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深陷大萧条之际，在克利夫兰市区最豪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里，有一名年轻律师也不断地遭遇麻烦。他是马文·鲍尔（Marvin Bower），担任债券持有人委员会的秘书，此委员会总被迫接管破产的公司。委员会里充斥着银行家和律师，他们知道如何妥当处理公司的财务及法律事务，但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理同等重要的管理事务—如鲍尔所见，其管理极其糟糕，以至于从一开始就使公司陷于困境之中。
鲍尔了解一些商业上的事情—他拥有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以及哈佛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因此他开始兴致勃勃地梦想创立一家提供管理咨询的机构，就像他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咨询一样。1933年，鲍尔遇见了詹姆斯·麦肯锡，麦肯锡是芝加哥大学前任教授，数年前他在芝加哥成立了一家会计师与工程师事务所，鲍尔决定和他一起做生意，将管理咨询业务添加到该事务所的专业领域中，并在纽约开设办事处。与这家芝加哥公司并没有合作多久，鲍尔之后继续追求他的梦想，担任麦肯锡公司的精神导师，直到他2001年去世。
作为一个行业的开山鼻祖，鲍尔不太可能成为许多人联想的那样，会穿着内裤快乐地出现在自己著作的封面上，而前麦肯锡人汤姆·彼得斯就曾经这样做过。相反，鲍尔会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个错误。麦肯锡是一个“机构”而不是一个公司（现在甚至其内部人员都将其简称为“机构”）。它的工作是“接洽”，业务单元是“实操”。鲍尔期望麦肯锡人都要戴着帽子上班，直至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自己光头上班才终止了这项传统；他注意到公司报告里夹杂了太多的省略号和感叹号，就发布了禁用它们的通知；他一再拒绝他认为不能够发挥机构长处的工作，例如拒绝帮助美国政府重组通用汽车公司。对他而言，与追求卓越的无瑕声誉相比，眼前唾手可得的大笔横财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鲍尔仍然完善了今天管理理论行业的绝大部分层面。比如，他坚持雇用来自商学院的脑瓜—特别是来自他的母校哈佛商学院的人—而不雇用有经验的资深管理人员；他督促机构大力投资智力资本，并沉迷于搜寻提出了新管理理念的书籍和文章；他铸就了与大多数世界一流公司密切的、几乎是推心置腹的关系。
今天，咨询机构、商学院和管理大师成为这个繁荣昌盛的独立行业的所有构件。该行业的每一个人都在利用管理理论来赚钱—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有时是小声低调的，就像麦肯锡；有时是高调张扬的，诸如托尼·罗宾斯。确实，管理理论行业注定要兴旺发达：当咨询机构的客户减少其雇员时，咨询公司就会接纳更多的雇员；当商学院附近的大学日益衰败时，商学院就会变得越来越富丽堂皇。
管理理论行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其产品的（看似无限的）需求带动起来的。管理理论总是吸引着成千上万想要出人头地的人，现在它也已获得那些害怕被抛在后面的富豪们。该行业对于加工、发布、销售以及反刍新理论永无休止的欲望，已经助其成为一个独特的时兴学科，其理念是一蹴而就的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该行业营销产品的既得利益集团之庞大，意味着马文·鲍尔积极提倡的那种自我批评经常是缺失的。在鲍尔的年代，理论只是实操指南；而现在，理论正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三大板块
类似于高卢分为三大地区，管理行业也能划分成三大板块。第一个部分由商学院组成，它是另外两个部分的存在前提。商学院是现代学术的耀眼传奇、资本家的熔炉、首席执行官和“世界领导者”的新兵训练营。每年，有来自100个国家的25万人接受研究生管理专业入学考试。哈佛商学院拥有23亿美元捐赠基金，超过200位教授组成的团队，占地面积超过44英亩的无敌豪华校园，在香港、巴黎、东京、孟买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设有研究机构，特别是拥有每年进账1亿美元的强力机构—哈佛商学院出版社。在一位校友捐赠3亿美元后，芝加哥商学院更名为布斯商学院（Booth School）。即便是名气较低的商学院，与其周边的大学相比，也是一座豪华岛屿。
这些学校里挤满了拼命想要凭自身实力成为知名理论家的学者。2009年，管理学一年一度的盛会—美国管理学会的会议吸引了超过4 500名准大师。他们也是出版物的常客，例如《哈佛商业评论》（哈佛）、《斯隆管理评论》（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管理评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等，这些刊物的影响力和受众都远超孵化它们的大学。（20世纪90年代哈佛商学院出版社背后的实权人物之一，沃尔特·基切尔，回忆起一位大师曾说过：“凭借一篇《哈佛商业评论》文章，你就能够获得一年，或许两年的业务收入。”这位大师一天的咨询费是2万美元或者更高。）
