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拉姆·多多写作于我，并非创作。常常觉得，我并不能制造任何文字，即便真的努力去尝试，最后得到的，也并无惊喜。但凡是触动我的文字，都是在它出现之前，我对其毫无预料的，我只是无知又谦卑地，等待被它穿过。而我的心又是如此的钝感无力，有时候明明知道有一股宏大之流已经到达，但能够清晰感知又书写下来的，只有其中的一个瞥见。所以常常留下的，仅是些短小的诗句。若用尽力气，要将涌然而去的那一股思潮记录下来，充其量也只是对它的回忆与描摹再加上许多想象罢了，不真实也不真诚。可即使曾数度与明灵擦肩而过，也从来不会觉得可惜或者叹惋，因为我知道，伟大之流会一再地找到，那些始终保持无知与谦卑的孩子。
生命于我，也像是一次毫无预料的书写。虽然常常会去计划我的人生，但是真正精彩的部分，都不是我所计划的。只是在每次转折的时刻，努力保持着一点小好奇与一份小勇气，好随顺生命之流将我带到下一个出口而已。而且你永远不知道生命的计划，到底分了多少步，任何一种境况，看似结局的，也许都只是个过渡，生命轻轻拐一个弯，又走向了更远处。我总是愿意相信，每一次的经历，都是在为一个更为宏大的目的而累积力量。至于那更为宏大的到底是什么？我不急于了解，凡是我能想到的，都不够宏大，它一定在我的意想之外，乃超我之物。书写的人生，是一场无边的游吟，向着一场无知的渺茫，乾坤独步，边走边唱。人生的书写，是一个人的诗史，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刺血为墨，且歌且行。
寻何而去·即将西行，来者问我：“你希望从这一次行走中得到什么，达到什么目的？”我想了好久，说：“没有。”来者似乎对我的答案不太满意，继续引导：“用这么长的时间走这么远的路，总是希望收获些什么的吧？”我说：“嗯，这个……走出去了，就知道会获得什么了，坐在这里想是想不到的。”来者沮丧地换了一个话题：“那为了这次行走，你要放弃些什么？”我说：“一无所有的人谈什么放弃呢？”来者颓然，我开始暗想：奇怪，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关心得与失的问题？他们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是不是都想得特透彻才决定的呢？不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对这次行走太不重视了？于是我开始想象玄奘当年的心情。
贞观三年，那一年玄奘和我此时同岁，据说因感各派学说分歧，难得定论，便决心到天竺学习佛法。那时候的玄奘已经是“游学于洛阳、长安、成都及江南各地，求教于名僧，执经问”。很快就在佛学界崭露头角，声名鹊起，有“佛门千里驹”之誉。去国西行，他要放弃的，至少比今天的我多。问一声古德呵，你去，你舍什么而去？你行，你求什么而行？许久许久，有一个声音穿越历史的重门，自那高处沉沉俯向我：那一年长安的月光清冽，夜夜凉如水，可清凉不了群生的恼热啊，清凉不了。那一隅有佛陀的话语自书页上剥落，那是凝固的论典，不是真理啊，不是。真理应是那明明灵灵的生命，生命应是那行行进进中的凛然。于是我走了，舍浮名，求真经。
但是我的走中有不舍，不舍在生死中流浪的有情，固执不舍。而我的求中有不执，不执文字幻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我合掌，送别那渺然天音。如果再有人来问我希望从这一次行走中得到什么，我想我终于可以回答：我想得到生命本身要给予我的答案。如果有人来问我为了这次行走需要放弃什么，我会说：放弃我的懦弱吧，勇猛精进！2006 年6 月25 日 书于广州·启程·启程不为离乡，行走便是家园；真经岂是文字，生命方是真经。我们出发，不是因为所要找寻的不在这里，在在处处无不有佛，无形之处，赫然有道；我们出发，不是因为净土只在远方，当心莲盛放，净土就在目前；我们出发，不是试图逆溯时光，时间其实虚妄，只有一个真实的刹那，叫做当下。其实行走不需要理由，生命只能以流动的形态呈现，生机必须在无常变幻中开显。于是我们阔步走去，沿着真理一径不灭的走向。两千五百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有人在夜雾中看到那个悄悄离开王宫的身影，那样的年轻、健美、尊贵，那是已经决心离家的悉达多太子。
