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批准号：10@ZH005）成果之一。
关于“蜀学”之定义与界说，当今学界尚未统一。本文采胡昭曦、舒大刚之说。胡昭曦：《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天府新论》，2004年第3期，第114～117页；舒大刚：《晚清“蜀学”的影响与地位》，《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5～170页；舒大刚：《代序——论晚清“蜀学”》，《儒藏论坛》第二辑，舒大刚主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9页。
舒大刚：《〈蜀学丛刊〉序》，《吴之英诗文集》，吴洪武、彭静中、吴洪泽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案：《〈蜀学丛刊〉序》简洁明晰地回顾了蜀学发展的三次大高潮，本小节的撰写参考该文而成。
引子：历史长河中的苏氏蜀学
博考载籍，“蜀学”一名而含三义：学人、学校、学术。毋庸置疑，“蜀学”是巴蜀学术的代名词，更是巴蜀文化的灵魂。统观蜀学，峰回路转，在绵绵历史长河中涌现过三次大高潮，每次都对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高潮是汉晋时期。文翁兴学，蜀郡“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卷五九《循吏传》）；士子学成归蜀，“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文学：汉赋四大家，蜀人独揽三席（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哲学：蜀学渊渊，夙重哲思；君平以后，子云续之据萧萐父（1924－2008）云，“五十年代中，蒙文通师偶赴京，贺师（按：即贺麟）为之设宴于颐和园，招（汤）一介和我侍坐。贺师论及蜀学有哲思传统，蒙师举严遵之后续以扬雄为例应之”，故萧萐父有“蜀学玄莹美，君平续子云”之句（《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1999：739）。第二次高潮是两宋时期。文学：唐宋八大家，蜀人独得其三（三苏）。史学：“唐后史学，莫隆于蜀”，“隋前存书有二（按：即《华阳国志》《三国志》），唐后莫隆于蜀”刘咸炘：《蜀学论》，《推十书》，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经学：《易》学特别发达，有“《易》学在蜀”之盛誉（程颐语）。学派：三苏之“蜀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鼎足而三。第三次高潮是晚清民国时期，以出思想、出人才著称全国，一度跃居为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李学勤说：“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中心位置有所转移，当时迁移的重心，我认为，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湘学’与‘蜀学’是在那时新形势下形成的人文学术的两大中心。”（《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第1页）。
就区域文化而言，两宋时期的巴蜀文化无疑是“空前”的高峰，而且很可能是“絶后”的高峰。苏氏蜀学注重“融通百家”，力求“会通三教”，集中国历史文化之大成，眉山三苏，挺生于巴山蜀水，傲然而为两宋巴蜀文化之杰出代表；苏氏蜀学，含光于华夏大地，巍然而为两宋区域文化之璀璨成果。通览三苏之学思，辉煌展示蜀学之形神与风骨，堪称蜀学之上佳典范。苏氏蜀学立意“打通古今”，注重“融通百家”，力求“会通三教”，集历史文化之大成，有百科全书之气度。三苏及其蜀学，岸然而为不可超越之高峰，洵然而为后世学习之榜样。
“打通古今”：通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人所共知，无所继承，便无所创新。换言之，只有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甚或有所超越。后人所云“古为今用”、“稽古揆今”，与此约略相近。此理乃今人所共知之常识与通识，实则于古人亦然如，宋人罗大经尝云：“望稽古揆今，复君之位，以安天下。”（《鹤林玉露》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于三苏亦然。但与徒然托之空言、枉然空言虚语者不同的是，三苏之“打通古今”，目的在通过对历代兴衰治乱之陈迹的考察，以探求当下治世之道。套用苏辙的话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宋］苏辙：《历代论一?并引》，《栾城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表面看来，苏洵（1009－1066）治学驳杂，好谈古今之事、用兵之道、纵横之策；但驳杂中有其宗旨存焉，即旨在通过考察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以探索当下治国之道。苏洵自陈，“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宋］苏洵：《上韩枢密书》，《嘉佑集》卷一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所论“大扺兵谋、权利、机变之言”［宋］苏洵：《嘉佑集附录》卷上。诚因如此，苏洵对明于治乱的贾谊（前200－前168）、陆贽（754－805）是推崇有加。苏辙说：“昔先君博观古今议论，而以陆贽为贤。吾幼而读其书，其贤比汉贾谊，而简炼过之。”［宋］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1270。
再来看看同时代人及后人的评价。
欧阳修（1007－1072）于三苏有知遇之恩，对苏洵的推荐与评价尤其入木三分。欧阳修说，“其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实乃“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宋］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〇。
