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历尽千辛万苦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吴起镇是从甘南进入陕北的第一个市镇，处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一纵队先进了镇子，我们二纵、三纵在吴起镇以西约二十里的地方宿营。吃过晚饭的时候，又接到了进镇的命令，我们即率部队进入吴起镇。
透过苍茫的暮色，我们在镇上看到了久日不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看到了“工农民主政府”牌子，不禁心头一热，不少同志都流下了热泪。的确，离开了自己艰苦创业建立的革命之家——中央苏区根据地以后，每日行军打仗，翻雪山，过草地，不停地走，走，做梦都想有一个落脚生根的目的地，如今终于到“家”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十月的陕北已是深秋，高原气候，早晚已离不开棉衣。而我们的红军大多数都还身着单衣，脚穿草鞋。有的还是从中央苏区出来时的那身灰衣服，如今已褴褛不堪。有的还穿着短裤，有的为了御寒，穿着缴获来的国民党的黄军服，还有的穿着沿途买来的，以及打土豪得来的各色花衣服……加上长途跋涉的劳顿，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个个面黄肌瘦，体力衰弱，不少同志拄着棍子。当时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自己像个叫花子，也真不算过分。特别是三纵队，收容了不少老弱病残的同志，还有女同志、家属、小孩，他们经过这样艰难的历程，吃的苦更多，更是衣衫褴褛，面有菜色。进吴起镇的时候，老百姓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开始还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主力红军，后来听说我们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凭着两条腿，爬雪山，过草地，涉江河，硬是走了二万五千里路时，人人都感叹不已。他们怀着深厚的感情，为红军筹集粮食、布匹，为我们烧饭、缝衣。伤病员也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历时一年之久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
到吴起镇的时候，我们的背后还拖着一条“尾巴”——宁夏“二马”（马鸿逵、马步芳）的两个骑兵师还紧紧地尾追着我们。毛主席提出，不能把敌人带进我们的根据地，要坚决“切”掉这个尾巴。到吴起镇的第二天，毛主席召集一、二纵队的领导同志开会，部署了“切尾巴战斗”。他亲自向我们交代了任务，要我们在山川间布置一个口袋阵，让敌人钻进口袋后歼灭之。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山梁起伏，大川沟壑纵横，地形很有利于打伏击战。我们在吴起镇以西敌人必经的一条大川中埋伏下，一纵队在正面，我二纵队在左翼。大家憋足了劲，准备狠狠打它一下。但这一仗收获不算大，原因一是敌人发现了我们有埋伏，掉头就跑；二来他们是骑兵，跑起来快得很，不容易追上。结果只消灭了大约一个团的兵力。我们的红军战士虽然经过长途跋涉，体力下降，但革命精神丝毫不减。特别是今天背靠根据地作战，更加斗志昂扬。战后大家觉得还有些遗憾，觉得只敲掉他一个团不够过瘾。这仗以后，这股骑兵再也没有跟踪，“尾巴”切掉了。
回到吴起镇，群众热烈地欢迎我们，镇上到处是送粮送衣的人，很令人感动。在这里，我们休整了几天，像回到家里，感到十分温暖。为了尽快解决部队的御寒冬衣，除了群众积极帮助外，也发动部队自己动手。我记得当时没收了土豪一批羊毛毡布，还发给了我一块棕色的，我自己动手，把它裁成三个筒子，一个做身子，两个做袖子，缝成一件毡衣。长征到陕北时，我还穿着一身夹衣。那时年轻，也苦惯了，不觉得怎么冷。第一次穿上这件相当粗呢面料的衣服，虽然做得不太高明，但很暖和，很解决问题。脚上又新穿了一双打土豪分的毡鞋，觉得很是不错。彭德怀同志看着我那样子，在一边偷偷笑我。我发现他在偷笑，便问他笑什么，他说我“汉人不像汉人，蛮子不像蛮子”，于是我俩开怀大笑。现在想起来，我那一身打扮也着实可笑得很。
从吴起镇出发，部队向甘泉进发。因为当时红十五军团指挥机关在甘泉下寺湾。在甘泉，我们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成立了西北军委。十五军团与一、三军团合编，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三军团也编入一军团为第四师。这时，我与李富春调到陕甘省委，省委书记开始是朱理治，后由富春同志担任，我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做了一个时期地方部队的工作。
