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于2005年11月11日逝世，距离他96岁的生日还有几天，当时他被公认为管理领域的第一人。他是为数不多的、数十年来持续大量地推出有影响力著作的管理理论家之一。他也是屈指可数的堪称改变世界的思想家之一：他是私有化的创造者、知识工人新兴阶层的使徒、将管理视为一门严肃学科的拥护者、全球（不仅仅是在他出生的欧洲及移居的美国，也包括日本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精英的知己。每当人们设法处理棘手的管理问题，无论他们身处大机构还是小公司、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抑或是日益增长的志愿者组织，都能发现德鲁克的独特印记。
德鲁克的影响极其深远。他改变了成千上万企业的流程，其中包括美国最受尊敬的大型联合企业—通用电气。在该企业他发动了两次革命：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通用电气奉行了激进的分权改革；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杰克·韦尔奇遵循德鲁克的信念—“要么在行业内数一数二，要么就退出”—对公司进行重新整合。
美国首位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总统乔治·W·布什是德鲁克“目标管理”理念的忠实信徒（“我一直在阅读彼得·德鲁克的书，”卡尔·罗夫曾经告诉《大西洋月刊》，“但直到我看到布什的行动我才真正理解了德鲁克。”）；纽特·金里奇几乎在每场演讲中都要提及他；美国的顶级大传道士里克·沃伦宣称，德鲁克影响并启发了他的“目标导向教会”理念；一位韩国商人甚至以“德鲁克”作为他的教名，以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敬意。德鲁克就是这样一位管理理论家，每一个理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管其对商业如何蔑视、对术语如何愤怒，都确实应该读读他的著作。
德鲁克的影响不仅在他逝世后得到延续，而且还在持续扩大。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的“德鲁克研究所”在世界各地数百个“德鲁克学会”的协助下，保持着旺盛的势头；他的百年华诞盛典在中国吸引了上万名粉丝；他的著作在他逝世后继续发挥影响力，这与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和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的情况非常类似。在德鲁克逝世数月后，他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出版了，之后陆续还有不少著作问世—要么是重新修订他的著作，要么是总结他讨论过的问题。
这并不表明德鲁克是永远正确的，甚至总是明智的，他也提出过一些愚蠢的建议（例如他曾建议《洛杉矶时报》放宽报道与广告业务之间的职能划分），他还做出过一些糊涂的总结（譬如他坚持认为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是一大“败笔”，而且很快就会成为“遗址”）。但是他独特智慧的光芒能够穿透他所讲述的每一件事，甚至包括那些愚蠢之举。
尽管德鲁克过去常说，他厌恶“大师”一词，并认为它是“神棍”的同义词，然而事实上，他是实至名归的管理大师。
通往德鲁克之路
汤姆·彼得斯认为，在德鲁克出现之前不存在“任何真正的管理学学科”。虽然这有点儿夸张，但对于一个散乱无序的学科而言，德鲁克是对其做出系统性归纳的第一人。这部分归功于他自身的才能，部分归功于他对管理理论开窍的时机。就像《圣经》里与其同名的人物那样，他是眼前这座教堂的基石，而他的先辈们在理论荒野中所发表的言论将在此得到验证。
在某种程度上，管理与人类同样古老：建造金字塔和征服罗马帝国都要求高层次的管理技能。商业开拓者，如美第奇家族就是依赖商业理论（尽管很少见诸记载）和直觉；亚当·斯密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商业的组织结构；罗伯特·欧文概述了第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例如，他拒绝雇用10岁以下的童工）。然而，直到19世纪后期企业才引入大规模生产，这是企业的生存需要，新式管理精英团体及正规管理理论体系才得以创立。
这个新学科的主要激励者（至少在美国来说），是发明碳钢机械工具的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今天，人们轻视泰勒过时的心理学，”彼得·德鲁克指出，“然而泰勒是史上首位不把工作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而是去观察及研究它的人。”泰勒相信通过详细调查单项工作的工时和工作量，能够得出唯一的最佳组织方式。码表、电影摄影机、计算尺，以及身心测试—这些都是泰勒的工具和得力助手。科学管理的核心原则是相当清晰的：把工作拆解成最简单的各个部分，挑选出最合适做这些工作的工人，然后将这些工人培训成专项人才，也就是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让专业人员在专项工作上发挥各自的能力，并设计出一系列激励方案（包括红利和奖金）以确保这些工人会尽最大可能地发挥自身能力。
