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红五军团，困难重重，问题成堆。我和伯坚用了几天的时间，走遍了驻在九堡、沿坝、石城的三个军的每一个师、团，和大部分起义的团以上干部谈了话，做了些调查研究。这次起义是在少数上层军官中秘密策动的，大多数人在开往苏区的路上还不知去做什么，直至宣布起义，方如梦初醒，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思想波动最厉害的是军官。在军官中自觉起义当红军的，主要是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暴动的组织者以及受党影响较深，思想比较进步的军官，这部分人数量不大。思想比较反动，认为来当红军是受骗上当，没有什么出路，坚决要求走的人，数量也不太大。大多数人是在等待观望，不置可否，思想问题也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起义当红军已成事实，不得不干；有的怕从此回不了家，担心家里受株连。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主流较好。他们大多数出身于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的贫苦农民家庭，是被迫来到江西与红军作战的。在江西的这些日子里，他们受到了“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欢迎白军士兵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的宣传，特别是被俘的官兵，亲眼看到了苏区和红军的情况，释放回去以后做了义务宣传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堪忍受蒋介石的歧视和军阀主义的压迫，愿意当红军。当然，在旧军队中，他们受旧思想影响也很深，帮派义气、乡土观念等，有些看着上级军官的眼色行事，所以下级官兵中也有要求走的。就是那些愿意当红军的进步官兵，此时也是惶惶惑惑，不知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记得刚到红五军团的时候，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同志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希望借助我们这些政工干部的力量把部队引上红军的道路。同时，又由于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一套制度、传统缺乏了解，处处谨小慎微，唯恐做错事。起义官兵也是用千万双眼睛在看着我们，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等待着我们政治工作的开展。
按照军委的指示和部队的实际情况，我们把团结、教育、改造作为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首先做安顿起义部队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政工干部日夜在部队中找各级官兵谈话，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鼓励他们安心在部队工作。聂荣臻同志就是在这期间，受毛泽东同志的委派，来五军团帮助、指导工作的。在工作中，我们特别注意从中发现思想进步的同志，进行教育培养，加强骨干队伍，进行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团结进步的，带动中间的，影响落后的。对不愿留在部队的人员，发给路费，送他们回家。还从他们中抽调了一部分官兵到红军学校去学习。随着各级政治委员陆续配齐，我们又从红军和红军学校中调出一部分干部配到连队，担任指导员，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通过各级政治委员、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党员，形成了我们的政治工作网。通过党员联系群众，做起义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党的方针、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执行。我们特别强调各级政工干部，除了做好所属干部和部队的工作外，特别要注意做好同级干部的团结教育工作。要尊重他们，注意工作方法，不揭短，不提他们在起义前做过的错事，不讲带有刺激性的话。记得开始的时候，伯坚对我说，起义过来的军官们顾虑自己不懂红军的规矩，不懂共产党的道理，不会讲话，不知怎样带兵。我说，没关系，我们办训练班，把这些事情一课一课地讲清楚。这样，军团组织了军事政治训练班，讲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讲红军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关系，等等。也讲马克思、列宁，讲十月革命，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革命理论，提高他们的觉悟，学习做红军的指挥员。还有一次，伯坚告诉我说，下边一些军官要求政治委员给上课哟。他们说，老讲打倒帝国主义，可是不知什么叫帝国主义。我说，好吧，就专讲一讲帝国主义。我就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的基本观点，从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讲到它的垄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以及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其必定要灭亡的理论，大家反映听得明白、解渴。
我们特别注意团结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赵博生在起义前已是共产党员，董振堂是在起义后不久入党的。这两位同志表现一直很好，虚心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积极配合我们做部队的工作，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批进步军官，成为教育改造部队的中坚。在这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亲自做了他们很多的工作，多次找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去个别谈话，对他们弃暗投明，参加革命给予高度的评价，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放下思想包袱。记得季振同从临时中央谈话回来后，情绪非常高昂。他对毛泽东和蔼谦虚，平等待人的态度，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华赞叹不已。对朱德的宽厚诚朴和周恩来的谦和精明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对我说，红军里面有人才，红军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革命关系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比拟的，到了革命的军队，确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受教育。
