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难以数计的中国人的命运之河猝然改道。生与死、去与留，时代汪洋中的人们无暇思索，一个不经意的决定便可能改变余生。
国民党军队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丢掉大半河山，也让国民政府的有产阶级感到惶恐无限。富商巨贾犹如惊弓之鸟，拖家带口逃离大陆。香港自然成了移民汇集之地，从1948年开始，移民潮一浪接一浪涌来，香港人口剧增。这些大陆客中，有四名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日后在香港航运业后来居上，崛起为名噪一时的“四大船王”，创下不朽的财富传奇。
这四人分别是宁波籍的董浩云和包玉刚，江苏无锡人赵从衍和上海本地人曹文锦。
董浩云名头最响，他已是两家航运公司的总经理，手中掌控数十艘货轮。和董浩云同龄的赵从衍只有一艘运煤的旧轮船，而且还是与他人合资，仅持有一半股权。30出头的包玉刚还是航运界的门外汉，他之前的身份是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生于航运世家的曹文锦则是家族劝业银行的实习生。
赵从衍一家最先到来。1948年冬天，他们乘着自家的“国兴号”货轮，从黄浦江收锚起航。望着被甩在身后的上海外滩，赵从衍心想，“我出去避避风头，当然还是要回来的”。
那时候，赵从衍经商不到10年，却已小有所成。赵父是国民政府官员，家境富裕。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赵从衍在上海当过几年职业律师。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汪精卫政府对律师执照进行重新注册，赵从衍不愿沆瀣一气，放弃注册，成了一名香烟贸易商。上海孤岛时期，物资紧缺，赵从衍盯上船运生意，买不起船，只能开展中介服务，从中赚取佣金，稍有积蓄后才与人合伙，买下这艘二手轮船“国兴号”，从事煤炭运输，没过几年居然成为沪上富豪。
据说当时赵从衍身价在千万级别，官宦子弟出身，专业律师背景，在上海商界正值春风得意，若非迫不得已，不会轻易离开上海，因此带一家老小到香港“避一避风头”。
与赵从衍的情况类似，曹文锦一家也是“来港避风”。
曹家原是黄埔江畔的一个清贫读书人家，曹文锦祖父曹华章从一艘小木船起步，摇橹载客创下家族基业。1925年曹文锦出生时，祖父曹华章经营的“曹宝记”运输公司业务已遍及长江沿岸，其父曹隐云开办了中国劝业银行并从事进出口贸易，其母吴娱萱则主持南京路的“天成宝银楼”。作为家中长子，曹文锦从上海圣约翰大学一毕业，就开始接受“强迫性”的商业训练，上午去银行实习，下午去达昌洋行学习进出口贸易，晚上去祖父的运输公司帮忙。
曹氏家大业大，1949年这趟出走起意匆忙，上海的公司、地产、珠宝和股票没有来得及出售或带走。幸好一年前蒋经国“上海打虎”时曹文锦不甘心家产被掠夺，冒险把“天成宝银楼”的金银首饰转移到广州，兑换成港币存入香港的银行，价值10万余美金。这成为曹氏“逃难时唯一的活命钱”。[ 引自《华人时刊》杂志2002年第6期P30-P32，节选曹文锦回忆录《我的经历与航运五十载》一书《我的五洲四海航运生涯》，作者曹文锦。]
后来曹文锦回忆说，“只随身带了10万美元的现金和一些珠宝，希望局势稳定之后再回上海。”[ 引自祝春亭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P11。]有香港媒体推测，曹家带出的资产仅占家产1%，《资本家》杂志估算“大致只有当时曹家财产的5%至10%”。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曹家在上海富甲一方，而此番赴港财产大多留在了上海。
未曾料想，从此一别，剩下的资产就再也没有机会带走。这对曹文锦的商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局势稳定之后，他也没有考虑“再回上海”，甚至对香港前景也始终忧心忡忡。
相比赵从衍、曹文锦，董浩云则决绝得多，早已不再对“重回上海”存任何幻想。
