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整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种突发事件都在不断上演。除了媒体的博弈、微软的质问，还有对方律师不断提出的新的取证要求，在每一个细微的角落里，双方都在寻找最大的进攻切入点。
那段日子过得非常缓慢，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然而，在缓慢的调子中，仿佛又会有一段箭在弦上、千钧一发的时段。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就像希区柯克的悬疑片一样，充满了谜团，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剧情和随时爆发的未知。
我的生活如同在冰刀上的舞蹈一样，每一步，都那么惊险。
2005年8月10日，我的私人律师忽然打电话给我，问，“开复，你家里有几台电脑？”我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回答说，“有两台，我和我女儿各有一个台式电脑。怎么了？”“那你的电脑上还存有微软的文件吗？”“当然没有，我不可能存微软的任何东西，而且我离职以前就告诉微软不再看邮件了。”对方显然松了一口气，“那就好了，一会儿会有一个快递员来取你的电脑。微软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机构要求查看你的个人电脑，他们可能会期望看到你的硬盘里存有微软的机密！”我大叫，“我的电脑里没有微软的机密，但没有电脑，我怎么工作！”
果然，两个小时以后，我的台式电脑就被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快递员取走了。没有电脑，我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我后来买了新的笔记本电脑，但由于我丢失了原来电脑上的许多私人数据，例如我每年的税表、亲朋好友的电子邮件、我所有的音乐和照片等，这给我带来了无数的小麻烦。
过了将近一个月后，第三方的检测报告成为法庭上的证据，“李开复的个人电脑中，没有检测出任何微软的文件！”
然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只是众多繁琐小事中的一件。那个时候，诉讼双方都在分秒必争地准备证据，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和下面的一个环节有关。微软、Google和我，都在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以便进入美国法律中一个叫做deposition（取证）的环节。
所谓“取证”，是美国民事法律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这是英美法系中一个独特的民事诉讼程序，在取证的过程中，双方的律师和当事人都会到场，而且当事人和相关的证人都要接受对方律师的提问。这是一个表达和确认自己一方的观点，并发现新证据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法官派出的速记员全程记录，并作为法庭上的证据使用。尽管这一天并不是正式的审判，但取证的过程依然庄严肃穆。每个人在被律师提问之前，都会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在这个阶段，当事人会面临轰炸机轰炸一般的提问，而且所有诉讼双方的证人都会到场。
2005年8月的最后一周是取证的一周，Google的人都和微软律师在加州做了取证工作。参加人员有Google的CEO艾瑞克·施密特、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我的老板艾伦·尤斯塔斯，以及大约十位Google的员工。当然，还有我自己。
2005年8月26日，是我去西雅图参加取证的日子。那一天，所有的证人都按照法律提供的时间表陆续到达了微软总部附近的一幢临时房屋里，接受对方律师提问。
这一天，一切就如同想象中的一样，有《圣经》，有证人，有法官派来的速记员，还有摄像机的镜头记录着人们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这一天也是我被提起诉讼之后第一次见到以前在微软的同事们——那些决定把我推向法庭的人们。我见到了比尔·盖茨，见到了斯蒂夫·鲍尔默，见到了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蒙迪，还见到了我的前任老板艾瑞克·鲁德。这一天，大家神情各异，这些不同的表情后来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虽然他们的表情或冷漠，或同情，或鼓励，或自信，或毫无表情，但都是种种无声的语言。他们在用这些无声的语言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情绪，顿时，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此时此地，昔日的“战友”在今日“对决”。不管对方是存心“伤害”，还是例行公事，我都悲从中来，百感交集。
