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Google的offer时，我准备把在微软积攒的6个星期长假休完。
在微软，每当工作满6年就会有一次休长假的机会，如果员工没有在第7年休假，假期会自动作废。2005年，正是我进入微软的第7年，此时我激情褪去，身心疲惫。我想，我正好可以有一个机会深呼吸。
5月30日左右，我到我的老板艾瑞克·鲁德（Eric Rudder）的办公室，提出了希望从6月9日开始休长假的要求，并得到了批准。
在6月初的员工会上，艾瑞克·鲁德宣布：“开复从9号开始要休6个星期的长假！他的工作会有人暂时接管。”在工作会议行将结束时，老板半开玩笑地把头转向了我，“开复，你不会像好多人那样，休了假人就不见了吧？你是会回来的，对吗？”此时，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我知道艾瑞克·鲁德的意思。确实，在美国公司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高级管理人员休了长假后就不再回原公司继续工作了。因此，休假很多时候被猜测为“离职”的前奏。
在此刻，我确实在考虑去留的抉择，但是绝无出走的“定论”，而且我想就算我有走出微软的意愿，我也会按照职场规则，在假期结束后，回来做好工作交接再走。于是，在当时众人瞩目的情况下，我本能的反应是轻轻地回答了一句：“Yes.”
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一幕也会成为将来法庭上争论的焦点。一场灾难，已经开始向我走近。
接下来，我开始完全身心放松地享受6个星期的长假，我回到台湾看望家人。那是官司之前的一段心无旁骛的放松时光。妈妈看到我回到台湾非常高兴，每天给我做我小时候爱吃的红油水饺。姐姐们也像小时候一样，从士林夜市给我带回路边小吃，一家人享受着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
6月初的某一天，我正在陪家人逛街，口袋里的电话开始震动，Google的电话到了，还是艾伦·尤斯塔斯。在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温和中透露着激动，“开复，我们知道你是很适合这个工作的，我帮你争取了一个我相信你无法说不的offer，我们会让你负责整个Google的中国业务，并给你最大的空间，放权让你负责一个可以长期发展而不是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公司。”
“开复，我们考虑了你的薪水问题，我想你会满意的，除了每年的固定薪水外，这四年都会有相应数量的股票。你如果任期做满，那么股票加现金，不算涨幅也将肯定超过你在微软的收入。来吧！”“你知道在讨论你加入的时候，我们的资深产品副总裁乔纳森·罗森伯格（Jonathan Rosenberg）是怎么说的吗？他说：‘我坚持我们必须像狼一样地尽快让他加入，他是一颗巨星！’”
没什么好说的，我决定加盟Google！
提前结束了长假，7月2日我只身飞往西雅图，准备辞职并完成最后的工作交接。准备离职的前一天正好是7月4日，晚上我和好友张亚勤在家小叙，我第一时间告诉了他自己对未来的打算。那一天是美国国庆日，送亚勤出门时，焰火表演刚刚开始，灿烂的烟花不断升上天空，我在窗前伫立了很久。“明天就要和老板辞职了，我的生命即将开启新的篇章，它是不是也会和焰火一样璀璨？”我默默地思索着。当时我根本不可能想到，接下来的两个半月我将经历生命中最具有挑战的时光。
7月5日早上9点，我走进了艾瑞克·鲁德的办公室。我对他说，“艾瑞克，很抱歉，我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是否离开微软。我在微软工作了7年时间，但是我现在依然还是想回到中国工作，而Google正好在中国开设了机构，因此我决定换个工作，回到中国。今天，我是来向你正式辞职的，我会留下完成工作交接。”
听到这几句话之后，我的上司沉默了几秒钟，空气似乎已经凝固。我能感觉到他有点惊讶，但随即他对我说，“开复，你要离开，我个人是没有意见的，但你至少要让盖茨和鲍尔默有一个机会挽留你。别急着谈离职的事，好吗？你一定要与比尔和鲍尔默见上一面，比尔和你的关系很不一般，比尔现在正在休假，如果他度假回来，我告诉他开复走了，他是不会接受的。”
“那好吧，”我对老板说，“那我从今天开始不看微软的邮件，也不再接触微软业务方面的事情。”“没有关系，我们相信你！”艾瑞克说。
2005年7月8日，我和鲍尔默见面了，他已经知道我想离开的意愿，而且去的是微软不喜欢的Google，当然首要想法就是让我留下。鲍尔默说，“开复，如果你的理想在中国，你可以自己在微软选一个设在中国的职位啊。”我对鲍尔默说，“斯蒂夫，我不认为微软在中国还有适合我的职位。”“那你想在总部做什么业务？你想做什么都行啊！”我面露难色：“斯蒂夫，我在微软工作的这7年真的感谢你，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不过现在，我认为在微软工作已经激情不多了。我想，失去了激情的工作很难表现出色。”
斯蒂夫·鲍尔默是一个很强势的人，他的强势在此时显现了，“开复，如果你真的去Google，我们只有采取法律行动，希望你不要认为是在针对你。你在微软的贡献很大，我们不是要制裁你，而是要制裁Google！”
我感到震惊，“可是，我在Google从事的是完全不同的工作啊！斯蒂夫！”鲍尔默说，“还是别走了，在微软，你可以任意挑选工作，想想吧，这几天，我就给你安排一个新的职位，好吗？”
