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造访的难民营和社区只有一墙之隔，确切地说应该叫一“门”之隔，从社区的铁门走出来就是难民营了。难民营非常大，密密麻麻地分布着简易帐篷，少说也有几百个。有些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帐篷，只能叫窝棚，最夸张的一个就是几根树枝上绑了几根布条，我们完全无法想象“里面”怎么住人。难民营里的人们对我们的到来大感好奇，特别是孩子们，都用乌溜溜的大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张望着。这让我们的拍摄进展得很顺利，拍到了一些很棒的孩子的表情。难民营给我们最深的感触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上那种乐观的精神，生活如此艰辛，他们的脸上却总能看到笑容。他们说，要用笑容相互安慰，给彼此信心和勇气。
我们路过了他们那儿一个类似于管理处的地方，墙上画着一棵树，树上有很多叶子，每一片绿叶就是一个难民营的名字。我觉得其实那树画得挺生机盎然的，但是那些名字看起来确实让人心情沉重——在摩加迪沙这座城市还有这么多的难民营，还有这么多衣食无着、缺医少药、没有学校、生活困苦的人们。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发现进来时走的那道门被锁上了。我们让梁红问安保队长，因为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说是为了安全才锁的那道门。但是我觉得肯定不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才上的锁，因为站在他身边的那些安保公司的士兵已经开始拉枪栓了。据我推测，应该是由于刚才在难民营里，我们给孩子们分发了糖果，又送给了难民一些食品、药品和消毒液、清凉油之类的生活用品，从而引发了社区那边的人的不满，认为我们厚此薄彼，所以就要给我们点儿颜色看看。于是又经过一番交涉（他们交流的时候讲的都是当地话，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支付了一些小费外加两包香烟之后，我们才被放行。
然后，我们去了银行。正如我们不久前刚认识的白人朋友所说，这家银行是索马里20年来开业的第一家银行。经营这家银行的老板是我们向导的朋友，他本身也是索马里人，现在加入了美国国籍，从美国回来开了这家银行。我们正好赶上了银行的开业典礼，有很多索马里当地的高端人士在开业典礼上发言，也和在场的人作了一些互动。梁红在那里填了一张开户的信息表，银行的工作人员说她是他们的第一个顾客。但其实，梁红只是那家银行今天的第一位顾客，如果从5月12号试营业开始计算，梁红是总第152位顾客。银行的开业，让我们感觉现在的摩加迪沙才真正慢慢地有了一些变化。
回酒店的路上我们路过了一所医院，门口的救护车上写着汉字“铃鹿市消防署”，很显然是从日本走私来的。我跟向导提出来想去医院看一看，向导说这事问题不大，但是今天天色已晚，只能改天再安排。
5月18日是摩加迪沙的假期，他们每周五是休息日，这一天市场会关门，政府机关会休息，一些医院学校统统地放假。
我们没什么地方可去，也不愿意在酒店里就那么待着，于是就跟着向导和安保人员去了摩加迪沙一个离市区比较远的海滩，感受了一下印度洋的海风。在沙滩上我们碰到了来自内罗毕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记者，一聊天才知道那个小伙子是在为央视9频道工作。他刚刚参加工作三个月，平常住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工作却在索马里地区。今天他也是第一次来到摩加迪沙的海滩。摩加迪沙有两个海滩，一个离市区比较近，但是景色不是很好，另一个离得虽远一点儿，却有很漂亮的沙滩、很蓝的海，还有一个类似于我们国内度假村、农家乐的地方。在这里遇见为中国媒体工作的半个同行，这也算是意想不到的缘分，于是我们反客为主，对他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然后我也给他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他说如果有时间会来我们住的旅馆拜访，我说，更欢迎你有机会来中国。
在沙滩上，我们还遇到了很多来这里度假的年轻人，他们围着我们问一些很普通、很常见的问题。比如说，你们来自哪里，你们叫什么名字啊，你们的电话可以告诉我们吗，甚至还有要E-mail的。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让我们觉得有点儿意思，他们一大群人围着我们问：“你更喜欢索马里还是中国，你喜欢摩加迪沙还是北京？”其实我当时特别想说我喜欢索马里、我喜欢摩加迪沙，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可能更容易跟他们继续下面的话题，或者说便于进一步沟通，但是往往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出于本能，所以我脱口而出的就是“China”，中国！结果还好，他们给予的是微笑，是笑声，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们漫无边际地聊着，从气候聊到饮食，又聊到文化娱乐，他们都知道中国功夫、知道成龙。