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初的武汉，正处在暴风雨到来的前夜。这里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一度是革命的中心。江岸码头上，大街两旁，高大建筑物上，到处可见革命的标语。街上不时地走过群众的游行队伍，那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欢呼北伐军出征河南打败张作霖所取得的胜利或号召东征讨伐蒋介石的背叛罪行。然而，和武汉闷热的天气一样，我们已经感到了事变到来前的沉闷。郑州会议以后，宁汉合流的倾向已经十分明显。这期间，我从宜昌往返几次来武汉，向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汪精卫一天天走向反动，形势一天天的紧张。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发表声明“分共”，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大批从国民革命军中退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云集武汉，等待着党采取果断的行动，扭转形势。革命处在危急的关头。
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从宜昌出来，一路上反复思考的问题是，大好的革命形势为什么会半途而废？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会有这般结局？今后怎么办？在汉口李富春同志的家里，我见到了方维夏、李六如同志，他们也都先后离开了国民革命军。我们这些在北伐中并肩南北征战的战友，在一起交谈着，百感交集。虽然那时我们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认识还不深刻，但我们的同感是，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是我党的一大失策。我们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了将近两年，应该说对旧军阀部队的改造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就拿我所在的六师来说，已有三分之二的力量基本上是在我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之下。如果党的路线正确，完全可以逐渐地把这支军队掌握在我们手里，至少在国民党叛变时，可以多拉出一些队伍，使之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可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对我们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做了种种限制。不准共产党员当军事指挥官，不准在部队内发展共产党员，特别是在蒋汪叛变时，对形势没有正确的估计，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我党失去了掌握这支武装力量的大好时机。一旦蒋汪叛变，即束手无策，只好听凭国民党反动派绞杀革命，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教训。当时，我们这些从国民革命军中撤出的同志很着急，蒋汪叛变后，把我党置于非法的地位，城市中已不能公开活动，今后的革命怎么搞？心中没有底。同志们聚在一起就谈这些问题，找领导时也打听这方面的情况。这一段时间，我住在李富春同志家里。富春同志来往于军委周恩来、聂荣臻等同志那里，工作很忙。从富春同志那里我得知党已经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成立了临时中央，正在采取挽救革命的措施。富春同志告诉我，党决定将自己掌握的一部分部队组织军事暴动，武装反抗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要我做好准备奔赴南昌参加武装暴动。
在武汉的短暂停留，却使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变化。这里要提到我党的一位忠诚朋友——朱剑凡先生。朱剑凡先生是湖南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育家。他出身于封建士大夫的家庭。早在“五四”以前，他就怀着教育救国的强烈愿望，冲破封建势力的禁锢和封锁，毁家兴学，创办了长沙第一所女校——周南女校。他致力于传播新文化，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提倡男女平等，宣传妇女解放，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女革命家。周南女校成为湖南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向警予、蔡畅等同志都曾在这里读书，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五四”前后，我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就知道剑凡先生的名字，他与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董维健等，都是湖南著名的教育家。他们致力于改进教育，启发广大人民的觉悟，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的言词和主张，在我们这些刚刚开始革命活动的学生中间是很有影响的。后来，剑凡先生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列主义，积极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1925年秋，我离开安源路矿工会来到广州，剑凡先生也在广州，他是代表湘军参加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并在富春同志主持的中央政治训练班任教育干事，负责日常教育行政工作，兼讲授帝国主义侵华史。因富春同志任第二军党代表，我任该军第六师党代表，这样，我就认识了剑凡先生，我们见过面，聆听过他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解。北伐战争开始后，我奔赴赣浙前线，剑凡先生返回长沙，他按照我党的指示，与徐特立、张唯一、熊瑾玎等同志组成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并任常委，他还兼任了长沙市政筹备处主任和公安局长等职，对长沙的土豪劣绅的反扑进行了镇压，对国民党的右派组织进行了打击。所以，在“马日事变”时，他受到许克祥的通缉，处境十分危险。我党为了保护他脱离险境，派人从武汉到长沙，以唐生智部队的名义，将朱剑凡先生的一家，从长沙接到武汉。我率六师部队北伐从安徽返回武汉时，又一次与他重逢。在大革命开始转入低潮的时候，剑凡先生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他不仅自己参加了革命，而且把他所有的子女都带到了革命队伍中来。这次我回到武汉，恰巧剑凡先生一家也住在李富春同志家里，来往更加密切了。剑凡先生对我的印象不错，又经蔡畅同志从中做媒，我与剑凡先生的女儿朱仲止同志结婚了。
婚后不久，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汪精卫对我们共产党人已有剑拔弩张之势，我党同志在党的安排下纷纷撤离武汉，大部分同志奔赴南昌前线。就在这时，党组织改变了让我去南昌的决定，通知我去苏联学习。大约在7月底，汪精卫开始大屠杀之前，我离开武汉，只身来到上海，等待出国。
此时的上海，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江边码头上，到处都是武装的印度巡捕，上海人叫他们“红头阿三”，街上便衣特务、暗探很多，党组织已完全转入地下。我住在一家旅馆里，只与交通员一人联系。大约在九月初，我拿到了去海参崴的船票。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在一天夜里，我化装从上海吴淞口上了一条小舢板，划到江心泊着的商船边，爬上去后下到底层的货舱，开始了二次赴苏的航程。这次离开祖国，心情十分复杂，面对大革命的失败，内心很痛苦，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心里也不够明确。但是，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抛弃了新建立的小家庭，抛弃了自己个人的一切，毅然决然地奔赴苏联去学习苏联革命的经验，用革命的知识充实自己回来继续革命。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是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我们共产党人当时对待革命失败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