那天比尔·盖茨径直走进了屋子里。那是我们在诉讼开始后的第一次相见，但他目光直视，没有和我有片刻的眼神交流。而我竟然真的有点难过，我甚至在那一刻回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的许多场景。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保留着那一天我写下的日记：
『当比尔·盖茨走进屋子里的时候，他并没有直视我，这是因为，他已经把我视做一个敌人了吗？是不是他的律师团队教他这样做？因为在这个时候，他想让我对我的“背叛”感到难过，是不是这样就能给我强大的心理压力？
我想起我曾经是那么的信任他，并且对他说，“比尔，我绝对不会对你说谎！我将告诉你什么能做，什么是不能做的。”我也曾经在那次陪他“救火”的中国之行中“拯救”他，晚上我曾经跑到他的酒店房间里告诉他“比尔，我会尽量帮你解决一切的，好吗？”而他当时露出了多么无邪和信任的微笑。』
那一天，我也见到了昔日的好朋友克瑞格·蒙迪。他是微软的首席技术官，我们曾经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也曾经带着太太到中国访问，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我们在中国对话的一幕，我当时问他，“嘿，克瑞格，让我太太带你太太逛逛北京吧！你太太喜欢逛什么样的地方？”克瑞格当时不以为然地笑着说，“她喜欢垃圾店，比如买那些大家都不要的东西，哪里卖破烂儿就带她去哪里吧！哈哈！”我笑着对他说，“有个亿万富翁丈夫，还要逛破地方，不可思议啊。”我们对视而笑。后来，我太太带她去了潘家园古董交易市场，她太太开心得合不拢嘴，好像找到了一个“天堂”！
我还想起，我曾经带他去会见一位中国的部长。刚坐定，他就开始长篇大论批评开源的做法，从法律的根据一直批评到开源程序的不合理。但当时中国政府特别重视软件开源。我心里大惊，差点当场就要制止他。还好那位部长不懂英文，由我做翻译，因此他说十句英语，我就精简成为两句比较可以接受的汉语。事后，他还惊讶地问我，“怎么中文翻译出来这么短呀？”
而今天，我们却是站在两个阵营当中的人。我无法预料，在微软律师的监督下他会说些什么。但我知道，肯定不会是我愿意听到的话。
在我当天的日记里，同样有那一天与他见面的描述：
『他刚刚从一次游船长途旅行中归来。当他看到我时，他露出了友好的微笑，并且非常急切地告诉我他在旅行中的趣事。我们当时谈论了很久，他告诉我他的游船去过的地方，还告诉我这次旅行让他很放松。此外，他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的船上有四台电脑，而他又是如何用boat computer（船上电脑）控制游船前行的！
但是，当速记员打开了机器开始记录证词时，克瑞格·蒙迪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朋友了。』
而鲍尔默的取证过程并不出人意料。他说，开复是中国的“教父”！话锋一转，噢，他是负责中国的executive sponsor（公司中负责某个国家市场的副总裁），接着他又说，开复在中国拥有“巨大而独裁”的权力。很显然，他想用这个头衔和说法来告诉法官我在中国的影响，甚至还歪曲事实说我有决策权。
但是，天啊，我不但不是负责中国市场的副总裁，更不可能拥有巨大而独裁的权力。这个绝对不实。
我在日记中看到自己绝望的呼喊：
『我想到奥兰多·阿亚拉的眼泪和他对公司的失望。我曾经满怀责任感地为微软作出建议，那一切仿佛一个巨大的怪兽，正咬噬我的心。
鲍尔默开始反复地谈论微软公司的机密不能泄露。然后又说，不但标着微软机密字样的文件不能透露，就算没有标着微软机密的文件，除非授权也不能对外。我的律师于是问他，谁有权力对这些文件进行授权？鲍尔默回答：“我和高级副总裁。”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规定。难道，鲍尔默在现场制定了新的规矩吗？
鲍尔默反复提到我的《如何在中国成功》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里有一些数据涉及微软的机密，比如里面提到英特尔的芯片卖了多少，惠普的销售额是多少，IBM的营业额有多少。我不明白为什么鲍尔默会对这些和微软无关的数据长篇大论？难道是他们的律师在其中发现了什么漏洞，然后准备用这些数据来引诱我跳进某个陷阱吗？』