1935年11月，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部署下，主力红军又进行了直罗镇战役。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企图在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歼灭我军。他调兵遣将，在合水、鄜县、甘泉、延安构成封锁线，妄图逐渐向北压缩，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西北地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在鄜县至合水中段的直罗镇，诱敌深入，集中主力，歼敌一至两个师。11月21日拂晓，红一方面军的一、十五军团分别从南、北两面包围了诱进直罗镇的敌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九师，经过激战，大获全胜，歼敌一○九师全部及一○六师一个团。当时，我刚到陕甘省委军事部，还人地生疏，连一个人都不认识，同志们也不认识我，只知道我是新来的负责干部。看到战斗打得激烈，我即带着陕甘省委军事部仅有的一个警卫连的几十个人，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的追击战。那时地方武装的装备很差，我们冲上去的时候，用的是一些破旧不堪的烂枪，回来时则换了缴获国民党正规军的好枪。指战员们都爱不释手地摆弄着，喜气洋洋。这一仗，正如毛主席所说：“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后，中央所在地移至瓦窑堡。12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红军主力东征奔赴抗日前线。鉴于红军主力都北上瓦窑堡附近休整准备东征，而南线苏区又扩大，地方武装蓬勃发展，中央决定由我们陕甘省委军事部组建红二十九军，由我兼任军长。我们首先抽调了宜川独立营两个连，中宜独立营和延安、甘泉独立营各一部，成立了四个连，以二十九军的名义在羊泉塬，中宜地区活动。1936年3月，在我陕甘省委军事部的主持下，在鄜县套通塬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当时只有五六百人。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是扩大兵源。由于陕北地广人稀，扩红非常困难，我们即在这一带的农村中，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青壮年参军。建立二十九军，主要是巩固发展根据地的需要，同时也是争取张国焘尽早北上的需要。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北上，主要是对形势估计右倾悲观，对北上建立根据地丧失信心，要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天全、芦山吃大米。中央到陕北以后，能站住脚，尽快地巩固根据地，扩大武装，奔赴抗日前线，就在实践上驳斥了张国焘的分裂理由，证明中央北上路线是正确的，以此来教育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争取张国焘尽早北上。另外，成立二十九军，从策略上来说，也是为了在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中，有更强大的武装做后盾。
二十九军成立以后，担负了南线根据地的巩固和向东发展的任务。二十九军在店头消灭了夏老幺红枪会匪帮，接着深入白区，以黄龙山为中心向东发展，开展游击战争，剿灭土匪，阻止东北军、西北军向苏区进犯，配合主力东征。我们相继在宜川、洛川、韩城、合阳、白水地区开辟了游击区，并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决策，在东北军中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6月，北线榆林国民党二十二军一部准备偷袭瓦窑堡我党中央驻地，中央命令二十九军迅速北上，保卫瓦窑堡，保卫党中央。部队赶到时，中央机关已经撤离、迁往保安。奉中央命令，二十九军继续在东线活动，部队与东北军建立了秘密联系，使东北地区得到巩固和发展。为配合主力西征，红二十九军，开赴西线，一部到定边、盐池，一部到曲子、庆阳、合水一线，配合主力消灭马鸿逵匪兵，吸引胡宗南部队。同时开辟新的根据地，拔白旗，插红旗，逐步收复了三边、关中、庆环地区的一些县城，在这些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随着根据地的迅速扩大，中央决定将陕甘省改为陕甘宁省，省政府也迁至陇东环县。李富春任省委书记，我仍任省委军事部长，赖传珠任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