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先后受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瞿秋白“左”倾错误统治中央时，曾派代表到井冈山根据地，指责所实行的政策太右，烧杀不够，没有执行中央确立的使有产变无产，再强迫革命的“左”倾政策，受到毛泽东等的坚决抵制，由于瞿秋白错误统治中央时间不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刚刚开辟，因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大。
李立三错误统治中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更带有理论色彩，加上此时中共中央同井冈山根据地的联系加强了，因此，造成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1930年6月11日，立三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认为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一样已处于大决战的前夜，出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同时他坚持“城市中心论”，说“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并批评毛泽东坚持“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和“狭隘的游击战略”，执行了一条与中央完全不同的错误路线。6月15日，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蔽于农村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指责毛泽东等：“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说：“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来信要求：“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
中央决议和来信送到红四军后，毛泽东等不得不命令红军向南昌、九江等大城市进发，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进攻。但在进军途中，毛泽东获得准确情报，得知南昌守敌已加强了防御工事的修筑，红四军如果发动强攻，不仅难有取胜的把握，而且还会有陷于被其他敌军夹击的危险。于是，毛泽东命令到达南昌外的红军隔赣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
一、三军团会合前，三军团曾利用长沙敌军被调往湘南抗击新桂系北犯之机，攻克过长沙。一、三军团会合后，实力有了增强，于是又有不少人提出要向长沙再次发动进攻，毛泽东只好命令军队进攻长沙，但在围攻16天后，仍无法取得突破，只得撤出战斗。但是，“左”倾中央仍然要求一方面军进攻南昌、长沙等大城市，军队内部也有人附和，毛泽东总结了两次攻城失败的教训后，经过耐心工作，终于说服了中央代表和军队内部的许多领导人同意不向大城市发动冒险进攻。
在反击敌人的三次“围剿”作战中，部分军事领导人受“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影响，不赞成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认为退却是消极保守，主张跟敌人硬拼。毛泽东做了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终于使大家接受了自己的正确主张。后又反驳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等主张将红军撤离根据地的错误意见，坚持将红军留在根据地，充分利用根据地给养便于筹集、伤病员利于安置、能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等有利条件，打破敌人的围剿，终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连续胜利。《反对本本主义》更是一篇从思想路线高度反击“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
王明“左”错误路线统治中央后，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时间更长，损失更大，后果也更为严重，毛泽东同它的斗争也就更为尖锐、艰巨和持久。
“九一八”事变后，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人却错误地把日本侵华战争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地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和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荒唐地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要用主要力量对它加以打击，并且把反对他们这些错误主张的做法一概指责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反对他们上述错误主张的代表人物，因此，必须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于是，毛泽东成了他们重点批判和打击的主要对象。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指责毛泽东关于“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主张是模糊了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根据地建设上，他们指责毛泽东犯了右倾保守的错误，要求中央苏区“在最短的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一起“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迅速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在军事方面，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 。
1931年11月初召开的赣南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毛泽东被排斥在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只是由于周恩来等的坚持，毛泽东才得以继续留在军队中参与军事指挥事宜。他坚决反对“左”倾领导人强令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南昌或抚州、吉安、赣州等的错误主张。在被迫强攻赣州失利后，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发展。1932年3月底，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等率领红军东路军向闽西挺进，并取得了攻打漳州战役的胜利。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再一次受到了“左”倾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认为是他的“狭隘经验论障碍（中央）新路线的执行”，犯了“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而我们“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所采取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的据理反驳，更进一步地激起了“左”倾领导人的愤怒。1932年6月，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但“左”倾领导人提议周恩来任一方面军总政委，意在排斥毛泽东。周恩来力辞这一提议，坚持由富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担任总政委一职。
鉴于不懂前线军事情况的“左”倾领导人却一再对前方的军事行动进行瞎指挥，并屡屡招致严重损失或延误军事行动的不利状况，1932年8月，毛泽东在出席苏区中央局会议时明确提出，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等为成员的前方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会后，决定由毛泽东兼一方面军总政委。
但是会议刚结束，激烈的争论又告发生。“左”倾领导人对一方面军在取得乐安、宜黄战役胜利后未能再继续扩大战果而是主动撤出战场进行休整，寻机再战的做法感到异常震怒，在一再督促均未有结果的情况下，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彻底解决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32年10月初，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上“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不同意红军无条件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的多数人批评毛泽东对中央确定的“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是“守株待兔”，他对中央的批评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会议决定调毛泽东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前方的军事行动由周恩来负总责。尽管周恩来一再主张留毛泽东在前线一起负责战争指挥，但因毛泽东感到中央局对他不能全权信任，便以“养病”名义请假返回后方，只是在临别时向周恩来表示，如前方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回来。不久，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为肃清毛泽东“右倾错误”的思想影响，“左”倾领导人在福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开展了反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在军队中则把萧劲光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加以批判。