但是泰勒对管理人员满怀美好憧憬的同时却对工人冷眼以对。对于管理人员而言，泰勒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把工厂变成运转良好的机器。管理人员要协调各种特定工作（因为工人们几乎不能够理解自己的特定任务与整体工作之间的关系），还要负责监管及激励工人（工人们可能容易对单调的日常工作感到厌倦）。较低级别的管理层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会计人员、负责招聘的人等），而金字塔的顶尖是泰勒版本的柏拉图式守护者，其职责是设计与调节整个系统、监控竞争对手的行为，以及最重要的是做出前瞻性的计划。
泰勒的理念被迅速应用于实践，尤其受到亨利·福特的推崇，他与泰勒一样是白手起家的机械师，福特遵循泰勒的教条，在底特律市郊迪尔伯恩组建了他的新式工厂。泰勒的理念还有助于构建新型教育机构的课程，这种新型教育机构即商学院，首个亮相的是188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随即在世纪交替之际，这种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哈佛商学院决定采用泰勒的著作，作为其工商管理硕士培养计划第一学年的基础课程，这令泰勒格外开心，因为他大学中途辍学而没有获得学位，但也并没有令他开心到愿意成为该校的教师。）另外，泰勒的理念也有助于缔造新型机构—管理咨询机构。理特管理顾问公司在创办之初只是个工程公司，在“二战”后才增加了管理咨询业务；詹姆斯·麦肯锡在1925年创办了与他同名的管理顾问公司。
因此，泰勒的理念很快就遍地开花了。亨利·福特的强大竞争对手阿尔弗雷德·斯隆将其理念应用到通用汽车公司（结果他比福特更加成功，因为斯隆是专业管理人员，远离销售场所的喧嚣嘈杂，而福特却是根深蒂固的干预者）。泰勒的许多信徒进入了美国联邦及地方政府，并试图将科学管理运用到诸如学校及医院等场所。早在1912年，美国国会就为此议题举行了听证会，以向公众宣扬这个新理念。赫伯特·胡佛—曾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也试图使用科学管理来使政府更有效率。
然而科学管理信徒们的道路并非畅通无阻。一个敌对的理论团体出现了，其被称为人群关系学派（human-relations school），他们主张让工人参与管理决策。玛丽·帕克·福利特在这些管理先驱中是唯一的女性，她主张“我们决不能将人性从机械化生产中完全抽离”。哈佛商学院的心理学家埃尔顿·梅奥强调非经济性奖励对生产率的意义，“企业若完全不考虑人类本性和社会动机，罢工和怠工就会如影随形”。
人性管理学派在欧洲的影响力最强，尤其是在英国，当地强大的工会组织与泰勒主义僵持对峙，而主流商人则寻求更温和的管理手段。贵格会商人，诸如卡德伯里和朗特里等呼吁其他雇主要以人为本，而不要像对待机器那样对待工人。英国汽车工业之父威廉·理查德·莫里斯为引进他称之为“大规模生产”的新体系而遭遇了重重困难，这令他大为沮丧。心理学家迈尔斯批评科学管理奉行一种将人类动机简单化的观点，而另一位心理学家艾略特·雅克关注群体行为的社会能动性，并且在“二战”后，将伦敦的塔维斯托克研究所（Tavistock Institute）转变成人性化管理的大本营。
大批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也卷入了科学管理与人性化管理之间的角力。在德国，前卫思想家对科学管理狂热不已。包豪斯 建筑学派的建筑师，如沃尔特·格罗佩斯和路德维希·海伯森默等人试图将科学管理与设计结合起来。德国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和导演弗里茨·朗也曾短暂地为这一新潮流高唱赞歌。而在英国，知识分子们通常站到人性管理这一边。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作品《美丽新世界》（1932年）、出生于英国的查理·卓别林出演的电影《摩登时代》（1936年）、乔治·奥威尔的论文《詹姆斯·伯纳姆和管理革命》（1946年）与小说《1984》（1949年），无一不是在表达对大规模生产、科学管理，以及将个体降格成巨大工业机器中的一枚小齿轮的恐惧。
德鲁克：一名学术难民
管理学是个稍微带点儿精神分裂性质的学科，彼得·德鲁克在“二战”前夕偶然发现了它。德鲁克对“是他发明了管理”的说法嗤之以鼻（虽然有一本关于他的书就采用了这样的标题）。相反，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曾主张：“（管理学科）完全没有被整合起来。”在德鲁克提出这个问题并着手整合之前，完全不曾有人问过“什么是管理？”这样的问题。
1909年，德鲁克出生于奥地利的一个中上层家庭。他的父亲是大都市的政府官员，在德鲁克八九岁时就将他引荐给西格蒙德·弗
洛伊德。当德鲁克还是一名学生时，他就认识了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军事战略家弗里茨·克雷默等杰出人物。他于1931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德国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