管理理论行业的第二个板块是管理咨询机构。仅在2007年，这些机构就捞取了约3 000亿美元的收益，而且在30年间其成长速度是整体经济的两倍。据《福布斯》杂志的数据，麦肯锡在50个国家雇用了1.7万名员工，在2007年大赚了约53.5亿美元。它的客户包括世界百强中90%的公司以及35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大型信息管理咨询公司，诸如埃森哲和凯捷，还享有更大的收益（虽然它们的人均收益要小于麦肯锡以及其他战略咨询公司，诸如波士顿咨询集团和贝恩公司）以及更多的企业和政府部门客户。
商学院和咨询机构已经取代了牛津、剑桥以及常春藤盟校作为权力摇篮的地位。确实，后者的学生蜂拥进入前者，而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由前麦肯锡人担任领导的公司包括通用电气（杰夫·伊梅尔特）、百事可乐（英德拉·努伊）、大众汽车（沃尔夫冈·伯恩哈德）以及波音公司（詹姆斯·迈克纳尼）等企业巨头。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政界人士包括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马萨诸塞州前州长米特·罗姆尼、荷兰前首相维姆·科克、荷兰财政大臣扬·凯斯·德亚赫、格鲁吉亚前总理弗拉基米尔·古尔格尼泽、新加坡前副总理黄根成、印尼前副总统优素夫·卡拉。印度也有大批工商管理硕士政治家，如内政部长奇丹巴兰、社会公正部长穆库尔·瓦斯尼克、国防部长马利普迪·拉朱·帕拉姆·曼加帕蒂、商工部长乔蒂莫迪亚·辛迪亚、能源部长吉廷·普拉萨达，以及通信部长萨钦·皮洛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都是从咨询业开始其职业生涯的。当你能够便捷地拿到麦肯锡的学员名单并以此识别现实世界的管理成员时，为何要执迷于彼尔德伯格集团及三边委员会呢？
该行业的第三个，也是最难于界定的板块是大师。提及在著书立说和发表演讲之间周旋，很容易让人想到加里·哈默和吉姆·柯林斯等名字。最有名的商学院教授通常会模糊教学与咨询之间的界线。哈佛商学院最知名的大师迈克尔·波特是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的8位创始人之一，该集团是近年来最成功的新兴公司之一，但因与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有染而名誉受损。波特先生的两位哈佛同事约翰·科特和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也分别创立了咨询公司—“科特国际”（Kotter International）销售关于动态管理的建议（“因为变动是本质的”），“创新视点”（Innosight）旨在帮助公司变得更具创新意识。
这些明星教授当中已经混入一大群其他行业的大师。诸如新闻业和主流学术界持精简理念的人士，他们不顾一切地想要跳上大师的游行彩车。另外，还有一批坚定的全职大师在一心一意地营销管理智慧。例如，基思·法拉齐离开了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他是该事务所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将全部时间致力于教人们如何成为更好的沟通者和营销者（他的理论思想从其最出名的著作《不要一个人吃饭》的标题上可见一斑）；赛斯·高汀通过将自己的信念付诸实践，成为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专家之一。高汀认为大师们必须得到人们的允许才能控制他们的注意力，而不能通过传统电视广告的方式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们。他使用这一理念精心策划了一连串公共关系颠覆事件：通过免费发放他的一本书《释放创意病毒》，他激发了公众足够多的兴趣，使这本书在41个国家出版，并开创了他的公众演讲生涯。
在很大程度上，商业著作仍然是进入管理理论行业的通行证。大师们从他们的高级“平台”发布各种形式的“装置”：从DVD到网络研讨会，从播客（podcasts）到创客（ideacasts）。然而自从汤姆·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将管理书籍从外来物种转变为正式的摇钱树以来，书籍一直定义着这个行业。书籍给你盖上一个合法的印章，同时也敲开通往巡回演讲的大门，这些演讲通常给顶级大师们带来每场5万美元或者更高的收入。这也表明管理理论行业可能存在着第四个板块：出版业。
趋之若鹜
以上粗略划分的三个板块—商学院、管理咨询机构以及大师—意味着管理行业实际上比它看来更具结构性。如何将专门对有潜力的首席执行官进行评估的心理测试员，或是对外包工人提供咨询的心理学家进行归类？如何看待将高管们送到非洲丛林以磨砺他们领导能力的拓展公司？以及如何理解《不只是件白衬衫：商学院里没学到的策略实战》（What I Didn’t Learn in Business School: How Strategy Works in the Real World）一书？这本小说的作者是杰伊·巴尼和特里·戈尔曼·克利福德，它讲述了一名年轻顾问致力于将他的“策略工具”应用到现实商界的故事。书中每一个章节结束时都有“反思问题”，然而有价值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如“策略小组应该如何操纵账单？”、“为何协作往往是口头承诺，却很少实现？”以及“贾斯廷为何没从咨询公司的定向培训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如今企业全球化的事实增添了管理行业的复杂性。过去那种所有人都想进入美国的商学院，去了解管理、研究美国大师、探讨美国企业以及加入美国咨询机构的情形早已今非昔比。曾经主要由美国思想家主导的议题大讨论—例如对于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比较的探讨—如今在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里就能够找到所有你需要的答案。