所以我们想，可能中索友谊并不只是在以前源远流长，而且在现在和以后所有的日子里，中国人和索马里人都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今天他们对我们所说的话的理解也让我觉得他们很绅士，并且握完手之后他们会亲吻自己的手背，让我们觉得确实是一种很大的礼遇和尊重。之后我们一起踢沙滩足球、一起合影，玩得非常开心。我觉得索马里的年轻人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那样，封闭、守旧，不可以拍照，不可以这样那样。我觉得他们是很开放的一群人，也许是因为网络的关系，或者是受到现代媒体传播的影响，让他们能够了解和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所以可能从他们身上能更多地体现一些西化的想法和行为方式，跟那种固步自封的非洲人很不相同。今天还有几个就是明显看起来阶层不太一样的当地人，过来很有礼貌地请求是否可以一起合影，我们当然没问题，都欣然同意了。在印度洋吹吹海风的感觉特别好，我们在那里吃了点儿简单的午饭，然后在准备往回走的时候我们把从中国带来作为礼品的茶叶和香烟发给安保人员，他们都很高兴，然后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后来我干脆作为安保人员的一分子坐到了安保人员的车上，录制了一个我们自己感觉还比较满意的纪录片开场，我背着枪，坐在安保车辆上，行驶了一段路。
在沙滩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回到市区，然后直接被我们的安保队队长带到了昨天想去的那家医院，这个医院是中国人援建的，所以在这个医院里，很多地方能够感受到中国的文化特色，包括绿色和蓝色油漆粉刷的墙裙、白色的墙壁，整齐的砖结构，整个的感觉都很中国，好像一下子穿越回了上世纪的北京朝阳医院。
医院门口竖立着一块醒目的提示牌，上面用英文和当地文字写着“禁止携带枪支入内”。这家医院现在是摩加迪沙最大的妇女儿童医院，也就是所有摩加迪沙的妇女儿童生病都会来这家医院。今天因为是休息日，所以院长和医生都没有在工作，但是院长很友好地打了个电话给我，约好明天我们可以去采访他。院长打电话来的时候，是梁红接的，因为最近我们总是一会儿说英语一会说汉语，而且非洲人讲英语是有口音的，所以她也经常会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自己都混乱了，一接电话的时候院长跟她说“你好”，梁红都没有反应过来，只是说“hello”，院长又说“你好”，然后梁红突然意识到院长是在跟她讲中文。这时，梁红才进入状态，用中文跟对方说话，结果她发现他只会说那一句“你好”，但这已经足够让我们觉得亲切和感动了，因为他知道我们来自中国，所以才会用中文跟我们打招呼。我们约好了明天去访问院长。在医院我们也拍了一些患病的妇女和儿童，恰好赶上了他们的疫苗接种。在中国看新闻的时候就听说摩加迪沙现在已经开始了对孩子们做一些免费的疫苗接种，我们欣喜地发现这些疫苗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此外还有来自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但是数量最多的是产自中国山东的某制药厂。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新闻里说的那样，每个孩子都可以接种到疫苗，都可以健康平安地成长。但是最起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表明这里正在慢慢地变得更加文明、更加现代化。
从医院出来，本来我们想着拍一些空镜就走，但是在曾乔和魏凯去拍空镜的时候，一个当地人走过来，跟我们说当地的语言，完全听不懂，然后安保队长过来充当了临时的翻译，带我们去看了在一个月前爆炸案中受伤的人。当时我们不能理解，病人并不是住在病房里，而是住在医院外面的甬道上。由于交流有障碍，我一开始以为他们要带我们去看看医院的绿化环境，到了才发现不是我想的那样，我们甚至还在称赞这里的环境确实漂亮，满眼绿色的树，感觉像是一个花园。但是看到那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心被揪了一下。他表情很淡定，然后看着我，我问他：“你介意我拍照吗？”他说不介意，然后把盖在腿上的黑纱摘下来……当时就有很多很多的苍蝇飞出来，那个腿已经……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一定是在爆炸中受到了重度烧伤才变成那个样子的吧。他腿上将近80%的皮肤都烧焦了，只是简单地涂抹了一些紫药水，所有的伤口都在发炎、化脓，很多苍蝇、蛆虫在伤口上爬来爬去。安保队长跟我说，这个人的家人在那场爆炸案中全死了，包括他的三个兄弟。现在他已经没有家人了，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现在没有吃的，没有钱，没有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也没有药品。他说他现在之所以能活下来，都是靠身边的人，谁路过给他点儿吃的，或者说给他点儿钱。我特别无语，这就是许许多多在战火中家破人亡的索马里家庭的缩影，前面在医院里面看到的那些患儿有些因为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但是还不足以让人震撼，因为我们既有印象中的黑非洲就是那个样子，就像我们在难民营里看到的孩子一样，我们有心理准备。然而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他是因为战争，因为爆炸然后变成了这个样子，而且无依无靠，我相信如果他不及时接受截肢手术的话，这样的伤势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可是即便如此，在整个交谈过程中他脸上甚至有着淡淡的笑意，那真是一种看破生死的乐观态度。临走的时候我给了他1美元，看起来可能有点儿小气，但是我知道就算给他10美元、100美元，那也帮不了他很久，我解决不了他今后的生活，我只能说让他买点儿吃的，不至于饿肚子，仅此而已，没有更好的办法。