在旁听完三个证人的证词以后，我的律师开始暗暗地担心。在中间休息的阶段，律师走到我的身边对我说，“开复，他们很显然受到了律师的培训，律师一定帮他们准备了严丝合缝的答案，让他们泄露不了任何对你有利的证词和线索。”
“他们夸张和错误的指证呢？难道我们不能用这些来质疑他们的诚信吗？”我问。
“我们当然会用到，但这次法官关注的是你的诚信，而不是他们的诚信。”
听到了这话，我真的开始有点绝望了。我想到在初中和高中每天上下课都要重复的对美国的歌颂：“With liberty and justice for all.（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自由和公正。）”那我的公正在哪里？难道这就是世界领先的美国式司法？难道这样就是公正？
不过后来，MSN搜索副总裁的到来，让形势有了改观！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克里斯多弗·佩恩。
克里斯多弗·佩恩平时的风格就像是一个精明的推销员，微软的一位副总裁曾跟我说：“克里斯多弗更像是一个snake oil salesman（江湖郎中，能把蛇做成蛇油当做灵丹妙药）。”他曾经说微软搜索一年就能赶上Google，两年会超越Google。他喜欢告诉别人他的部门的搜索业绩有多好！正是由于他的这种风格，“暴露”了我过去三年半根本未参与搜索业务的事实。
我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克里斯多弗·佩恩说的各种‘实话’，粉碎了微软对我‘负责搜索’的谎言。他说：‘微软在李开复负责MSN的时代根本没有做真正的搜索，微软搜索是我2002年参加后才提议做的。我们的所有会议和对盖茨的汇报从没有请李开复参加。我们连产品推出时的感谢信也没有写上李开复，没有任何值得感谢李开复的。我是微软搜索的负责人，李开复和搜索无关。’”这些证词其实证明了我完全不在微软搜索的圈子里。听到他这样自豪地坦陈事实，坐在他旁边的微软律师的脸都绿了！
我的律师简直不相信，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对我们是最有利的证据！
大约一周后，微软的律师同样也对我进行了长达七个小时的取证提问。经过之前整整两天旁观微软的取证，我深深知道这会是一个无比艰难和煎熬的过程。只要说错一句话、一个字，甚至有一点点的迟疑，都可能会带来莫大的灾难。何况，微软每个人只被询问两小时，而我要被问七小时！
当天，我一直都在努力提醒自己必须保持清醒的状态。我的律师警告我：“因为取证的内容对方律师可以筛选使用，所以你表现再好也只是零分。而表现不好就只能得到负分，而且还可能因此带来灾难。首先，不能对任何一件事情说谎。另外，不能答错任何一个问题，也不能答非所问。还有，只要针对性地回答问题即可。
因为我的律师“教练”苏珊·哈里曼告诉我，律师提问有很多“花招”。他们惯用的手段是在一个提问中潜伏另外一个问题，而当你回答这个问题时，就会相当于默认了律师假设的前提。因此，苏珊·哈里曼一直在提醒我，“千万别中圈套，不要承认莫须有的事情，不要说‘可能’、‘或者’、‘也许’这样的模糊字眼。”还有，主要谈事实，不要推测“别人怎么想”或者“别人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推测没有法律意义，所以回答这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只可能带来麻烦。苏珊还对我说：“如果他们问了你不必回答的问题，或者法律程序不允许的问题，我们会object（抗议），然后你就可以不用回答。”
我不记得那一天我喝了多少杯咖啡，我只记得中午自己只吃了一份沙拉，我不能因为吃得太多而让自己昏昏欲睡。微软律师对我的提问竟是从我写的一篇文章开始的：
律师：李博士，请问你是否相信所有美德里诚信是最重要的？
我：是的。
律师：请你读一下你给中国学生写的第一封信的片段。（他们尝试用这段话来打乱我的思维，因为我有可能会猜测他们接下来使出什么绝招来否定我的诚信，但我知道我的所有作为都光明磊落，于是，我心无杂念、义正词严地念完了这段。）
我：我曾面试过一位求职者，他在技术、管理方面都相当的出色。但在谈论之余，他表示，如果我录取他，他甚至可以把在原来公司工作时的一项发明带过来。随后他似乎觉察到这样说有些不妥，特作声明：那些工作是他在下班之后做的，他的老板并不知道。这一番谈话之后，对于我而言，不论他的能力和工作水平怎样，我都肯定不会录用他。原因是他缺乏最基本的处世准则和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诚实”和“讲信用”。如果雇用这样的人，谁能保证他将来不会像现在这样，把在这里的工作成果也当做所谓的“业余之作”，进而变成向其他公司讨好的“贡品”呢？这说明：一个人品不完善的人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
律师：李博士，请问你读完有什么感想？