为了使起义官兵加深对红军的了解，亲身体验红军与白军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组织起义官兵轮流到党政机关、红军学校以及部队驻地去参观学习，让他们亲眼看一看红军是如何生活、工作、学习的。参观期间，中央临时政府、中革军委的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项英等都亲自参加接待，给他们讲革命道理，鼓励他们进步。这使起义官兵十分感动，深深体会到红军中确实是“官兵夫一律平等”。苏区还为起义部队专门组织欢迎大会，召开各种代表会议时都邀请五军团参加，请季振同讲话，造成一个促使他们革命的环境。从这一时期中央根据地的《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上，都可以看到报道当时苏区军民欢迎红五军团的情景。这说明，当时我们党为了争取这支部队走上革命的道路，是花了心血的。
我们刚到部队的时候，起义官兵中患病的很多。打摆子的、拉痢疾的、生疮烂腿的都不少。他们多是北方人，到南方后生活不习惯，大米饭都做不好。加上北方人到江西，语言不通，出外采买副食品都有困难，伙食搞得很差，一到吃饭时就有人唉声叹气，牢骚满腹，想回北方去。关心和改善部队的生活，成了稳定思想的重要一环。我向军委报告了这个问题，军委非常重视，马上从红军各部队中抽调了一部分本地籍、有经验的老司务长和炊事员，充实到五军团帮助改善生活。对部队中的伤病员，则分别送到红军医院或老乡家去养伤治病，派人经常去慰问他们。当时红军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党对红五军团尽力给予照顾，组织地方群众带着菜肉蛋禽来部队慰问，想方设法搞些面粉给他们改善生活。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记得季振同特别爱吃面，尤其爱吃馅饼，我们对他照顾些，多拨给他一点面粉。每到他吃馅饼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地来叫我：“政治委员，来，我请客。”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对部队进行民主改造，彻底废除旧军队的封建军阀制度，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现在说来是很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在当时，却是相当艰巨、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因为这项工作触及了旧军队封建军阀制度的根本。冯玉祥的部队一向以治军严而闻名。这种“严”，不是靠政治工作，靠觉悟，而是靠惩罚。部队中军阀主义严重，官兵不平等，军官打士兵是常事，而且上级可以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同时，军官剥削士兵，扣兵饷，吃空额。要使部队真正成为红军，必须破除旧的一套，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我们按照红军的传统，在连以下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自己研究决定自己的事情。在部队废除打骂、体罚士兵的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士兵有权批评监督干部。各连队还建立了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民主，定期公布账目。军官随意扣兵饷的现象被禁止，大家发一样的伙食尾子。这些做法在士兵中引起极大反响。我们还在士兵中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忆比活动，从“回忆对比红军与白军有哪些不同”这样浅显的道理入手，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军官中，对这种民主改造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开始他们怀疑，不打不骂，单靠做政治工作就能带好兵？当政治工作开展起来以后，他们发现士兵们奇迹般地听话了，便认为红军的这个办法的确很灵。我们抓住时机对军官进行教育。这样，政治教育和士兵影响互促互进，使教育改造工作不断深入。当时，蒋介石、孙连仲等对二十六路军起义是如鲠在喉，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他们用各种方式进行策反宣传，还多次派飞机散发传单，绝大多数官兵毫不为之所动。一九三二年初，在红五军团答复敌人的策反宣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有眼看见，有耳听见，有脑子可以明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力量，红军中官兵夫一律平等，与军阀军队专替某一人打仗，还要受很利（厉）害的压迫完全不同。……我（们）看见贫苦工农都真正得到了解放，工人增加了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分了田地，都有衣穿，有饭吃，与充满了饥荒灾祸杀戮的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完全不同；我（们）看见许多共产党员革命的无限忠实，吃苦，耐劳和勇敢，与借军阀赚钱做官的国民党员完全不同；我们又看见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各地苏维埃的负责人员都是（为）工农办事，都很勤苦努力，真正能代表劳苦群众的利益，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各县政府的主席委员都是军阀官僚政府，只知剥削压迫人民，不替人民做一点好事，完全不同。”“所有这一切不同的情形，使我们感觉当兵多年，到如今才真正找得出路……”这段文字是很能反映红五军团绝大多数起义官兵的心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