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续资治通鉴·考异》的一番议论所言，这段话本来是“君臣交儆之语”，君臣互相戒惧的话语，但在《宋史·太祖纪》中，同样记录这件事，却删去了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成为专门责备臣下的太祖语录。
细细玩味这一段话，可以理解古来“君臣交儆”的圣贤大义。而尤有意味的是，这一段话出自于帝王之口。也即有帝王自省中得出“君臣交儆”的一番宏论。这就为帝制时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论自由空间，为“君相博弈”
的军政活动预先假设了两道并行的逻辑：一、君王必须自省，在羞耻心的作用下，尽力做到“防非窒欲”。二、臣下则应该培育忠信之正，不能不忠不信。这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前提--“君臣交儆”。有此“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君臣共治”。“共治”之际，士大夫在“忠信醇厚”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军政智慧；帝王在“防非窒欲”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决断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君臣交儆”，士大夫则无能做到“忠信”，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于邦国的军政智慧；帝王如果无能做到虚怀纳言，也就不大可能为国家运转提供正确的决断方向。士大夫的军政智慧，则主要由“上言”而体现。士大夫的“上言”是帝王战略决断的重要依据。阻断了士大夫“上言”，帝王的决断也就成了独断。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大宪章性质，虽然不是成文法，是“秘法”，但此事够得上伟大。它推动的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方有望贡献智慧，方有望为共同体带来福音。这是经由历史经验证明了的百试不爽的铁律。所有对言论的限制，一定是出于独夫、部落或政权利益而不是出于共同体利益。老赵立国伊始即诉诸“天下为公”理念，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祖宗（太祖太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今天来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一条，也有宪法政制之影。这是吾土由官方最高首脑讲述的“言论自由”，从此为“清议”也即“异见”也即“物议”也即“理性批判”也即“批评政府的权利”，开一生路，从此成为政府内部“君相博弈”的安全保障。“言事人”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免予恐惧的权利”。千年之前，由一个中国帝王，以这种方式推演言论自由，几乎具有神秘的性质。
不加农田之赋
考两宋三百二十年，杀过两个读书人：陈东、欧阳澈。都在宋高宗时。是太学生“示威游行”，“上书言事”，要求恢复李纲官位，主持汴京防务，极力与当时的权臣对着干；大宋南渡后，又极力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被有司抓了，杀掉。此外再无杀过一个读书人。
夏商周三代，被儒学讲述为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美好的时代，汉唐宋，又被元代儒学讲述为“后三代”比较圣明美好的时代。大宋成为“后三代”中的佼佼者，为何如此？大儒程颐有一个意见，他认为自从“上三代”夏商周以来，大宋有五件事属于创造性的军政管理增量贡献（程颐的说法是“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按“超越”实属于创造，前所未有之意）：
一、百年之内，国无内乱。这是历朝所未能达到的“郅治”功效。二、四圣治理达到百年之久，皇室平安。三、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也即陈桥兵变之际，东京城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市场照样营业。四、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五、至诚以待夷狄。用至诚之心对待异族，包括澶渊之盟。之所以做到这一步，程颐认为，是因为“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以忠厚廉耻作为军政管理的大义统领，所以能够如此。
出使到大宋的异族使者也赞美大宋说：“外戚不与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杀大臣，此又汉唐之所不敢望，与三代可以比隆者也”，外戚不参与军政管理，宦官不带兵，不杀大臣，这又是汉唐都不能做到的，真可以与三代相比达到同等高度的郅治之世。
为何“不加农田之赋”？此事关系民生。