我：这是我为人处世的原则，绝不妥协。对我来说，诚信比生命更重要。这也是我每次换工作都恪守的价值观。
律师：李博士，请问你在Google求职的时候，有没有提供“贡品”呢？
我：当然没有。从我的电子邮件你可以明显看到：Google要求我绝不可以谈到微软的商业机密。我也对Google说：我只参与我在微软未做过的项目。你可以看到，我从苹果到SGI，从SGI到微软，这方面都从未出过问题，我非常谨慎。接下来，他们尝试挖掘我是否在微软七年中和Google高层保持联系，甚至藕断丝连的行为：
律师：李博士，你是否认识Google CEO艾瑞克·施密特？
我：是，我们已认识十多年，但我们后来没有来往。
律师：没有来往，那你怎么找到他的？
我：我发电子邮件。
律师：你跟他没有来往，怎么知道他的电子邮件？
我：用Google找到的。然后，他们又想证明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还在微软时就已经开始帮Google挖微软的人。
律师：你曾写了一封邮件，推荐了一个名叫郭去疾的微软员工给Google？
我：没有。
律师：郭去疾不是微软的员工吗？
我：我推荐他的时候，他已离开微软近两年了。当时他正在斯坦福，即将完成他的MBA学位。
律师：那你还是在为竞争对手做事啊。
我：不，我是郭去疾过去5年的导师，所以他把我列为他的推荐人。他到任何公司去面试，我都有义务做他的推荐人。
律师：那你也为他做过进入微软的推荐人吗？
我：是的，2001年我推荐他进入微软，之后他在微软工作了两年。
律师：那他2005年读完斯坦福的MBA之后，你有否再次推荐他回微软呢？
我：有的，他想回中国工作，所以我把他推荐给微软中国。但他们没有谈拢。我有邮件为证，你要看吗？
2005年8月26日，这样的提问和回答几乎整整进行了一天。律师就像轰炸机一样从各种角度对我进行问话。当我完成了“取证”，苏珊·哈里曼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用一个词表达了她的感受，“完美无缺！”她对我说，“开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答辩者，每一个回答都像程序一样严谨、真实、符合逻辑，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而对于那一天的表现，我还要深深地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新东方集团的徐小平先生。那一天，他是证明我人格的证人。他在那封保证函上声称，所有的证词真实准确，否则愿受责罚。
在取证之前，律师告诉我要找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帮我做人格担保。我本来认为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在我的朋友圈子中选择这样一个人并不困难。但后来我才发现，朋友们的顾虑已经超过想象。很多时候，当我告诉朋友的时候，朋友都是满口答应，但和公司汇报之后，那些公司往往就会出于和微软的业务或者商业利益考虑，禁止雇员做这样对公司没有好处的事情！而也有很多公司听说微软是和Google在打官司，就更不愿意因为偏向某一方而被牵扯进来，平白无故“惹祸上身”。
很多朋友最后都对我说，“开复，我绝对相信你的为人，也愿意为你作人格担保，但公司的规定不允许，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开复，我们合作过那么多次，怎么可能不了解你，但公司不愿意受到牵连，禁止我做这件事情，真的很对不起！”“开复，我百分之百相信你的为人，但我们公司的律师说，我们和微软有业务关系，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公司和微软的商业关系，所以，我很抱歉！”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感到无限的悲凉！
而此时，徐小平先生向我伸出了援手。作为新东方集团董事，他和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我们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交流对教育的看法。他这个人有激情、有理想，这一点与我对教育的感情很相似，所以我们一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当我找不到证人时，小平大度地说，“我愿意为你作证，我没什么好怕的。”他的直爽让我至今难忘。
一直到今天，我的邮箱里还保存着他当初发给我的邮件。
『我非常高兴我可以帮助你做些事情。如果对你有帮助，我将非常高兴作为证人飞到西雅图。你的案子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尤其在年轻人当中也引起了反响。你希望到中国“为中国做些事情”的理由温暖了这里很多人的心。我希望你回归中国不是为了Google，而是为了更多的青年人能够近距离和你交流。我祝愿你早日解决诉讼并希望早日在北京看到你！』
