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这种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催生了一大批致力于从多年从政经历中提炼管理经验的知名政客，通常这些经验被用来换取高额演讲费，这跟杰出的商人致力于从多年经商经历中提炼管理经验的情形如出一辙。阿尔·戈尔在成为全球变暖议题的智者之前，就已经是一位管理大师了：他关于改革政府的报告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通过向商务人士传授他在军队和政府任职期间的经验总结，赚了一大笔钱。曾任洛杉矶市警察局局长的威廉·布拉登协助彻底改革了纽约市警察局，后来鲁道夫·朱利安尼（前纽约市长）一气之下将其驱逐并迫使他在洛杉矶工作，但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演讲家。克林顿基金会的纽约年会成为全球社交界的一道亮丽风景，云集而来的首席执行官们排队亲吻这位前总统的指环。
失败的上帝
政府与管理理论的恋情不可避免地引发抵制。在美国，这种抵制是有限的。乔治·布什通过一口气任命5位前首席执行官进入内阁来考验人们对于政府商业情结的容忍度，而这些人选随后搞砸了一系列管理事务，尤其体现在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案例中。巴拉克·奥巴马悄悄地用对最优秀及最聪明人才的推崇来取代这种对商人的盲目崇拜，例如他第一个任期大部分时间里当任首席经济顾问的拉里·萨默斯以及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
而在英国，抵制声浪日益高涨，抨击顾问成了国内最流行的消遣娱乐。
顾问们的罪名罄竹难书，他们所过之处往往是一片狼藉。他们建立的管理架构太过于复杂，以至于员工更加难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他们把那些不切实际、已经被私营部门拒之门外的理念—诸如“转型”—统统倾卸到公共部门；他们使那些曾经自豪于为公共利益工作的人失去动力，数十年来为医院和学校提供营养的“文化”已经在幻灯片演示的点击声中被摧毁。
公共部门对于管理理论的痴迷已经导致了一些灾难性事件。斯塔福德医院2005~2008年间死亡的病人数目要比保险精算学所估算的多出400~1 200人，这是因为管理者如此执迷于达成预定的目标，以至于他们常常忽视了病人的身体状况。全美各地的警察都专注于排查不端行为从而侵扰民众，而不是去抓小偷和强盗—因为这样更加容易完成他们的考核指标。校长们将经费投入毫无价值的项目上—例如媒体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让自己更容易通过O级考试（英国普通教育证书）。
该现象最终令财政部多花了一大笔钱。2003年4月~2005年6月间，政府在咨询事务上的开支增长了1/3，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仅完成了如此惊人的增长，而且还发生了一些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在私营部门的事情。2005年，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5的咨询业务来自公共部门。政府部门2000~2010年在信息技术项目上的花费高达260亿英镑，一些花费最高的“以顾问为主导”的“转型”结果证明是失败的。一个旨在将更好的信息技术引入国民医疗保健体系的120亿英镑项目，因为其不切实际、难于运作，基本上被遗弃了。
最终结果是得到一个罕见的共识。在这个喜欢争论的国家里，唯一一件能让每个人都认同的观点是：管理人员是极其糟糕的，他们的语言令人厌恶，他们的方法愚蠢至极，他们的智力极其低下。那么，为什么政府会被如此明显的投机者和欺诈者所蒙蔽？
这道出了某位管理大师的智慧，他揭露同侪的谬误，从而造就了他的事业，他就是亨利·明茨伯格。早在1995年，明茨伯格就在管理学会的年度会议上猛烈抨击管理理论对公共部门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他主张，《哈佛商业评论》的封面应该印上一个骷髅头和一对交叉的骨头，并标上警告语：“公共部门不得采用”。看看所有管理理论行业最喜欢使用的“药剂”，你会发现把它们用在公共部门是弊大于利的。
顾客就是上帝吗？明茨伯格指出，我们不是政府的顾客而是它的公民，政府必须解决比公司更困难的问题。它们必须阻止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譬如在我们的后院建造一栋巨型摩天大楼—因为政府必须平衡我们的愿望与其他公民的愿望，使之不至于发生冲突；政府还必须强迫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如罪犯必须受到惩罚，而在战时，不情愿的公民有时必须得应征入伍。
那么评价与问责呢？明茨伯格指出，这些措施可能迫使一流的人才沦为二流角色。公共部门在传统上通过分享价值观来施加控制，通过长期培训来进行潜移默化，但“评价与问责”用指挥控制取代了自主性，使得“被授权”的专业人员沦为国家机器上的一枚小齿轮。
如何看待业绩工资呢？明茨伯格认为，现在公共部门那些精于计算的管理者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人之所以进入公共服务部门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们还发现，必须要向员工支付比以往更多的工资，因为人们不能够再去呼吁发扬公共精神了。
