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橡树岭，我在圣玛丽中学上七年级和八年级，相当于台湾的初一和初二。圣玛丽中学是一所1950年创立的天主教公立中学，由于是义务制教育，因此学校的学费全免。在那所学校里，教学楼建成教堂的模样，老师大部分是修女，她们为人严肃认真，但是充满了爱心。
在圣玛丽读书的两年里，每天早上、中午和下课，我都会和老师同学做三次祷告，祷告词已经烂熟于心，到现在还可以脱口而出。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直到永远。阿门！
在圣玛丽中学的祷告，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宗教的力量，它涤荡我的心灵，让我感觉到宽容，仁爱。我们要去教堂“望弥撒”、“领圣体”，这让我十分惊奇。这也许是我不知不觉与西方文化碰撞的第一步。
去美国之前，我只学过半年英语，因此，语言障碍成为我面临的最大难关。刚开始，同学和老师说的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那种感觉非常痛苦，那“催眠”一般的语速，总让我在课堂上打起瞌睡，有时候，听到同学们因为老师的一句笑话笑得前仰后合，我才从梦中惊醒，但还是摸不着头脑。天书一般的英文，开始让我有些望而却步，后来，我干脆带几本中文的武侠小说到课上去读，因为觉得怎么听也听不懂，还不如看小说。美国的教育颇为宽松，修女老师看到了，多半不会当面指责你，而是听之任之。
其实，我心里是暗暗憋了一股劲的。那么聪明的我，不应该被语言绊倒啊！于是，我找了一大本英文单词来背，经常背到半夜，不会的就一次次地翻厚厚的中英对照字典。不过，没多久，我就发现这并不是学英文的最好方法，因为，即使当时记住了一个单词，但是使用率不高的话，就会完全忘记。我终于悟到了，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背单词是没用的。
后来，我还是下定决心用多交流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下了课，我不再胆怯，站在同学中间听他们说话。如果5个词当中有4个听懂了，只有一个听不懂，我也会赶紧问，同学们会再用英文解释一遍给我听。回家以后，我会默默回忆我听不懂的单词，然后记下来。而上课的时候，遇到听不懂的，我也勇敢举手问老师，“Sorry，I didn't follow Can you say again what you mean？（对不起，我没跟上，可以再说一遍你的意思吗？）”
在到橡树岭圣玛丽学校的第一年，修女老师们也对我十分照顾。校长玛丽·大卫修女（Sister Mary David）甚至牺牲自己的午饭时间帮我一对一地补习英文，她复印了小学一年级的课文，每天拿来给我念。我还清晰地记得，她教我的第一篇课文是：
I have a dog named Spot（我有一条叫小花的狗）
See Spot walk （看小花走）
See Spot run（看小花跑）
从这样简单的课文起步，我们坚持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的英文水平迅速提高。学校里所有的老师还允许我享受“开卷考试”的特殊待遇，她们让我把试卷带回家，并且告诉我，“题目里不认识的单词，你就查字典吧，但是你不能看书找答案噢。”
玛丽·大卫修女：帮助我的校长
我每次回到家都严格按照老师说的做，题目里不认识的单词就去查字典，但是从来没有去翻书找过答案。因为，我觉得这是老师给我的最大信任，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
通过种种渠道的学习，我的英文终于逐渐接近同龄人的水平了。一年以后，我完全可以听懂老师讲的话了，英文会话也没有问题了。我想，这和我年龄小，容易接受新的语言不无关系，但也和我大胆地使用，不怕出丑有关。后来我也发现，那些12岁以前到美国的孩子，往往都能学会没有口音的英语。
到了暑假，我和妈妈经常去三姐在亚特兰大的家里玩，而她们也经常给我布置很多背单词的功课。到了初中三年级，也就是到美国两年之后，我写的作文《漠视——新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居然获得了田纳西州的前十名。这对于我的英文水平，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肯定。
州际作文比赛都是订一个笼统的题目，然后让写作者在这个范围内写一篇文章。当时美国即将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因此，当年州际作文比赛的题目是——《美国第三世纪最大的挑战》，当时，很多参赛者将挑战定义为能源危机、环境恶化等。而我另辟蹊径，将挑战定义在了精神层面，那就是——漠视。