第二天早晨，因为我们的安保队员来得比较晚，我们比原定计划采访医院院长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到达医院。院长在忙，所以来接待我们的是来自某个阿拉伯国家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做外联工作的，因为他英语说得特别好。最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又找来了一个曾经在武汉大学学习了五年内科的索马里医生，我们和他可以用中文交流，这样沟通起来就方便多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会说中文的外国人，我们就跟他聊得有点儿多，他的家在迪拜，回到摩加迪沙工作完全是义务的，没有报酬。他带着我们参观了各个科室。安保队长一直在旁边催我们尽快离开，因为昨天我们来医院的时候是假期，而今天已经正常营业，所以人特别多。
但是我们从那里得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在索马里所有医疗都是免费的。当然这家医院只针对妇女和儿童。我们问他这个医院的药品是否都由政府提供，医生给了我们明确的答复说不是，政府不管任何东西，所有提供这些药品的都是从一些慈善组织、一些援助机构得来的。包括他们这些医生，也是在这边做其他一些工作，但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从各个地方过来帮忙。他特别希望我们把这个视频带回中国，因为这个医院是当年中国援建的，他希望能通过这个视频来表达他们对我们国家的谢意。这边也有来自中国的药品和设备，这边的X光机是这家医院修建的时候中国捐赠的。后来他带我们去看那台机器，那已经是一个非常破旧、老化的设备了。他们也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拍摄，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支持、更多的援助。之后，他还带我们去参观了手术室，他说手术室相对来说，条件会好一些。
但是我个人觉得，手术室的条件真的称不上好，还远不如咱们国家普通的ICU病房，里面只有一张特别破旧的手术床，上面的无影灯呢，有的灯罩都碎了。没有空气净化系统，窗户就是那么敞着，跟外面的空气连通。我同时也注意到手术准备间，根本看不到呼吸麻醉机、心电监护这些东西。说白了，手术间里就是没有任何设备，只有一张破手术床。紧接着我们又参观了第二间手术室，还是一样。氧气也是他们那儿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他们那儿ICU里唯一的一个医疗设备就是制氧机，他们没有氧气瓶，而是直接用制氧机来制氧，给病人吸氧。怎么说呢，这个ICU是我去过的最……简陋的，就是一间屋子，里面有几张床而已，这就是他们的ICU病房。
后来我们又顺道去血库看了一下。那儿好像根本没有血，可能因为条件所限吧，没有好的保存条件，也没有更多的血液来源。整个医院给人的感觉，虽然说外表还是我们几十年前的中式建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中国建的东西很结实，在无数次爆炸后都能幸存下来，施工质量很好，这话在今天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儿讽刺？）。除了这些之外，医院没有什么让人觉得现代化的地方，完全挨不上。
从医院出来，安保队长一直在催我们，因为安保工作不好做。我们的到来已经引起了很多普通老百姓和病患的围观，然后大部分人会拿着一些关于他们身体状况的资料，比如说，他们照的X光片、病历什么的，向我们展示。我们也感到局面有点儿hold不住，赶忙上车离开。回去的路上，我们接到总统办公室助理打来的电话，他说总统会在明天也就是星期天晚上回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下周可以安排时间采访。
这几天的行程充满了中国元素，也让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从电台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剧场的《北京的金山上》，从会说中文的外国记者到在武汉留过学的医生，以及各色各样索马里人提到中国时的赞许和好奇。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总能听到当地人对我们说：“One，Three，China！”刚开始我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们在用不标准的中文说：“万岁，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