导向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刊登了题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位著名记者的文章———《徐水人民公社颂》，文章有几个醒目的副标题：“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两千斤”。同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社论《“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很快，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像大浪般、潮水般地涌向全国。一时间，在中国的大地上凶猛地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小麦、棉花、花生、水稻的高产卫星一个个腾空而起，高指标、瞎指挥严重泛滥，经济工作完全乱了套。
灵武县在1955年试办6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后，经过各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于1956年10月全面开展初级社转升高级社，到年底高级社发展到50个，入社农户达到12618个，占全县总农户的97．14%。高级社劳动管理推行包工包产，实行评工记分生产责任制。根据生产队的土地、劳力状况，生产队将生产指标落实到个人，推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减产赔偿的管理办法。分配物资实行统一核标，农户按劳动日分红，口粮以人定，按劳取酬，多劳多得。1958年8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20日，宁夏工委发出《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
在这样的形势下，很短的时间内，灵武县各区、乡成立人民公社筹备委员会，将原来的56个高级社合并组成跃进、星火、燎原3个以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11月，将农场乡和灵武农场合建为农场公社，全县实现公社化。1959年根据自治区工委指示，又将跃进、星火、燎原公社更名为崇兴、城关、磁窑堡公社，下辖14个管理区，59个生产大队，197个生产队。人民公社成立后，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精神，宁夏工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及人民公社创新指标，挖潜力，实现农业大跃进。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公社在组织上一度按军事化要求，以营、连、排进行编制；工作上实行行动战斗化，搞大兵团作战。
在这样的形势中，灵武当时有三件事极为突出，使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记忆犹新。一是1958年9月下旬从农业战线抽调3000人参加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所抽的人在当时要求比较严，一要政治素质过硬，出身、家庭都要好；二要身强力壮，年纪轻。人员从各公社抽来后，主要是开赴大武口、平罗一带去炼钢铁。由于时值秋季，民工到平罗没有住房也没有帐篷，只好全部打地坑居住，蚊虫咬及蛇一类动物的侵害时有发生。逢雨季，天阴地洼，地坑涌进水，被褥浸湿，民工无法入寝，苦不堪言。在炼钢生产中，由于冶炼工艺不过关，又缺乏技术人员，炼出的很多钢铁达不到要求，成为一堆废铁。更重要的是劳力被抽走，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导致严重减产。当时彭德怀元帅曾有一首诗，生动地描述了大炼钢铁、比例失调的状况：“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农民鼓与呼。”
这首诗极真实地讽刺了当时背离客观事实，搞浮夸风、瞎指挥的现实。
第二件事是大办人民公社食堂。由于瞎指挥，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1958年，全国各省市兴起大办公共食堂之风。据有关资料记载，河南省办有公共食堂32万个，四川办有公共食堂59万个，安徽办有公共食堂20．5万个，北京市郊区办有公共食堂7000多个。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食堂的浪潮中，灵武的新华桥、东塔、梧桐树、崇兴等人民公社也办起了公共食堂。