我在文章里写道：
美国的成功是来自美国人对自由和快乐的追寻。但是，随着越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出现，许多美国人不再通过参与来实现价值观，他们不再积极、漠视精神、放弃理想。他们失去了那种让美国伟大的积极精神。许多美国人越来越冷漠，抽烟酗酒、吸食毒品，没有目标。人们在心理上什么都不在乎。以前，人们说美国人只关心自己，现在，美国人甚至连自己也不再关心，这是最大的问题。这种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会使得人类一切进步的因素得以减弱，甚至倒退。因此，当今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漠视。
作文比赛的名次一公布，整个学校就轰动了！人们不敢相信，这个中国台湾的男孩，来美国不过两年，居然就在英文方面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但是，这并非故事的结尾。州作文比赛的传统是评选出前十名优胜者，这十名优胜者还要通过一轮答辩决出第一名，谁的问题回答得好，谁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当时，答辩在距橡树岭四个小时车程的另一个小镇举行。那个周末，嫂嫂驱车几百公里把我送到了答辩地点。在答辩的过程中，戴着厚厚眼镜的女老师温和地问我，“如果你认为美国人当中缺乏热情，存在漠视的情况，那么你如何看待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观点呢？”
“What？Who is Ralph Nader？（什么？谁是拉尔夫·纳德？）”我被这个问题问得措手不及，脑子一片空白。我眼神里流露出的惊讶被老师捕捉到了，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失去了得到州际作文比赛第一名的机会。
回到橡树岭，我对这个让我与“第一”失之交臂的神秘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赶紧去学校的图书馆寻找答案。我得知，纳德是一个着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倡导者，促成了一系列法案的产生。他一生都在与人们的漠视作斗争，他的行为与抗议漠视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件事情给了我很深刻的启示，尽管纳德在美国算不上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他确实和我的作文有着紧密的联系。我终于理解了，对于一种语言文化的掌握，远远不只是会说当地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更要对这种文化的历史和这个国家的制度有深刻的了解。另外，在写作方面，不仅仅要靠犀利的观点、华丽的语言，还需要充足的论据，而这都需要倾注大量的心血和多年的积累。
有了这次印象深刻的答辩，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我也更加关注新闻事件背后的意义，我知道，只有多读书，多查阅资料，多了解历史，才能真正深入一种文化的内核。我徜徉在语言的汪洋大海里，乐此不疲。
在努力攻克英文的同时，我也没有忘记对中文的持续学习。妈妈每年来陪我住6个月，这期间，我们自然是用汉语交流，另外6个月，她要求我每星期给她写一封家信，而且必须用中文写，这样我就不会忘记中文。而妈妈每次在给我回信的同时，都会把我的信寄回来，她会认真地修改，标出错别字和用词不当的地方，就跟批改作文一样。我几乎每天都在用中文写作，这样的习惯，让我没有像很多小留学生一样，习惯了新的语言，却渐渐丢掉了自己的母语。
我没有忘记中文，还要归功于大哥大嫂家成套的金庸小说和琼瑶小说，那个时候，中文小说是我放松神经的一种方式，在哥哥嫂嫂家里住了6年，我居然把金庸和琼瑶的每一本书都读了，金庸的小说还读了整整5遍。
当时回台湾度暑假，我从来都不好意思主动说我读过全套的琼瑶小说，倒是经常跟外甥们比赛谁读金庸小说读得多，人物记得牢。他们后来都不和我比了，因为比不过我，就算某个人不自量力非要同我较量，也总是被人拉住好心地劝阻：“别，他真的谁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