当时的情况正如博古后来在中共七大上所说的那样：“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沉，而是顶住压力，将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上来，以此为反“围剿”战争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撑，同时着手进行查田运动，纠正“左”倾失误，巩固土改成果，加强革命根据地建设。他分别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和《我们的经济政策》两篇对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提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而且对当时根据地经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因此，那种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明显错误的。但在战争尚在紧张进行的情况下，“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围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革命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他还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毛泽东还特别提出要反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说：“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云也是一位与“左”倾错误进行过艰巨斗争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由于“左”倾领导人的盲目指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陈云任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1933年1月，陈云和博古、张闻天等人一起由上海经广东、福建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此时，由上海迁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既领导苏区的工运，也领导全国的工运，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任党团书记。
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很快就发现苏区各方面工作因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如何处理好工人与雇主的关系以利于经济的发展上。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不顾根据地产业不发达的现实，借口保障工人利益和工会权利，照搬苏联劳动法的有关条文，规定：除每周休息一天外，工人每年连续工作6个月以上者，至少有两个月例假，工资照发。除新年、五一放假外，其他几个纪念日均放假一天。还规定，雇主除支付工人工资外，还要支付全部工资额的10%～15%作为社会保险基金；雇主要发给工人工作服、手电筒、牛乳等劳保用品；工人参加社会工作，无论时间久暂，都不得克扣工资；工厂要出资建造工人宿舍，无代价地分给工人及其家庭，等等。这些规定都是雇主难于接受的。此外，在税收、企业管理等方面，还有一系列不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产生了消极后果，苏区一度出现了不少私人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工人增加、师徒关系对立、学徒大量减少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现象。
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陈云还了解到，苏区的工人运动中不仅存在着 “左”的倾向，而且也存在着右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有些地方，忽视职工的积极性，忽视职工的利益与愿望，对职工运动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有的领导不深入基层，不深入职工，不注意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低估甚至无视职工的政治热情，不去积极领导、组织工人运动；不问各个企业、商店、作坊的实际情况，千篇一律地提出同样的要求与纲领。
陈云在发现了这些问题后，不顾“左”倾领导人的反对，于1933年4月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期发表《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对上述“左”右两种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他指出，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只能是“破坏苏区经济发展，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政权，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的”。因而，是一种极端危险的错误倾向。至于右的倾向，它也将妨害工人积极性的发挥，妨害工人和工会之间的联系，造成苏区工人运动缺乏生气，无法深入发展。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与党在苏维埃运动中正确的路线不能并立的。党必须清楚地估计到，工人经济斗争中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是对于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莫大的危险。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正确地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在每个斗争中去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动工人参加苏维埃建设和革命战争，以巩固工农的联合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联合中的领导权，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
陈云指出，要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首先，党和工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详细的解释：工人阶级一方面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把发展苏区的经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苏维埃政权，看成自己解放的根本任务。要使工人了解，不彻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就不能解放自己。因此，要把争取日常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最密切地联系起来。其次，必须纠正官僚主义。要重新审查各业集体合同的具体条文，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不能不顾实际情况，不体现出各个企业的不同工人的具体要求，千篇一律地抄录《劳动法》。不能满足于形式上召集了几次群众会议，也不能满足于群众已经举手通过。签定集体合同，不能只是由工会机关自上而下地提出，而要自下而上地提出，反映工人最迫切的要求。这样的合同才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并使群众有决心为实现他们的这些要求而斗争。第三，要审慎地去考察资本家怠工与否，分别各种情形执行不同的策略。领导工人坚决地反对在经济上故意停止营业、破坏苏维埃经济的资本家，监督店铺、作坊的生产和经营。对于确实因为没有来货，无货可售，或生意清淡，店铺、作坊将要倒闭的资本家，工会应该领导工人要求他们继续营业；同时应该领导工人在自愿的条件下，减少一部分工资，以企业不致倒闭为度。某些企业不能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应该取得工人的同意，用增加额外工资的办法来补偿额外工作的时间。党和工会只有这样去了解实际情形，给予各种工人以具体的领导，才能提高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取得工人的信仰，团聚群众于我们的周围。第四，在斗争方式上，要克服不发动群众、命令群众的错误。他认为，无论是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逮捕资本家、戴高帽子游街，还是举行总同盟罢工，都是脱离群众的表现。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在于不了解每个工人的日常斗争必须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依靠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举行总同盟罢工，不但妨碍商品流通，妨碍红军的作战行动，而且会被资本家利用来反对工人的斗争，对苏维埃政权实行经济怠工。因此，这种总同盟罢工，不但是斗争方式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上的极大错误。最后，在斗争的战术上，必须分裂资本家的团结。每个商店、作坊的工人斗争，应该依据本店的资本家的经济状况来进行。同时，工会应该组织同业的和各业的工人，用开会、慰问、示威、包围等各种同情援助的方式，来提高阶级团结的情绪，组织阶级团结的力量。
陈云对“左”倾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引起了苏区其他领导人的重视。继他之后，张闻天、刘少奇等也纷纷发表文章，批评苏区工人运动和经济政策上存在的“左”倾错误。1933年4、5月间，全总苏区执行局召开中国农业工人和店员手工艺工人代表大会，检讨了在过去的工作中千篇一律地照抄和机械执行《劳动法》的错误；明确了应当灵活运用《劳动法》，根据企业的特殊情形，订立合同；指出把资金集中于工人管理，学徒对师傅要求过高和举行同盟罢工是错误的。会后，各业工人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劳动合同，逐步纠正了经济斗争中的“左”的错误。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重新颁布了经过许多重要修改、比较适合苏区实际情况的新《劳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