到1958年年底，全县农村共办公共食堂388个，口粮不再分给农户，实行所谓的“供给制”。由于是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可以敞开肚皮吃，助长了一些农民好吃懒做的风气。这样一来，加重了国家的负担，浪费现象较为严重，仅灵武县那一年就浪费粮食107万公斤。很多县市的粮食，由于管理上大手大脚，没有计划性而被倒腾一空。我们家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下放到梧桐树公社史家壕大队，一家人在公共食堂吃了一段时间，父母感触极深。逢吃米饭、馒头，生产队里的人排队排成很长的一串子，人多锅小，后面的人还未到，锅里就空了。逢喝粥时，人们拿着桶、盒却不愿到跟前，怕吃稀的吃亏了。一次，队里的牛病死了，吃牛肉米饭，全队的人将大队的灶房围了个水泄不通。我家排到下午才打到一点牛肉，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
第三件是国家实行了高征购政策，使征购过头，城市、农村人口口粮严重不足，人民生活极为艰难。浮夸风、瞎指挥带来的负面作用很多，虚假的现象遮住了各地农村的真相，高产、丰产，粮食生产大放卫星，使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地方实行粮食高征购。1958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107．5万公斤，被国家征走42．6%，社员人均年口粮一下降到120公斤；1959年粮食总产量2050．5万公斤，国家征购高达总产的55%，社员人均年口粮降到101公斤；1960年粮食总产量下降到1450万公斤，征购仍占总产的33．1%，农村人口人均每月口粮6公斤，城镇居民每月口粮供应9公斤。这样严峻的形势，导致了经济急剧滑坡。到1961年的低标准时期，全县境内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人饥饿，身体素质状况急剧下降，劳动力失去往日的活力，农业生产后劲严重不足，仅1960年全县粮食减产628万公斤。加上全县大搞“反坏人坏事运动”，这一年逮捕关押1321人，造成大量冤假错案。这个时候，灵武有一部分人开始向内蒙古的包头、新疆的伊犁、陕西的关中等地外出逃荒。由于粮食严重不足，各地饿死人、群众上访事件直接反映到中央。1960年11月，中央令一些部门下发了《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一些科学家推荐玉米秆淀粉、小麦秆淀粉、玉米棒子淀粉，用这些东西代替粮食充饥。在灵武的田野山川，苦苦菜、猪耳朵、蒲公英、芦草根、柳树叶、榆钱子、灰条、苜蓿、艾草都成了人们采挖的食物，榆树皮在当时成了非常好的食物。三年灾荒期间，灵武城郊的榆树基本上没有皮，都被剥光了。那个时期，灵武家家户户每天的饭食都是淀粉糊糊。人们将稻草、玉米秆磨碎，形成粉末状，和成面烙成一两左右的饼子。熬粥时在大锅里撒上几把米，把淀粉放进去，再加上几把榆树皮磨成的面，做出来的饭如牛鼻涕一般。就是这样的饭食也严格定量。崇兴公社有一个姓马的社员，一次因为生产队的锅里还剩下很多淀粉稀汤，炊事员看到他饿得非常可怜，索性让他喝饱，谁知他一连喝了9碗，胃差点撑破，命也差点送掉了，以致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马九碗”。为了渡过难关，生产队也想尽办法找吃的，组织一些壮劳力到东山坡地去打灯索（一种野草）粒，炒熟充饥，组织妇女捋柳树叶子、割苜蓿……反正什么能吃就弄什么，连稻壳子、玉米芯子、玉米根都粉碎后烙成饼子吃。这些东西难以消化，吃后一些人因排不出大便，家人只得用手往出掏，掏出的大便干硬如石。由于长期的饥饿，很多人得了水肿病，痛苦不堪，不少人医治无效死去。
现在灵武城乡还流传着那个年代老百姓编唱的歌谣：“一上九梁滩，看见大队的黑沿锅。倒水一大锅，下米二合子多。刮的风，摆的浪，受苦的穷爷爷喝不上。农业社倒了灶，草子笼头苏联造，饿得社员把状告，烟囱戴帽鸡进罩。”这些歌谣形象地描绘了当时闹饥荒的情景。
那年月，城乡的老百姓都想方设法度过灾年。城里的居民卖掉家中一些值钱的东西，换点山芋、胡萝卜以充饥。
而农村一些头脑聪明的人想办法弄一些那时最吃香的黑条绒、蓝条绒等布料，偷偷到陕北一些县的乡村倒换粮食。这些人换回杂粮后，除自己家食用外，剩余的再悄悄地倒卖给乡邻。那个时代，这种行为被定性为投机倒把，抓住后不是被批斗就是被劳改。还有的人用铁丝弯成弓箭、弹弓来捕杀麻雀、老鼠一类。一些狗、猫饿死后，也被人们抢去或烧或煮着吃了充饥。
那个可怕的年代已过去40多年了，但这一幕已深深地烙在灵武县每个家庭的记忆中。
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及我们的下代，都应该记住那个可悲的年代，重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古诗的深刻含义。我们要深刻理解“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织之辛苦”和“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意义。善良的人们，让我们永远记住低标准时期那些难忘的日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