让这位维也纳知识分子写出一些远离主流关于管理的文章，这个过程中经历了错综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的事件。德鲁克二十几岁时，一直试图躲避阿道夫·希特勒，他不断地更换工作，其中包括银行业、咨询业、法律，以及新闻业（他在报社工作时，曾短暂担任过一个妇女版面的执行编辑）的工作。最终他在一所美国大学找到了归宿，教政治学、哲学以及经济学。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1939年），集中探讨了政治和经济，并对大屠杀提出了警告。他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1942年），惹恼了学院派评论家，因为他将各式各样的社会学糅进了经济学中。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主张公司不仅要具有经济目的，同时也要拥有社会意义。这种另类的观点引起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关注。
美国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邀请德鲁克为自己作规划，并且给他不受限制地调查所有员工的特权。他将调查成果写成了《公司的概念》，这本书决定了德鲁克的命运。该书一经出版，即在美国以及日本成为畅销书，而且自那以后长销不衰。然而，这进一步激怒了思想保守的美国学者：经济学家把它当作庸俗的社会学读物，而社会学家则把它当作走火入魔的经济学书籍加以排斥。一位评论家曾希望，“这位有前途的年轻学者现在应将他的聪明才智运用到更值得尊敬的课题上”。受到学术界的群起围攻，德鲁克别无选择，只能全身心投入管理理论的写作。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德鲁克提出并影响了管理理论的几乎每个部分（他的名字因而以令人发指的频率在本书中频频出现）。其实，他著作中的许多主题早已出现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与德鲁克的所有著作一致，《公司的概念》属于漫谈叙事体裁：它以一则中国的故事为开端，跨越了不同的时代，时而关注持有维多利亚思想的英国绅士数量的减少（以德鲁克的观点，该下降比例微不足道），时而担忧苏联工业管理的效率。但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不仅要把公司当作一个经济组织，更要将其视为一个社会体系。书中两个最长章节的标题分别是“作为人类成就的公司”以及“作为社会性组织的公司”。在德鲁克看来，公司是复杂的社会性机构而不仅仅是赢利机器，并且前者更受人关注。
然而，德鲁克的绝大多数读者，特别是首席执行官们，被他书中的分权化主题所吸引。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展示了通用汽车公司如何利用分权化组织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例如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而另一些机构诸如福特公司和通用电气纷纷对此进行复制，而轻率大意地忽视德鲁克的警告—他称对该理念的普适性持怀疑态度。到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被认为“让《财富》500强75%~80%的公司进行了彻底的分权”。
德鲁克的追随者
《公司的概念》像是一本关于分权化的学术专著，同时它也大胆地积极呼吁通用汽车公司要把劳工当成一项资源，而不仅仅当成一项成本来看待。德鲁克坚持劳资关系应当建立在人们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渴求，以及对自己生产产品的自豪之上。他也是一名流水作业线的严厉批评者，即便它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生产模式。“在流水作业线的工作状态里，”他说，“工人的效率越高，他就越趋近于机器而越远离人类。”德鲁克指责流水作业线生产是单调乏味的，事实上它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部分原因是流水作业线不得不配合最拖沓的员工而调整它的速度，还有部分原因是工作者从未见过成品，因而得不到任何形式的职业满足感。
而德鲁克对自主管理的热情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今天，团队化生产已经司空见惯，许多公司赋予员工更多的权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开始运营，他们告知当地工厂的工人不仅要会拧铆钉、焊接和锤打，还要会思考，这使得英国汽车老总们嘲笑这群外国佬的天真幼稚。但今天，欧洲的每一家汽车工厂都在仿效日本企业的模式。通用汽车公司的悲剧在于：它拒绝了德鲁克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关于采用团队生产方式的建议，直至70年代被日本人扼住咽喉时，才学到教训。
德鲁克相信知识工作者将取代旧式工业无产阶级，这也增强了他对于授权的热忱。他认为发达国家将从“商品经济”转变到“知识经济”，因而导致管理方式的改变：管理人员需要学会如何引导工人的思想，而不仅仅是控制工人的双手。这种柔性的管理方式是对泰勒的码表理论及其商界拥趸的直接挑战。然而“知识工作者”（德鲁克在1959年自创的名词）的理念也给政客们带来了挑战，该理念暗示：政府不应该为维护垂死的产业而反对廉价的、低“知识层次”的海外劳工，相反政府应该专注于改善国家的智力储备，否则就不应该进行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