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郭氏兄弟率先在斐济打开局面，加上永安出资最多，所以永安在生安泰占有控制权和管理权。反过来，生安泰的成功也令其获利不菲、实力大增。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记载，生安泰在斐济以每条2先令收购大条香蕉，运到悉尼后批发价高达5先令，每条至少可获利3先令。后来，生安泰在斐济开辟种植园，招募华工种植香蕉，实现自产自销，利润大幅提升。
生安泰于1903年开业，1919年因三家公司转向香港、上海百货业而停业。期间，因为权力分配、分销比例等基本利益问题，三家公司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地里却免不了一番勾心斗角，“挖墙脚”、“抢户头”等情况时有发生。不过，永安因为掌握主动权，所以常常占据上风。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他们涉足百货业后有增无减，成为一大特色。
郭泉可以说是生安泰奠基人，他主持生安泰期间，在斐济建立了20多个收购站，每个站点有两三名采购员，除收购香蕉外，还经营百货推销，主要从当地居民手中收购椰子干、贝壳、海参等土特产，椰子干转卖给英国人用来制造肥皂，贝壳卖给纽扣生产商，海参则向中国出口。
当时斐济有60多家同类公司，大多数是资本雄厚的外商，生安泰资金有限，无力与之竞争。而永安果栏在悉尼也发展到一定规模，积累下可观的资本，当时除经营水果外还兼营百货批发与零售，兜售花生、瓷器、丝绸、大米、白酒等近百种产品，粗具综合商店形态。
在制定未来发展计划时，郭乐萌生创办百货公司的想法，但他自感势单力薄，考虑到经济政策、消费习惯、工资水平等种种因素（比如，澳洲对华人征收高额的盈利所得税和遗产税，打压华人商业活动，华人经商可谓困难重重），认为在澳洲很难立足，于是便将目光投向大陆。
郭乐在《回忆录》中记下这时心迹：“我国工业固未萌芽，则商业一途也只小贩方式，墨守陈法、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模组织，更茫然于商战之形势。余思我国欲于外国人经济侵略之危机中而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气质追不可……”[ 引自《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期P42-P61摘录的王有枚、缪林生所著《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的消息传开后，郭氏兄弟静观其变了一段时间，认定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也动了去香港开百货公司的念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年轻的郭泉肩上。
1907年8月28日，郭泉步马应彪后尘，以16万港币创办香港永安有限公司，涉足百货零售业。相比先施，创业之初的永安颇为简陋，仅一间铺面、20余名员工，除百货外兼营金山庄的各种业务，如办理出国手续、投递信件、汇兑外币等等，主要面向来往大陆、澳洲的华人。
郭泉在香港戮力经营，背后更有郭乐等人在澳洲鼎力支持，很快便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百货大王”之争。这一次，郭氏兄弟能否延续果蔬生意的辉煌，上演后来居上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