美国仍然是管理理论行业的中枢，拥有超过700所商学院。但世界上其余各国正在迅速地迎头赶上。1998~2007年间，接受研究生管理专业入学考试的非美籍人士的比例从25%上涨到42%，其中有21%来自印度。而且非美籍人士正在建造他们自己的商学院，例如位于海得拉巴的印度商学院以及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他们还培养出了本土的管理大师，印度人的名字正在快速占领世界最知名大师的名单。各类大师，包括美籍以及非美籍人士，在关注诸如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电气等旧式支柱企业的同时，也集中关注诸如印孚瑟斯公司及华为公司等新兴企业。
欧洲正在打造一份不断加长的一流商学院名单，例如伦敦商学院、位于巴黎市郊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以及西班牙纳瓦拉大学高等商学院（IESE）。20世纪90年代中期，牛津和剑桥的教授们抵制了学校打算设立商学院的想法，而现在牛津大学的赛德商学院和剑桥大学的贾吉商学院正打算与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一较高下。
欧洲对管理大师行业的关注也在不断升温。一些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仍然对管理理论抱持傲慢的态度，但是大多数欧洲人已经开始喜欢上了管理理论。托马斯·弗里德曼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著作在这块大陆上热销，加里·哈默每年有部分时间会待在伦敦商学院，德国的企业也许是世界上最热衷于管理咨询的客户。欧洲也在打造本土大师。也许唯一一位得到认可的世界一流的欧洲大师是查尔斯·汉迪（我将会把奥地利出生的彼得·德鲁克—曾经将汉迪描绘成“现今最引人注目的管理理论作家”—归为美国人而不是欧洲人）。然而一大批竞争者，其中包括牛津商学院前院长约翰·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伊夫·多茨以及伦敦商学院的唐纳德·苏尔，正在叩门闯关。
欧洲商学院相对于它们的美国对手拥有一个很大优势—将管理理念转化成产品。此外，欧洲商学院更加全球化。2008年，在欧洲55个顶级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有85%学生以及46%的教授是“国际化的”，而美国与此相对应的数字分别为34%和26%。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在新加坡设有分校，在以色列和阿根廷设有研究所。该校的大多数学生会将部分时间花在世界的另一端：或者作为“游荡者”（从一所商学院转学到另一所商学院），或者作为“转换者”（沃顿商学院和芝加哥布斯商学院在新加坡都设有分校，但仅仅是为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项目而设）。西班牙纳瓦拉大学高等商学院在15个国家协助办学，其中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危地马拉、肯尼亚、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和菲律宾。这样的国际化定位让教授及学生同时拥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当班级的大部分学生都来自其他国家时，你很难以法兰西或者大不列颠为中心来认识世界。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一流全球化大师潘卡基·格玛沃特离开了培育并授予他职务的哈佛商学院，转向了西班牙纳瓦拉大学高等商学院。
在西欧商学院的稳固掌控下，管理理论正向东部及南部推进。随着苏联的解体，乘虚而入的西方政府和慈善家，当然还包括商学院，都认为更好的管理是俄罗斯繁荣兴旺的关键所在，从而步调一致地致力于向其输出管理理论。乔治·索罗斯于1988年开创了这股潮流，当时他在布达佩斯协助创立中欧大学商学院（CEU Business School）。自那时起，西欧商学院便一直忙于在东欧设立分校，同时欧洲本土的大学也扩张进入商学院市场。管理理论行业甚至获得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普京的钦准，2005年他批准兴建两所管理学院，一所在莫斯科，一所在圣彼得堡，旨在解决俄罗斯高层管理人才的短缺问题（每10万个俄罗斯人中只有3个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每10万个美国人当中就有70个人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