董浩云祖籍福建，祖父这代迁居浙江定海，以裁缝为业，清末移居上海闸北，董浩云之父董瑞昌在上海南市大东门经营“源森玻璃五金店”。董浩云自幼对海洋感兴趣，16岁进入日商在上海开办的“国际运输株式会社”做学徒，不久转入民国“金融巨子”周作民的金城银行旗下“通成公司”，19岁时被派往金城银行另一附属公司“天津航业公司”任秘书。[ 引自《民国档案》杂志2002年第4期P87，《董浩云年表》一文，作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郑会欣。]
所谓天助自助者，董浩云出身低微，但聪敏勤奋，所以运气总是特别照顾他。
来天津第一年，董浩云便得到船运大亨顾宗瑞赏识。顾氏独资拥有两家轮船公司，旗下轮船数十艘，经营天津、上海间的煤炭运输业务，与董浩云供职的“天津行业公司”有业务往来。顾宗瑞有意栽培董浩云，还把女儿顾丽真许配给他。可惜，顾宗瑞不久便去世，这个后台倒塌了。
好在董浩云能力过人，几经交涉，帮助金城银行收回被英国领事馆租借的物业，用作“天津航业公司”的总部。此事令董浩云名声大噪，23岁就被选为轮船同业公会副会长。1936年开春，天津大沽口被冰雪封冻，140艘中外轮船被困，董浩云沉重指挥救灾，展现出行业领袖的潜质，此后平步青云，不到30岁便成为民族航运业旗帜性人物，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一北一南，遥相呼应。
与卢作孚拥有自己的民生公司不同，董浩云身份上属于职业经理人。直到1940年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金山轮船公司”，他才算拥有了自己的航运公司，第二年又在香港创建“中国航运信托公司”，悬挂英国或巴拿马国旗，往来于中国沿海及东南亚。不过，随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董氏旗下船只被日军作为“敌产”接管。抗战胜利后，董浩云申请复业却被国民政府财政部以在香港注册为由驳回。1947年，董浩云重起炉灶，从美国购入三艘战时生产的7600吨胜利型散装货轮，先后在香港创建“复兴航业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开展沿海及远洋运输。董浩云对国民政府忠心不二，1948年底举家迁往香港。那一年他36岁。
刚跨过而立之年的包玉刚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1949年开春，上海解放前夕，包玉刚乘坐中华航空公司的班机去香港与家人团聚。其父包兆龙一年前已把家人、资产转移到了香港。
尽管是上海吴淞船舶学校船舶专业科班出身，包玉刚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银行家。这个丝绸商人的儿子确有成为银行家的潜质，22岁投身金融业，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局，在衡阳办事处做职员，后来得到银行家陈敦甫赏识，进入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做副经理，在战时的衡阳金融界崭露头角。抗战胜利后，包玉刚被派往上海，接管日本帝国银行资产，参与组建上海市银行，并担任副总经理。可惜，他的职业生涯被战争打断了。
在上海时，包玉刚是官办银行经理，深受当权者器重。由于权力斗争，上海市银行总经理不停更换，但副总经理一直是包玉刚，还兼任业务经理，上海市银行离不开他，少了谁也不能没有包玉刚。法币贬值后，银行挤兑空前，上海市长吴国桢说：“有包玉刚在，银行就能正常运转”。
但包玉刚似乎对留在上海有某种不详的预兆。早早将家族财产转移到香港，1949年向吴国桢成功请辞后，飞赴香港，决心重操旧业。不过，包玉刚的英语、粤语都不过关，在英国人和广东帮把持的香港银行界混不开。最后，他只能和朋友开了一家小公司，经营大陆的土特产。
这一时期，大陆难民不断涌入，致使香港人口激增，从1945年的50万暴涨至1950年的200余万，包兆龙认为房地产前景可嘉，但包玉刚认为房屋地产都是死的，靠不住，不如做船运生意。“行船跑马三分险”，包兆龙不愿冒这个风险。不过，最后还是被包玉刚说服了。
1955年，包玉刚斥资70余万美元，从英国购入一艘28年船龄的蒸汽旧船“仁川号”，更名为“金安号”，开始了他的航运事业。这时候，董浩云、赵从衍、曹文锦三人早已在香港航运界立定脚跟。但他们尚未取得什么骄人成绩。香港航运界的领军者还是一个名叫许爱周的广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