后人邵伯温（1057－1134）亦云，苏洵“有战国纵横之学”（《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同时代人曾巩（1019－1083）敏鋭地发现，苏洵虽“好为策谋”，“颇喜言兵”，但“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且“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宋］曾巩：《苏明允哀词》，《元丰类稿》卷四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目在自成一家之言。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此语用之于苏氏父子，全然适用。苏洵“自比贾谊”，其子苏轼、苏辙则以贾谊、陆贽为榜样，而在古今观上亦一如乃父。
苏轼（1037－1101）的这一立意与追求，在其早年即已显露。据《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记载，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由此看来，苏轼兄弟考察历代治乱之迹、探索当代治世之道，不但出于父亲的教诲，同时还有母亲的教道。成年之后，苏轼又自述，“轼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宋］苏轼：《上韩太尉书》，《东坡全集》卷七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苏轼看来，“论兴亡之先后。考古以证今，盖学士大夫之职，而人主与群臣之所欲闻也”［宋］苏轼：《私试策问八首》，《东坡全集》卷四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是苏轼的价值关怀，也是苏轼的读书旨趣。诚因如此，苏轼曾乞朝廷校正陆贽奏议，以为“治乱之龟鉴”［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013。
父兄的价值关怀、读书旨趣，苏辙是了如指掌、了然于胸。苏辙说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宋］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集》，第1126页。“乌台诗案”起，苏轼锒铛下狱，苏辙上书营救。其中数语，对苏轼之性感剖幽析微，深入骨髓，“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宋］苏辙：《书一首（为兄轼下狱上书）》，《栾城集》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于苏轼、苏辙兄弟的手足之情，史书是不吝笔墨，“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对照上述引文，此论的当。
生物学上有所谓“家族遗传”之说，而中外文化史上所谓“家族现象”实则多矣！明晰苏洵、苏轼之“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对苏辙古今观之了解，实已奠定基础。
苏洵、苏轼之于苏辙（1039－1112），血缘上自属父兄，学业上实属师友，“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宋］苏辙：《历代论一?并引》，《栾城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宋］苏辙：《历代论一?并引》，《栾城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对苏辙影响甚深甚巨。苏辙自我剖析，“臣自少读书，好言治乱”［宋］苏辙：《自齐州回论时事书》，《栾城集》卷三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翻开《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首先进入眼帘的便是苏辙进策直陈时弊，“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仁宗春秋高，辙虑或倦于勤，因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宋仁宗为之感动，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宋史》如此而为，可谓用心良苦。
苏辙后来行事之大旨，由此可见其端绪矣，在此毋庸赘述；而苏辙一生著述之主旨，实多根源于此。其最典型，当数《古史》一书。苏辙撰作《古史》之意，即在于考历史之迹，以明治世之道。就中要旨，苏辙自明心迹，“余窃悲之，故因（司马）迁之旧，上观《诗》《书》，下考《春秋》及秦汉杂录，记伏牺、神农讫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谓之《古史》。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至于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宋］苏辙：《古史?原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于苏辙的《古史》，朱熹（1130－1200）给予高度评价，“近世之言史者，此书为近理”，“秦汉以来，史册之言近理而可观者莫如此书”。［宋］朱熹：《古史余论》，《朱文公文集》卷七二。
古语云，“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此系汉武帝诏策贤良中引语，由“盖闻”二字可知，此乃当时习见之语。古语又云，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此亦古代习见之语，姑引其二三于下。（1）《汉书》卷七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京）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2）朱熹云：“又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人之视己，不犹己之视人耶？”（朱熹：《答赵尚书》，《晦庵集》卷二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朱熹又云：“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耶？”（朱熹：《答赵子钦》，《晦庵集》卷五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三苏往矣，鸿篇留焉。打通古今，势犹必然。或加留意，或径取法。