老赵宁肯宫禁生活节俭，也不苛求民间财富，“以天下奉一人”，这个活，老赵不干。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经常与臣下、亲族、异邦使者觥筹交错，但他不会奢侈无度，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
大宋王朝三百年，无论遇到怎样的家国困难，也不向农民“加赋”。后晋石重贵时可以打着“抗击契丹”的旗号，在士庶之间“括率”，也即搜刮财货，马楚、南汉也会这么做，就是南唐也曾有过此类举动，但老赵不能这么做。他不会在崇高的国家目标旗帜下搜敛民财。
传统儒者在推演政治、伦理价值观时，必是“民生主义”者。反暴敛、惜民力，主张轻徭薄赋，是传统儒者恒定的主题。此义近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中国传统圣贤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孙文曾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见《孙中山选集》）由此也可以概见：那些以国家“大义”为诉求，借机搜刮士庶，背离士庶“民生”的权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态的无道行径。有道邦国、无道邦国，是否尊重“民生”，是否在“大义”旗帜下背弃“民生”，分野在此。
不仅“不加赋”，赵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与民争利。除了几个较大企业收归国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让与民间自营，连“赋税”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属安徽安庆）、左谏议大夫叫冯瓒的上言说：“本州界内有菰蒲鱼鳖之利，居民经常捕捞了自给。但前防御使为增收，搞了个市征（纳税），这样苛细的税法，弄得当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这个赋税。”老赵听后，当即答应蠲免其赋，史称“从其请”，听从他的请求。
宋代赋税沿唐中期以来两税制，即夏、秋二税。赵匡胤时代，令州县各置义仓，官方所收二税，每一石粮，另外留出一斗贮存在这个义仓里，史称“以备凶俭”。等于国家收税，另外返还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备凶年荒年赈济百姓。这类德政，甚至超越了“不加赋”。
老赵晚年，特别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员钱文敏知泸州，召见他，对他说：“泸州那个地方接近蛮獠，但越是这样，越要加以抚爱。我听说原来的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进，擅自搜敛做不法事，爱卿你此去为我调查审问一下这个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太祖也说过类似的话。乾德四年八月，太祖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云楼下宴饮，顺便说到“民事”。太祖对赵普等人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刻，朕断不容之。”
居于弱势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麦，但如果藩镇的侯爷们不好好抚养，只知道苛刻盘剥，朕断不容这样事！
赵普回答说：“陛下爱民如此，乃尧、舜之用心也。”地方官盘剥百姓，在老赵那里是大恶。在老赵的感召下，很多官员都有了爱民、重民倾向。譬如乾德五年四月，史上记录中说，四川的陵州有陵井，后蜀时曾置盐监，每年可以炼盐八十万斤，供给当地食用，很方便。后来井口坍塌，有毒气上升像烟雾，炼匠进入就会死掉。这样，盐井就很久没有再用。当地无盐，日子艰难。这时大宋刚刚平定后蜀，老赵派去的通判贾琏，开始建议开浚盐井，但是刺史认为开浚会犯“井龙”，所以役夫都不肯入井。贾琏于是亲自执锸，开始浚井。第二年疏理到泉脉，最后达到日产盐三千六百斤。
这样关心民生的官员，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多。
贪赃者处极刑
历史上注重民生的帝王不只是赵匡胤，三代不论，汉代以来，帝王对民生的关切是一种传统。期间除了某类聚敛成性的暴君之外，一般还都能在民生方向上有所戒惧。
民生问题，除了“不加赋”之外，当然还有敬授农时、兴修水利、荒年赈济等具体德政措施，但打击盘剥式贪腐，则是对民生的重要救助。
这方面，历代都有“重典”。譬如后唐明宗李嗣源，他就不能容忍道义的败坏，尤其不能容忍贪污受贿，对贪赃者往往就要处以极刑。明宗任上，留下了很多治贪记录。
邓州（今属河南南阳）节度使留后，被人告发“税外科配”。这个“税外科配”是历史上赃吏的惯用手法，简单说就是在官府摊派正项赋税之外，另立名目，临时加税。近代以来的“寻租”手法甚多，其中之一也是“税外科配”。这是历史上以官府名义巧取豪夺的惯技。这位代理节度使的“留后”于是从省部大员的地位被贬到小地方去做司马，连降多级。鼓动“留后”贪赃犯罪的掌书记，则被削夺了历来封任的职务职称，削职为民，发配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