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研究院里的招聘达到了高潮,此后两个星期内,走进希格玛大厦的博士超过了100人,后来,我们在招聘中,甚至放低了对学历的要求。
大量的暑期实习生也开始进入研究院,他们和自己的老师一起作研究,和正式员工一样拼命地工作。而他们一旦在研究院做出了成果,就可以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而这样一篇论文,对于申请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全球顶级院校,都有很大帮助。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我就希望为研究院营造一种宽松的环境。
我不允许员工称我“李总”或者“李院长”,而是喜欢大家按照美国的习惯,叫我“开复”。研究院所有人之间都是直呼其名,很多中国学生刚开始不太习惯,日子一长,也都慢慢适应了。后来,亚勤私下里叫我“KFC”,因为我名字的简写是KF,我为了“报复”他,就叫他“牙签”(YQ)。
研究院初创的时候,我们喜欢围着一个桌子吃午饭,还规定每个人轮流讲笑话,讲不出来就要受罚,有些女同事讲不出来,就掏出手机来翻。
公司决策方面,我极力倡导依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我发动大家给会议室取名字。早期,我们的会议室没有名称。我想,为什么不召集大家一起来想呢?我立即发出一封邮件:“大家都来发挥自己的创意,想想如何给我们的会议室命名,比如,我想了个名字,叫火药库!大家觉得怎么样?快来参与!”在邮件的末尾,我还画了一张笑脸。我觉得在火药库里,大家擦出思想的火花,是一个不赖的比喻。
邮件一发出,很快引起热议。研究员徐迎庆最先群发了一封邮件,“开复的火药库的名字不错,那我们可以用四大发明来命名我们的会议室,比如火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
行政助理郑薇回应说,“可以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名字,可以联想到我们的会议室里都是奇思妙想!”
研究员张高提出,“可不可以用计算机科学家的名字,比如阿伦·图灵、阿伦·伯利斯,以激励研究人员在科学的道路上勇于攀登。”
徐彦君建议用“雅典娜”来命名,以示对研究院女同事的敬意,用“罗马”来命名另一个会议室,因为这是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这象征着研究院要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
关于命名的邮件你来我往,好不热闹。我再次发出邮件说,“我忽然觉得迎庆四大发明的名字挺有意思,我自己又想了一个,零和一的概念跟计算机息息相关,可不可以用‘Zero Room’来命名一个会议室,不过,我就不知道如何用中文准确表达了,总不能叫‘零堂’吧。”
Zero Room,后来经过研究员陈通贤和孙宏辉多次讨论,终于找到了对应的翻译——灵感屋,此外,他们还想了个新名字——算盘室(Abacus Room)。
到了投票结束的时间。会议室的名字最终确定,分别是:指南厅、火药库、造纸坊、印刷厂、灵感屋和算盘室。
现在想来,这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脑力激荡的结果,也是我们团队精神的演练。
作为领导,我相信,“架子最不值钱,而点子最值钱”,我们需要新的公司管理方式,需要用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均衡、更富有创造力的心态来认识、理解和实践领导艺术。
外出开会,研究院有一个集体项目——拱猪,并且规定:谁输了,谁就必须钻桌子。我有桥牌的基础,因此牌技还算不错,即便这样,也有摸一手臭牌的时候,输了,我也得钻桌子。张亚勤、凌小宁也都钻过桌子。
研究院的同事给我过生日
我每年的生日,研究院的同事们都会送一些很别致的礼物。一次,我走进办公室,看见小小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颜色的气球,桌上放着他们送我的礼物——一只很丑很可爱的黑猩猩,猩猩旁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按我的肚子,我就会说话。我按了一下,听到的是他们的祝福,当然,还夹带着一些嘲笑我的话。
有时候,他们还会恶作剧地给我做一条斜挎的缎带,上面写着字,然后逼我戴上照相留念。
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值得珍惜的快乐时光,总是让我觉得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