但没有人看见他眼里的忧伤，更无人知晓他内心的迷惘——到底建多高的城墙才能抵挡死劫生关，拥有多丰盛的财富才能敌得过流变无常？如果身为太子，统摄之王，都必须经历生、老、病、死，与那贫穷的首陀罗并无二样，那么答案定然不在这华丽之宫堡内，也不在这国王之宝冠上。悉达多启程了，也许启程时，他并不清楚该向何方去，他只是相信在某一个地方，会有他的答案，他只是相信生命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不仅是百万生、无量劫以来的重复流转。悉达多是勇敢的，他的勇敢不是因为敢于违抗父命，舍弃王位。他要违抗的，是轮回的宿命。
出离从来不是逃避，从浮名与幻财中出离，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有承认这一切都不恒久的勇气；出离也从来不是抛弃——若不执实何妨得，如能知空哪怕失！出离只是坦然地拥有，同时能得失无惧；出离就是出发，向着究竟真理步步接近，向着真实心性步步接近。我出发了，我的脚步将渐行渐远；我的心，将回到真实家园。2006 年7 月20 日 书于韶关今晨五时半不到，被唤醒，六时已经离开衡阳，直奔武汉而去。中午十二时，到达汉阳，总算结束了从没到过湖北省的历史。白日里又是一番名寺参拜，一番忙碌拍摄，可我心里只想着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也不知道是崔颢成就了黄鹤楼的声名，还是黄鹤楼激发了崔颢的才情，或者根本是，造物本无意，人间自多情。
今天，恐怕已经没有哪一座现代建筑物可以让人触动这般情愫了吧，人们只能够对旧物怀古，祭奠那些远去的人文忧伤。如今的城市也许缺少的就是这种微酸的忧伤，而只剩下焦躁和郁闷。忧伤是需要酝酿的，而城市太匆忙，连一场雨都来得太突然，不再会为什么去酝酿。忧伤是需要距离的，而城市太拥挤，想得到的，就要马上得到，思念没有市场。忧伤是需要一颗懂得狂喜的心去领会的，而人们从来没有狂热地爱过这个世界，所以，世界也不会令他们癫狂。因此黄鹤楼显得弥足珍贵了，一如崔颢当日的情怀，我寻此遗情而去。在武汉长江大桥上远眺，据说江那边就是黄鹤楼，据说八点钟楼上就会亮起灯火。可从桥的这头走到了那头，不见高楼矗立，更不见灯火辉煌。桥下人声倒是鼎沸，桥上车流也如织，城市不因黄鹤归去而寂寞。听说黄鹤楼因为正在修整，并不开放，所以在桥上无从得见。坐车经过近前，依稀可见华丽飞檐，可也只是短短一瞬，就擦肩而过了。崔颢若知，怕是亦要叹息，因没有我来与他一道凭吊，烟波江上的那股离愁。2006 年7 月23 日书于汉阳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记得宗萨钦哲仁波切曾经说过：“如果你们真的了解，当初达摩祖师从印度带到中土的佛法有多么的珍贵，你们就会同意，即使将整个大地铺满黄金以作供养，都不足以报答祖师的恩德。” 当我站在少林寺内的立雪亭前，静静听着当年达摩祖师如何一苇渡江，又如何为断臂求法的神光安心的故事，一种力量缓缓向我袭来——是悲心殷重的力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那是禅师要参的话头，禅师问而不答，我自己的答案已经在心内悄然相应：佛性无东西，祖师未作意。一苇能渡江，悲心为舟楫。慈悲似乎总是出现在佛教语境里，但它绝不是佛教徒的专利，更不是佛教徒用来自我吹嘘的工具。