此时，我沉默了下来，我忽然意识到，想离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个时候离职，似乎已经碰触到了微软那个最敏感脆弱的部分。因为近来越来越多的微软人去了Google，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认为，硅谷最牛最热的公司不再是微软，而是后起之秀Google，越来越多的天才已经对Google趋之若鹜，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是微软最无法忍受的。
我对鲍尔默说，“好吧，斯蒂夫，我很感谢你的挽留和对我的重视，那我再等几天吧！”
走出了鲍尔默的办公室，我闷闷不乐地走进了研究院资深副总裁里克·雷斯特的办公室，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后来做微软中国研究院时代的老板。我把当天的对话描述给了这个曾经和我友谊甚笃的朋友，他听了之后很着急地对我说，“你别走了吧，你要是走，鲍尔默可能真的会把你推上法庭！”
对于鲍尔默提到的敏感字眼——“诉讼”，我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现在经老师提醒，我吓出一身汗，不会是真的吧？离开雷斯特的办公室以后，我急匆匆地到了一位律师朋友那里。我认为职业的变迁应该是我自主的选择，是在不违背原则下“追随我心”的行动。难道这次离职真的有法律风险？
律师分析了所有的情况，然后对我说，“开复，你加入微软的时候签订了‘反竞争协议’，承诺一年之内不到别的公司从事同样的工作。但是如你所述，你将要在Google中国开始的工作，与你在微软从事的工作不重叠，因此没有问题。另外，从历史上看，在Google的微软员工已经有400多人了，级别从低到高都有，可是微软从来没有诉讼过任何人。所以，开复，你不必担心！”
听了专业律师的见解，我悬着的心轻轻地放下了。离开微软的决心已定，只不过，我希望能等到鲍尔默慢慢地想通。我知道，这对于他们来说，也许一时之间很难接受，但我想这只是时间问题。
2005年7月13日，鲍尔默再次打电话给我，“开复，我们想了想，可以给你新设一个‘微软中国研发集团董事长’的职位，同时提高你的待遇，再给你一笔股票，别走了！”
我能感觉到这是很有诚意的挽留，不但满足了我回到中国的愿望，还提高了待遇，虽然我从来没有透露过Google给我的待遇，但是微软增加了这笔薪水后，已经赶上了Google给我的报酬。可是，选择一个工作，金钱的多少并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微软这个新职位的致命缺点是，没有足够发挥的空间，也没有我学习成长的空间。
我对鲍尔默说，“斯蒂夫，谢谢你的挽留，但这个职位依然不是我心中想做的，对不起！”
鲍尔默仍旧在想尽办法说服我。
2005年7月15日，比尔·盖茨终于结束休假回来了。15日当天，我们就在办公室里见面了，比尔没有那么强势，但他也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开复，鲍尔默一定会提起诉讼的。你知道，以前几百个工程师离开，鲍尔默都没有告他们，只是因为他们的资历没有那么深，而人们又都同情弱者。但你是副总裁，斯蒂夫认为我们只有告你才可能遏制Google的大肆挖脚！”
噢！不！我感觉到，我曾经服务多年的老东家正在软硬兼施地阻碍我跳槽。但原则告诉我，我不能妥协也不应该妥协。因为，我反复倾听了我内心的声音，我坚信自己没有做错！
和比尔谈完，我再次心情低落地飞到加州。落地以后，我开车直奔Google首席律师兼资深副总裁大卫·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已经聚集了一批律师。大卫说，“微软的人已经几次打电话给我们，要求我们不要雇用你，并希望双方能够和解，让你继续待在微软。我们正在谈，估计诉讼的概率是不低的！”“你知道，你在中国，尤其学生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中国的人才都开始追随你到Google，结果将不堪设想，这才是微软最不愿意看到的！”
我陷入了沉默，然后说，“我实在不希望看到和老东家对簿公堂的场景！”对方说，“开复，你放心。首先，你的案子有胜算把握，我们是站得住脚的。何况，微软在华盛顿州，Google在加利福尼亚州，而加州根本不承认‘竞业禁止协议’。”
其实，我和德拉蒙德并不知道，当我连辞职信都还没有交的时候，微软在开出条件挽留我的同时，一系列的诉讼准备工作已经暗中启动。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也准备开始用最犀利的手段对Google宣战。我当时以为鲍尔默和盖茨所说的诉讼只是表达强势的一种方式，它始终不会发生。但实际上，一轮又一轮准备诉讼的会议已经在暗中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种收集材料的工作已经在微软展开。
2005年7月17日是我正式辞职的前一天，我在这一天去办公室用电脑写完了我的辞职信。而极富戏剧性的是，这封辞职信从来没有从我的发件箱里发出，一直到今天，我还依然保存着这封信。
在辞职信里，除了表示我要离开以外，我还写道，“我意识到你们对我的离去并不高兴，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友好的离别。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已经陈述过，我将遵守加入微软时签订的保密协议。另外，我的新书也将于今年9月在中国出版。在新书里我已经以微软为例，阐述微软在公司管理、领导力和公司价值观方面的优质观点。对于我来说，过去7年是非常珍贵的记忆！”
