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中的教育理念是包容大度，宽松自由，与北大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堪可一比。譬如文学系的两面大旗—主旋律大将李存葆和艺术前锋莫言，徐怀中都厚爱有加。对存葆这样的“特殊学生”—1984年9月30日晚上，李存葆就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建国35周年国宴。10月1日大阅兵之后，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代表文艺界的唯一彩车就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造型，尤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自费购买了2000册《高山下的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给了“文学黄金时代”的最好注脚。也因此，每天来自首都各高校团委、文学社的讲座邀请；各剧种的编剧、导演来洽谈“花环”的改编事宜；全国各大文学刊物的主编名编们来登门索稿者络绎不绝，不仅严重影响了李存葆的正常学业，我和他的室友李荃，整天笼罩在“花环”的阳光雨露里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干脆，徐主任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开学不久，就准其请假，躲到外面去赶稿了。结果第一学期末就赶出了10万字的大中篇《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当年年度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又一次夺魁，使得新生不久的文学系声威大震。而莫言这样的“千里马”则是被徐怀中一眼相中，本来考试报名莫言就晚了一天，单凭这一个短篇《民间音乐》就打动了徐怀中，不仅破例收下了莫言，而且还在第一次全系集会上就七分得意三分遗憾地宣布：“可惜当年全部短篇小说评奖时，我没有看到《民间音乐》，否则，一定要投它一票！”语音未落语惊四座。可以想象，一言九鼎而出言谨慎的徐怀中这两句话对尚未出道的莫言具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莫言也很快就以《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以及稍后的《红高粱》等一批经典作品回报了徐怀中，并经徐怀中推荐发表，一下子就撼动了中国文坛，使文学系的育才功能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传说”。而我从创作正式改弦更张做评论，应该说当自莫言始，并借莫言之红火也热了热身。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得来全不费工夫”。（详情就此处从略吧）
徐怀中的胸襟决定了他的大家风范，即便在教学、文学以外，他也实事求是，不拘一格。譬如四人一间的宿舍本来宽敞明亮，忽一日就不知被谁革了新，用布帘将自个的小空间包裹起来与外“绝缘”。读书写作，各自为战。你熬你的夜，我睡我的觉，你面壁苦思冥想，我读书忍俊不禁，互不干扰，相安无事。于是就有人“报老爷，大事不好”！不料想，徐主任一巡视竟默认了。我想原因一是给这些老大不小的学生一点宽松优惠，二更主要的是尊重创作规律。当时我们的课程安排就是半天上课半天读书创作，创作这事嘛，恰如莫言一个不雅的比喻—精神排泄。“排泄”过程，岂能示人？你想，一会四人相对而视，一会外人推门探视，那谁还“创”得出“作”呢？于是乎，不出三日，全系都照此办理，倒也整齐划一了，只是进得任何宿舍，都是不见人影，只闻人声，你只能顺着布帘隔成的“地道”摸索前进，遂有“地道战”之美誉在首都文学界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再比如服装与跳舞。当年军装款式少数量亦少，交谊舞对我们而言则有如天方夜谭。但随着文学系声名鹊起，社会各界的采访、座谈、对话、宴请、联欢、舞会络绎不绝。一时间弄得我们这帮基层来的土老帽们灰头土脸，手足无措。徐主任就鼓励我们先从“换装”入手。然而审美眼光不是一朝一夕炼成的，一不留神，某星期天就从文学系走出了很多“乡镇企业家”。于是乎，在系里第一个中秋节联欢晚会上，徐主任身着藏青色西服挽着夫人翩然入场。在大家目瞪口呆还没回过神来时，就见徐主任从容迈步舞台中央站定，清清嗓子，自报曲目：“我先清唱一曲《借东风》，为大家助兴。”然后就咿咿呀呀、有板有眼地一路唱将下去，嗓音苍凉，韵味十足，风神飘逸，俨然马派弟子。大家都傻得忘了喝彩和鼓掌。接着，徐夫人—总政歌舞团原资深舞蹈家、编导于增湘老师就笑眯眯地开始为大家讲解和示范几种主要交谊舞的基本动作要领。本来还要找一两个男同学比画比画，可把大家吓得不轻，差点就要抱头鼠窜了。这时徐主任才宽容地放大家一马，说，今天就这样子吧。跳舞其实很简单，毛主席跳舞就是散步嘛。关键是有机会多实践，出去别让人笑话咱军队作家哈……
徐主任如此苦心孤诣、身体力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第二天，我就直奔王府井，咬咬牙抱回了两套西服，引来全系一番热议和采购潮，一时间男女同学都纷纷以邀我为服装采购顾问为荣，并戏称我“领导文学系服装新潮流”（此事已有诸多同学回忆文章为证，此处亦不赘述）。
徐怀中惊喜道：“朱向前跳出来了！”
真正值得在此一说并与我命运相关的是另一件事，是徐主任真正看重的学术交流，也即他所比喻的“搓澡”。意即鼓励同学们要像在澡堂子里一样赤裸裸地坦诚相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互相帮助。然而，就在全系第一次“搓澡”会上，我“跳出来了”。
