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1月1号的人民日报上，有一篇社论叫《伟大的一年》。当这一年过去的时候，你回头看这篇社论的题目，的确非常准确。然而定性为伟大的时候，那是因为一切我们在那一年，可以想得到的很多的事情：改革三十年、北京奥运会、“神舟七号”等等。当时想不到会有雨雪冰冻灾情，尤其想不到会有汶川大地震，也想不到金融危机。然而正是这样一系列的事件混杂在一起，印证了伟大的一年。这样一个标题的正确，正是因为有一系列的事件，震撼了我们的心灵，这一年才可以写进历史。
从哪儿说起呢？讲一个故事吧。一个13岁的四川女孩名字叫黄思雨，她是映秀小学的一个学生。大地震发生那一瞬间她被砸在了废墟的下面。后来她被送到了华西医院截肢了，再后来送到了北京要装假肢。当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她一直在笑。小姑娘漂亮得让人心疼，陪着她的是她的妈妈，一直在北京进行治疗。她们家只有四口人，但是一场大地震让这个家庭在三个地方生活。几个月他们都没有见面。2008年的11月底，因为集善嘉年华这样一个公益的活动，组织方把他们一家人给团聚了，一家四口人抱在一起哭。现场几百人都在哭。同情、心疼、不忍……然而当我们流着泪水的时候，突然在我的心里，又生出了一种羡慕。为什么？因为这个家庭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知道：他们有爱有亲情有思念，尤其重要的是有希望。一场特别大的灾难，让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但是这样非常大的代价，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有那些被你司空见惯的、你都不觉得是什么的幸福，其实一直都守护在你的身边。只是平常、甚至显得平淡的日子里头，你都不太在乎它而已……在平常的日子里头，在回家变得非常容易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怎样……但是2008年的年初一场雨雪冰冻灾情，突然阻隔了很多人回家的路。于是你发现那一瞬间，你什么都不想要，只想在冬夜敲开父母还在的房门，进去吃一顿非常温暖的饭，什么都可以放弃。其实回家往往是一个最终的目的，不是吗？就像今年“神舟七号”升空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欣喜，但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知道，只有当回家的那一瞬间，我们才可以一起鼓掌。我们共同在那样的一个傍晚，去见证了“神舟七号”所有的成员安然回家。他跟我们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当他着陆了，当他回家了，我们就像一个家人一样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奇怪，2008年几乎所有的事情好像最后都容易让我这个刚刚进入40岁的人去想到家。年底金融危机了，当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有人说是次贷危机。我跟他们开玩笑说，其实不就是所有的老百姓想买房想有个自己的家，最后这种愿望太强烈了产生了次贷危机吗？但金融危机毕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提醒着我们：很快这一年就要过去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春节的那顿饭没吃、鞭炮没有响起、饺子没吃，这一年就算没过去。那总得记住一点什么是吧？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一本书。梁漱溟老爷子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人这一生啊总要解决三个关系：首先顺序是不能错的，先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关系，然后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定要解决人和内心之间的关系。是啊，我在想：我们年轻的时候、奔三十而立的时候，总要解决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争取有房子、有钱、有名等等。后来你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为人上级、为人下级、为人朋友、为人对手等等。但是走着走着你又突然发现离起点越来越远了，好像人生的终点，似乎看得见某些迹象，就像我觉得什么叫40岁——40岁就是敲开了一个年老的大门，而还守护着青春的尾巴一样。这个时候你要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着？幸福是什么？你如果不能回答自己内心所提出这样的一种问题的话，你会每天过得非常难。其实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不同样如此吗？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就像在纪念改革三十年的时候，胡锦涛说的那句话一样：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那么我们会不会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出发了太久，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了。
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10岁，今年40。我在想我10岁的时候想的幸福是什么？太简单了，甚至简单到我都有点忘了。但是当到了40岁的时候，我已经拥有了很多。在我10岁的时候想过和不敢想过的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比10岁更幸福了吗？我的眼睛还会像10岁那样清亮吗？我还会被一种梦想激动得彻夜难眠吗？我的回答并不肯定。就像年少的时候跟同学喝多了酒，总会有一句话说：“总有一天我要找到幸福。”那么也许今天就是年少时候说的那个总有一天，幸福还会离我们有多远呢？我不知道答案，您知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