写好邮件，我开始清理个人用品。我把画框从墙上摘下，收起桌上女儿的相片，从抽屉里整理出所有的私人用品，放在我提前准备好的纸箱里。这种清理就像是一种告别仪式，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半个小时之后，我抱着纸箱到了车库，把箱子放进了后备箱里。
谁也无法想象的是，从我进入车库开始的那一时刻起，所有场景，居然都被一个摄像头拍摄了下来，并成为法庭上的一个证据。后来，我在华盛顿州的法庭上看到了这些画面。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在慢慢地向车库挪动，那个一手抱着箱子，一手夹着画框的孤单身影让我的内心泛起阵阵酸楚，而泪水早已经在心里流淌。
2005年7月18日，是我准备递交辞职信的日子。但是，当天我还有一项工作要完成，那就是和微软亚洲研究院送往总部的中国优秀学生——“微软学者”座谈。我们在会议室里轻松而顺畅地交谈着，我怀着善始善终的心情来完成在微软的“最后的任务”。正当座谈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电话再次开始震动了。我一看，来电显示是加州。
我走出会议室接通了电话，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开复，我们被起诉了！”“Google公司刚刚接到了律师函，微软起诉我们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我呆了，“可是，我还没有辞职啊！我本来今天要去交我的辞职信的，可是我还没有交，他们怎么可能起诉？”
“事实是，他们已经先动手了，看来就是要让我们措手不及，不过开复，你不用着急，你按照计划去辞职吧，我们会帮助你渡过难关的。”“那好吧！”我挂掉电话，头脑一片空白。
我没有想到，这个我服务了7年的公司，这个我曾经全力以赴维护的公司，会以这样的方式和我告别。这对于一直奉行诚信为本价值观的我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我一直珍爱的名誉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我的家人、我的小孩会造成怎样的重创？这对于我的职业前景意味着什么？一时之间我无法理出任何头绪，也没有人会给我一个完整的答案。
这也许是我生命里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了，但这种戏剧性却充满着悲剧色彩。即使我此刻回忆起来，仿佛仍能感到当时来自心头的那种彻骨的寒冷和失望。
“如果我现在不辞职了呢？是不是会让微软闹出一个大笑话？”这样的念头一闪而过，一秒之后，我就又回到了现实当中，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怎么能拿自己的慎重决定开玩笑。
尽管当时心情之复杂难以形容，但我还是保持了最大程度的理性。我强行压抑着悲愤和委屈回到了座谈会的现场，继续和“微软学者”们交谈。交谈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个即将把我推向法庭的公司。
座谈完毕，学生们非常开心，他们要求合影留念。于是，就有了这张我当上被告那一天的照片，我被许多学生簇拥在中间，正努力地挤出微笑。他们并不知道，照片上的李老师，内心正在经历着怎样翻天覆地的痛苦。
被告的那天与中国“微软学者”合照
下午一点，热闹而欢快的座谈散场了。我回到办公室把辞职信和工作交接计划打印好，一步一步向老板的办公室走去，去按照原计划辞职。就在老板办公室门外，几个身着西装、表情严肃的人已经站在那里等候，我一眼望去就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律师，按照微软的计划，他们早就在那里“恭候”我了。
走进了办公室，我再次见到了昔日的老板艾瑞克·鲁德，他也正在等待，等待着对我们都不容易的一幕发生。在这一刻，我似乎能感觉到，一纸诉状已让我们在无形中变成了两个阵营。
他看到我来了，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声“请坐，开复”。
我脸上的表情沉重又茫然，他也有点尴尬地寻找着开场白。很显然，我们心照不宣。
“开复，我想你最终还是会加入Google的，只不过，这只会让你加入的速度慢一些。诉讼的事情早晚都会过去的！”
“艾瑞克，我知道这一切与你无关，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会尽可能处理好的。今天除了辞职，我还想和你谈谈工作交接的事情，我愿意花时间做好工作交接，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很认真地表达心中的想法。
“噢，不用了，现在有了这件事情，开复，你还是好好准备官司的资料吧，别再管交接了。”
“那好吧，艾瑞克，我已经写好了一份交接的计划，如果你不要我参与，那你拿去参考吧！”
走出了艾瑞克·鲁德的办公室，几个守候多时的律师站起身来，将一个大信封递给了我，“李开复先生，你加入Google公司，被微软诉讼违反了竞业禁止协议，现在请你签上名字，表示你收到了诉讼材料！”我面无表情地做完了一切。
拿到大信封，我看到右下角印着律师事务所的名称——“Preston Gates&Ellis”。第二个字Gates格外刺眼，原来，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正是比尔·盖茨的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