但“慈悲”的确在佛法里以各种形式体现着，这也许是佛法在世间流布两千五百多年，仍能鲜活不衰的原因之一——因为慈悲与人心相应、与天道不违。我所领悟的“慈悲”，其内涵应是“了知”多于“仁慈”。“仁慈”取决于立场，而“了知”直指实相。“慈悲”是智慧而不是情绪，是对实相了达之后的大悲周遍——了知生命经历的不圆满，自然生发出要提升生命的愿望，知苦以后开始抉择，此“抉择心”就是慈悲心的另一层面。当悲心成长，足够深广博大之后，推及他人，能感他人之苦乐，此谓之“平等”。“平等”亦是慈悲心的另一层面，此后，一切出于慈悲心的抉择都是利乐有情的因。故说，祖师西来何需作意，行住坐卧皆是法施。可扪心自问，还远未具足慈悲心，唯有在达摩祖师闭关洞前合十祈请，加持劣根小徒能生起真实无伪之大悲心，不造作、不退转。7 月25 日 书于河南嵩山
老张头是在我们决定实在找不到投宿的人家，就只能在村子里找块合适的空地搭帐篷过夜的时候出现的，及时得像是那场伏中的暴雨。老张头似乎不会笑，而且大概是因为脑血栓后遗症，他的头总是不自主地轻微地摇晃着，看上去就像是一直在叹息；一副用了有些年头的老花镜，被他用一根细绳子在脑后勒着才不至于从鼻子上滑下来。老张头衣服的头四颗扣子永远敞着，干瘦黝黑的胸脯微颔，透着谦逊甚至谦卑。你甚至不能说老张头是热情的，但的确好客。我们正在村子里找地方投宿，老张头刚好路过，别人顺手一指说这位老张家有余房，老张头也不细问，就说：“是有。”我们问，大爷能带我们去瞧瞧吗？他回答：“成。”看过了房间我们认为可以挤得下四个男同伴，就对老人说：“谢谢您，大爷，我们打算让四个男的住在这里，我们现在还要去别的人家给两个女同伴找地方住。”老张头走到对面屋一撩门帘说：“这还有一间，女娃可以住这里。
”就这样，刚好路过的老张头，成了我们西行路上第一个投靠的人。当我们六人将硕大的行李包搬到屋里，老张头静静地看着我们各自摆放、收拾，却并不上前打听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是一直轻轻地摇晃着他的头，在院子里等我们整顿停当。后来我们介绍道，我们是打算重走唐僧西行路的六个人，从西安出发，要走到印度去，今天路过小王淀村留宿一晚，明天再接着赶路。老张头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这个时候我才看到了老张头的笑，当周围好奇的邻居不时探进头来，老张头就小声地对他们说：“他们是西天取经去的，不简单得很。”老张头的老伴已经不在，他有一个儿子，却是“寄居”在儿子的家里。当他的儿子和儿媳回到家中，老张头紧张起来，赶忙将儿子拉到一边，想必是向儿子解释为什么家里收留了这么一群陌生的来客。看到儿子并没有反对，老张头放下心来，搬了张板凳坐到院子门口轻晃着头，不时回答着好奇的乡亲们的询问。
没想到的是，当我们第二天和老张头告别，提出要给老人家留下点钱作为酬谢。老张头第一次激动起来，忙说：“咳！不能要你们的钱，不用的，不用的。”说着竟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五十块钱，告诉我们：“我这是住在儿子、儿媳家，这是他们家，你们帮帮忙，把这五十块钱给我儿媳。”我们一下子反倒不知如何是好，可老张头一再地坚持，接近是哀求了，我们只好答应他，把钱交给他的儿媳妇。老张头的儿媳也是百般拒绝，说什么也不肯要这五十块钱，最后我们硬是把钱塞到了她的口袋里，才算作罢。出门的时候，老张头感激地说：“谢谢你们了啊，这下子我就不欠他们什么了。”我从未和农民深入地接触过，和老张头也不算，但他让我感到触动。老张头是乐助的，他的乐助甚至已经深植于内，不需要任何理论支持，也不需要谁来感恩，而成为了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