那是入学第三天，徐主任召集全体座谈，希望以不同的文学观念和见解的碰撞和交流为契机，让大家迅速地互相熟悉了解。为了表示重视，他还事先找我们几个正副班长开了准备会，交代一旦冷场要我们带头发言。果不其然，主任讲完开场白后就冷场了。“搓澡”的愿望当然好，但35个“作家”，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互不熟悉，个性迥异，水平参差，观念不同，要袒露自己走进“澡堂”，是何等不易啊！尽管徐主任事先有估计，但也没想到水有这么深，足足有五分钟没人吭声吧。终于，我斗着胆子跳出来了！这一跳真是石破天惊。它留给人们的看法、感觉十分不同，但印象的深刻是一样的。
事后，陈道阔同学清晰地回忆道—
“徐怀中主任笑眯眯地宣布开会，说请大家座谈座谈艺术。那时，我们初来乍到，都惴惴地不知根底。大名鼎鼎的李存葆跷着二郎腿，只顾抽烟，好像那烟是公家的；‘不敢为天下先’的宋学武尽往阴影里躲，似混进来的见不得天光；莫言那时候还叫管谟业，整个儿小老幺一个，作一副憨厚态，很谨慎的样子……
“不知过了多久，没有人说话。
“突然—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突然，一声小心的咳嗽，掀掉了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空寂。
“朱向前，发言了……我有些感激地望着他。”（见《他有两把“刷子”》，载《作家生活报》1985年12月16日）
陈描写当时的尴尬情形与我的孤注一掷状，大抵是客观真实的。
16年后，莫言同学还依然对此记忆犹新—
“当此之际，这个朱向前自报家门之后，竟然滔滔不绝地做起了报告，从国际到国内，从西安到延安，从文学到艺术，一通大侃，令我们晕头转向。事后，有一些同学对他的这种过分强烈的演讲欲望表示了反感，但我的心中却对他深感钦佩……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流畅的演讲之一，这毕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口若悬河的人。”（见《部长教授批评家》，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3日）
显然，莫言有点调侃我的所谓“辩才无碍”。但不管调侃也罢，反感也罢，欣赏也罢，朱向前敢侃、能侃，恐怕就是我留给同学们的最初印象。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大相径庭。徐怀中主任就对此另有说法—
“我曾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35位同学一起学习过一段时间，我所能给予他们的太少太少了，倒是他们，常常在许多方面启发了我，帮助了我。就说向前吧，他最初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在第一次全系学员的讨论会上。不知是由于新来乍到的生疏，还是作家的矜持，讨论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我作为主持人，心中不免暗暗发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几个事先打过招呼的班长们身上。果然，朱向前跳出来了，侃侃而谈，云山雾罩，居然一口气就讲了四五十分钟，且大有欲罢不能之势。使我惊喜的是，他不仅为讨论会解了燃眉之急，还表现出了较好的理论素质……从那以后，向前的理论热情被点燃了，不断地喷射出闪闪烁烁的火花。”（见《理性激情的开发》，载《文艺报》1988年10月29日）
当然，徐主任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决定和改变了我的命运！其一，经他鼓励和推荐，我在那次发言的基础上，写出了平生第一篇论文《小说“写意”初探》并很快就在理论批评的皇家刊物《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这对我此后走上评论之路的启示与激励作用不言而喻；其二，毕业前夕，在诸多高手竞争留校之际，在我与徐主任毫无个人交往的情况下，仅仅因偶然原因（我爱人突然被通知上中央党校），我才最后写信向主任表达了留京（还并非留校）愿望，不料立即就被主任决定留校了！我敢说，如果我自诩为千里马，那么徐主任相中我的第一眼就是因为那次发言。其实，如此大胆张扬的“演讲”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为什么有这一次？我只能说是前定，在那一刻，命运之神向我招了招手，而我抓住了它，如此而已。我此生搞评论、做研究、当教授的道路，实际上在那一刻就已经决定啦！
为此，我感谢徐怀中，感谢文学系，感谢军艺。
此后的情况如所周知，我在文学系前后13年，继续和文学系一道成长。尤其结合自己的评论专业，为以后的著名学员如阎连科、徐贵祥、麦家、柳建伟、石钟山、赵琪、陈怀国、李鸣生、王久辛、辛茹、张慧敏、唐韵等等的脱颖而出推波助澜，从推荐作品、撰写评论到作序、评奖，无不竭尽绵薄之力。待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全军文学干部生源萎缩的大势，遂着手“转型”，一是升格大本，面向社会招生；二是开办军事文学研究生教育，1996年获准招生，1997年正式招收第一届军事文学研究生（至今还担任军事文学研究生导师），也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先河。从此，军艺文学系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庚寅立秋日改定于江右袁州听松楼
（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