“融通百家”：陶冶诸子百家，各有取舍
众所周知，东周之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为中华文化的第一大高峰。暴秦继起，“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气象迅即偃息。降而至于汉初，渐有修复气息，但已不复周季之旧观。故后人所云“诸子百家”，多系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流派的总称。本文所云，亦犹斯旨。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三苏之于诸子百家，虽然泛览博观，实则各有取舍，旨在以之为“通万方之略”，目在自成一家之言。对于苏洵之融通百家，曾巩的评点是，“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宋］曾巩：《苏明允哀词》，《元丰类稿》卷四一。可谓知人之言也！当然，对于诸子百家之学，苏氏父子学习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取舍的对象亦有所不同。
就求学致思历程而言，苏洵曾经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根据张方平的追忆，苏洵青年时期发愤为学，一度翻然悔悟，“取旧文藁悉焚之，杜门絶宾友，翻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宋］张方平：《墓表》，《嘉佑集》附录卷下。这一次悔悟自新，可谓难得而又极其宝贵。对于苏洵的学思成就，今人的分析是，其学术思想以儒家为本，又兼收并蓄，吸收兵家、法家、纵横家等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贾大泉：《包容并蓄的苏氏蜀学》，《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五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220～243。对于兵家，苏洵素有偏爱。《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引苏洵之文二篇，其一即《心术》。通读《心术》，兵家气息扑面而来，如“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时人谓苏洵“好为策谋”、“颇喜言兵”［宋］曾巩：《苏明允哀词》，《元丰类稿》卷四一。良有以也！对于纵横家，苏洵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重在借鉴其权谋之术。苏洵尝云，“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 ［宋］苏洵：《谏论上》，《嘉佑集》卷九。
但苏洵之所云，似乎特易致使他人误解。个中缘由之一，端在其对儒家“经”、“权”范畴所作之新解，不由得使人产生“杂而不纯”之印象——即以兵家、纵横家之说诠释儒家经典。如《远虑》所云，“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确实与正统儒家之诠释颇有差别关于正统儒家对“经”与“权”的解释，可参看舒大刚、彭华：《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182～193。再如《六经论》，朱熹全然不予认可，“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86：3118。所采取的是酷评态势。客观而论，此实系朱熹之误解。因为苏洵尝云，“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宋］苏洵：《经论》，《嘉佑集》卷九。此即“以儒家为本”。下文还将对此话题予以辩解。
就苏轼而论，他对道家似乎更加钟情，尤其对《庄子》钟爱有加。《庄子》之吸引苏轼，除义理外，辞章自然是其大宗。据史书记载，苏轼第一次接触《庄子》便心有灵犀，油然而叹：“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庄子“善属书离辞”，“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苏轼之钟爱《庄子》，诚属惺惺相惜。南宋伊始，宋高宗便推许苏轼为“文章之宗”；蒙元史臣，对苏轼之文更是褒扬极致，“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苏轼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以上引文，均出自《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相对而言，苏轼对法家则另眼相待，批评颇多。法家之士，“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艺文志》），此尤为苏轼所鄙弃、厌恶。在苏轼看来，法家置仁义礼乐于不顾，而欲纯以刑法治天下，此乃匪夷所思，“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宋］苏轼：《韩非论》，《苏轼文集》卷四；《东坡全集》卷四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于先秦儒家与法家，苏轼的总体评价是，“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宋］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东坡全集》卷三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对于杨朱和墨子，苏轼也提不起兴趣，“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宋］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东坡全集》卷三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