后来，他不远万里飞到加拿大的律师事务所，帮我签署了这份证人声明。而呈现在法官面前的这份证词，有力地证明了我在中国学生中的影响力，并且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微软阻挠我去Google中国工作的主要原因，是怕年轻的技术天才摒弃微软，加入Google，进而造成Google中国的快速发展。
徐小平在证词中说：
『我从自己在新东方学校与学生们的交流中了解到，李博士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学生的人生道路。在面对时代剧变时，李博士的信和文章帮助他们转变了意识和观念。我每年都会向全国各地的学生发表数百场次的演讲，在与他们交谈时，我经常引用李博士的话。这些演讲的听众通常是18～40岁之间、从高中生到博士的学生。李博士睿智的话语和建议在我的听众中总是受到热烈欢迎，新东方学校还提出请求并得到李博士允许，在我们学校的网站上转载他的多篇文章。我得知并确信我们的许多学生和有意申请出国深造的人都通过这一渠道看到了李博士的文字。我的学生们无数次告诉我，他们认同李博士，并相信在充满困惑和矛盾的中国当今时代，他是一位值得学习、尊敬和信赖的人。
我了解并确信李博士曾为学生们作过无数次演讲并撰写过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往往都从东西方两种文化结合的角度探讨教育、技术和企业话题。他的话语和信件多年来在中国学生中间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上所述，我本人也对李博士的许多文章相当熟悉，包括《美国教育启示录》以及闻名遐迩的“给中国学生的四封信”。我还访问过李博士回答中国学生问题并提供建议和咨询的网站，从中我了解到，李博士作为一位学生导师、顾问和引路人，在中国广为人知，并深受尊敬。
我了解并确信，2004年1月，李博士当选为《程序员》杂志评选的中国软件业最具影响力的20位风云人物之一。2005年1月，李博士当选为《人物周刊》评选的2004年中国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评语中，《人物周刊》组委会称李博士为“传奇人物……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正在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文中的“奇迹”是指李博士推动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不懈努力以及教育学生们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人物周刊》原文的复印件，以及经过鉴定的此文英文翻译版一起，作为证1附在本证词声明后。
我在此声明，在华盛顿州法律之下，我的上述证词真实准确，否则愿受责罚。』
小平在加拿大签署了这份证词。后来，我的律师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有可能需要他到西雅图出庭作证。小平当时马上说：“如果要出庭，那我可能需要买一套正装啊，我一件正式的衣服都没有带！”于是，徐小平第二天就在加拿大匆匆忙忙买了套西服，准备出庭的时候穿。不过，后来律师也没有让他去西雅图的法庭上作证。因为有了证词就OK了，那套西服，也就白买了。
徐小平是一个非常风趣可爱的人，他的直率和坦诚，他的无所畏惧和拔刀相助，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了人性的可爱。后来，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总之，2005年8月的最后一周对于我的人生而言至关重要。不仅仅因为那一周是取证的日子，而是这个阶段里我度过的每一天、经历的每件事、遇到的每个人都让我感慨万千，我既体会到人情的凉薄，同时也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我相信，无论时间如何流逝，这段时光对于当时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生的回忆，它会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或浅或深的痕迹。我知道，无论未来有多遥远，我们都终将面对灵魂的拷问。我深信，对于这种拷问，我将作出无愧我心的回答。而对于其他的“伤害”，我也会将其当做一种宝贵的历练。因为，每一种创痛，其实都会带来一种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