据明茨伯格回忆，他曾经听到一位企业管理人员非常严肃地宣称：“通过控制，我们可以防止人们爱上他们的企业。”明茨伯格认为，类似的精神已经深入到政府高层们的灵魂之中。强调评估和问责通常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很多专业人士的工作是无法评估的），或者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一位学者可能仅仅是因为写了大量废话连篇的文章而得到升职（可以查看一下塞满大学图书馆的学术会议论文汇编），而一个外科医生可能会由于他的患者大量死亡而遭到降级，尽管，事实上正是他的高超技术吸引了最棘手的病例（才导致了病人的高死亡率）。专业人士之所以为专业人士，正是因为他们会运用判断力并自行维护专业标准；若将政府规定强加于他们身上，会摧毁对于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东西。
上帝归来
尽管遭受了这些失败和挫折，未来几年公共部门对于管理理论的需求仍然可能会增加。这是因为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国家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议题重新回归政治的核心。这场危机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有许多言论指出“大政府的终结”，但国家一直迅猛发展。在英国，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37%上升到2010年的超过50%。该危机还说服政客们开始思考公共开支的方向：如果没有严肃的改革，那么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对政府的需求将令福利国家破产。
各个富裕国家的政府都着手平衡预算、削减开支、删减服务部门并为更严肃的改革制订长期计划。在英国，保守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宣布实施精简1/5政府部门人员的计划—这更甚于撒切尔夫人以往的大胆举措。其结果可想而知，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盟友走上街头以示抗议。在法国，数以百万计各个年龄层的人士抗议对退休年龄的轻微调整；在英国，25万名公共部门的雇员在伦敦各地游行示威（一伙充当核心力量的无政府主义者砸毁了伦敦西区的高档商店和酒店）；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成千上万的公共部门工作者占领了州议会大厦。德国语言协会2010年的年度词汇是“愤怒的公民”（wutburger）。
“愤怒的公民”的崛起，迫使政府面对一个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敷衍回避的问题，即公共部门的生产率问题。怎样少花钱多办事？怎样确保所有用于公共部门的数十亿美元资金能够产生更好的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了一倍多，但在同一时期，公共部门的生产率一直保持水平—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部门甚至是下降的。美国在校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后—在2005~2007年间增加了一倍，但在标准化测验得分上取得的成就基本持平。政府意识到它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在适当的时机抛弃这一体制并积极面对一个增加税收及减少服务的未来，或者开始认真思考公共部门的生产率。
这样的现实正迫使政府重新拿起“大师”这个武器。政客们继续恭听这个世界的“癞蛤蟆先生”讲述渐进式改进的机遇及节约劳动力的技术（尽管保守党人不愿意追随他们的前任领导人投入数十亿美元去购买新电脑）。政客们也更关注新一代大师，他们愿意询问更多关于国家本质的基本问题。有三套理念已经在政界引发众多关注，随着财政持续紧缩，未来数年它们很有可能会吸引到更多的关注。
适应网络
第一个理念是“维基经济学”。在《宏观维基经济学》（Macro-wikinomics）一书中，唐·塔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斯将他们在巨著《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中的思想拓展到公共部门。他们主张，互联网彻底降低了协作的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私营部门，而且它可能会更加彻底地改造公共部门，即将国家变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种各样的协作尝试可以得到实践，并能让公民从被动消费者升级为“生产消费者”（prosumers）。
网络正在将权力移交给普通民众。受够那些坑坑洼洼的道路了吗？你可以登录到“修理我的街道”网（fixmystreet.com）与众人一起发出声音。担心衰弱的父母吗？网上有数十个自助团体为你提供建议，并指导你如何顺利通过政府官僚机构的层层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