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近八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送我们到俄国去。那时去俄国很不容易，要通过很多关卡，冒很大风险，稍有不慎，就会被捕。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为了缩小目标，我们采取分批行动，每个人都化了装，做好了对付各道关卡检查的准备。我们这一批走的十多人中，有我们从湖南一起来的六个人，还有刘少奇、彭述之、卜士奇、罗觉、吴芳、谢文锦、廖化平、蒋光慈等。
大概是初春时节，我们从吴淞港登上轮船，离开了上海，离开了我们的祖国。对远涉重洋的重重困难，我们考虑得不多，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那时“俄国”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推翻了旧世界，建立了工农政府，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些在书本中、课堂上读到、听到的崭新的世界，就要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想到这些，我们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正如弼时同志临行前给他家的信中写的：“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以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那时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救国救民的革命抱负，踏上赴俄学习的漫长旅途的。
船在海上颠簸了几天，到了日本长崎。在长崎休息了一天，继续开往海参崴。越走越冷，到了海参崴，到处是一片冰天雪地。我们这些南方娃娃，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冷的天，大家都没有足以御寒的衣服，十几个人挤在一家中国旅馆里，冻得几乎出不去门。少奇、罗觉、吴芳是我们的负责人，他们按照预定的暗号与海参崴大学的教授伊万诺夫接上了头，他是第三国际派在这里进行秘密工作的。以后的行程都由他们安排了。那时海参崴是白区，乱得很，有白俄，有日本人，也有不少中国人，张作霖的总领事馆也设在那里。张作霖的总领事馆对我们很注意，不知他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了我们的来历并把每个人的姓名都搞去了，误认为我们是孙中山派去俄国的代表，抓去了我们几个人审问。被抓的有刘少奇、吴芳等同志。审问时，戒备森严、杀气腾腾，两边站的都是刀枪手，就像唱京戏那样。领事馆的人问少奇是干什么的？少奇同志沉着回答，“做裁缝的。”当时南方人跑到北方来有很多是做裁缝、理发等手艺活的。少奇同志是湖南人，讲话他们也听不太懂。不管怎么问，少奇他们只讲是学手艺的。审问没有结果，威胁了一番，就把少奇、吴芳等放了回来。少奇等同志回来后，讲述了审问的情景，我们对他那机智勇敢、临危不惧的精神很钦佩。总领事馆虽然放了我们，但并不死心，通知他们驻伯力的领事馆注意我们。但是伯力已是苏联红军管辖之地，等我们到了伯力后，好比鱼归大海，他们也就奈何不了我们了。
从海参崴到伯力，有一条伊曼河，那是红白交界处，河南边是白区，河北就是红区。为了顺利通过，我们十多个人分成若干小组。有的白天走，有的晚上走，有的由俄国人带着走，说好了在伯力某处汇合。我和弼时同志两人一组，我们一个扮作裁缝，一个扮作理发工人，路上装着互不相识，一前一后走着，谁也不理谁。过伊曼河红白交界处时，有日本人和白匪设卡，盘查严得很。当时海参崴发生鼠疫，过往的行人都要检疫，他们先给我们量体温，我的体温正常，查来查去查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把我放了，弼时当时可能有点感冒，体温稍高一些，结果以鼠疫患者的嫌疑被扣下了。我很着急，却又无法帮助他，只好只身一人继续往伯力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暗暗为他祈祷，盼望他能脱险赶上队伍。少奇、蒋光慈他们也都陆陆续续地过来了。蒋光慈过了桥以后，还以为是白俄地区，躲躲闪闪的，结果被红军当坏人抓住了，一问情况才知道是误会，把他放了。在伯力汇合后，我忧心重重地告诉少奇他们弼时同志被扣的情况，大家都很着急。过了两天，弼时同志一人赶到伯力，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高兴地一把抓住他，连连问他怎么脱险的？弼时同志告诉我们，日本人和白匪盘问他，他只说自己是工人，要到俄国去谋生，他们问不出别的，又给他量体温，这次弼时同志在腋下夹体温计时，将体温计的水银部分漏在外边，这下体温正常了，他们只好把他放了。弼时同志所表现出的坚毅的革命精神和镇静机智的品德，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次险情。这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原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但那时对我们这些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十七八岁的青年，却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到了伯力以后，就由苏联红军热情接待，吃住都有人负责，我们如释重负，感到好像一下子换了一个天地，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我们聚集在一起，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路上的所见所闻，谈论着到红区以后的感受。在伯力住了几天，我们十几个人又分批继续前进。从伯力到黑河这一段路，分水旱两路，我和少奇乘船，弼时、罗觉他们乘火车。这一段航线也不太安全，因为船在黑龙江上行走，有时走的是中国水域，有时走的是俄国水域，经常发生鸣枪停船检查的事。每遇这种情况，少奇同志总是很冷静，从容不迫，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到了黑河，仍是红军接待我们，黑河红军的司令是一位俄国老太太。华侨也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武装支队，打仗很勇敢，苏联红军很信任他们。在黑河没住几天，水旱两路人员集中后，我们又继续向莫斯科前进。
从黑河经赤塔去莫斯科，都是乘的火车。一路上我们目睹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艰苦奋斗的情景。连年的战争把苏联的国民经济弄得穷竭不堪，我们到苏联的时候，战争已接近尾声，然而战争的创伤比比皆是。沿途的建筑物弹痕累累，道路桥梁破烂不堪。工厂、矿山成为废墟，村庄到处是断墙残垣。粮食歉收，天灾人祸，各种生活必需品奇缺，沿途有不少冻尸饿殍，惨不忍睹。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俄国人民并没被吓倒，从上到下都过着艰苦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我们一路上所接触到的俄国人民、红军指战员，尽管生活艰苦，但情绪都很乐观，真是一副当家做主人的样子，使我们感慨不已。我们乘的是一辆载货的闷罐火车，没有餐车，也没有水和取暖设备。我们从黑河上车以前，每人从苏联红军那里领了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背在身上，饿了就啃上几口，渴了就喝几口凉水，那时在俄国能每顿吃上面包已是最高的待遇了。当然，我们谁也不敢多吃，因为不知路上要走多长时间，吃完了就要饿肚子。记得路过贝加尔湖的时候，我们吃过一顿烤鱼，那里的鱼很有名。我们学着俄国人的样子，自己架起木柴把鱼烤熟，吃起来果然味道鲜美，名不虚传。火车走得很慢，因为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们都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来修铁路。那时候，沿途还有一些零散的白匪，碰到袭扰，还要打仗。就这样，在横跨俄国的7000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线上，我们走了将近3个月，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大约已经是6月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