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蒋桂之战以来迭遭变故的李宗仁已经快要忘掉踏实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了，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精神高度集中、神经高度紧张来迎接各种各样的事故，总算，一切都结束了——粤桂联盟恢复，西南获得自治地位，而蒋介石在东三省事变后也不能动辄就对党内的异己分子下死手了。如今的李宗仁，既不用操心怎么跟蒋介石争夺中枢大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地盘啥时候被邻省给抢了去，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把广西经营好，以待来日。当然，光广西这一亩三分地，也足够李宗仁忙活一阵了，治政不比打仗，讲的是慢工细活，持之以恒，其琐碎之处，更是远甚带兵。
新桂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自保。看起来似乎这不是问题，西南开府，两广同盟，粤军撤出桂东，甚至最大对手蒋介石也得对西南的门面胡汉民礼让三分，不再过多纠缠，看着挺平顺，然而，所谓居安思危，值此乱世，哪有什么事情是确定的呢？有备才能无患嘛。要解决该问题，当然需双管齐下，一方面维系好粤桂同盟，另一方面则是整顿军队。首先是同盟，如今在广东掌舵的不是与新桂系私交甚笃的李济深，陈济棠这家伙心思乖滑，爱耍弄诡计，又是个想一出是一出的主儿，前一段反蒋，他就一门心思把桂系往火坑里推，既要让桂系打恶仗，而不愿给钱，李宗仁说实在的，挺看不上这人，但看不上也得看，粤桂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广西安危。李宗仁为了表示诚意，直接把一家子全安置在了广州，他自己也准备常驻广州，没办法，陈济棠这人一天一张脸，不时刻与他保持接近，说不好啥时候就被他给卖了，李宗仁也只能辛苦点，两广之间来回奔波了。
军队倒着实是个大问题，尤其在新桂系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广西如此的经济环境下更是如此。对于新桂系这样被中央老大当眼中钉的派系而言，没有足够的军队，显然是难以应付一些突发事件；与之同时，广西又实在太穷，在清朝都是需要别省协饷的省份，而在民国早年更是得以战养战，如今中央不给钱，而广东陈济棠又是一毛不拔的主儿——没人给钱，又没法抢钱，这该怎么办呢？穷则思变，新桂系终究还是找到了办法。首先，削减常备军，除了张发奎新近离桂之外，广西目前计有廖磊第七军、李品仙第八军和夏威第十五军三支部队。李品仙是唐生智完蛋之后返桂的，天可怜见，穷得叮当响的广西连三个军都养不起，最后只好把第八军给裁了。如此一来，广西的常备军就只剩下了两个军，问题是，广西的军制还不是常规的三三制，而是一军辖两师、一师辖两旅的配置，靠这些常备军当然不足以自保，接下来新桂系还有后招。新桂系的这一后招堪称中国军制史上的创举，那就是民团制度。
民团这个概念并不新鲜，封建时代就常有大财主、大地主之类豢养这类武装，借以自固的，而在晚清，民团更是风光一时，曾国藩用以平定太平军的湘军，某种意义上说就脱胎于民团。但是，在曾国藩之前，民团大多是些小打小闹，只能欺负地痞流氓、小百姓的玩意儿，作战能力当然不能指望，而曾国藩的湘军，又不同于一般的民团，因为湘军是正规军，平日不事劳作，靠曾国藩去想办法筹饷——当年湘军曾有城破之时，洗劫三日的习惯，其实就是被逼的。新桂系需要的民团是来之能战的预备役性质的武装，那种松松垮垮的地主武装自然不堪大用，而湘军这样的变相正规军，新桂系又养不起，既要能战，又要省钱，看起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新桂系有何办法解决呢？
地主民团之所以不能战，主要原因就是散，说白了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而新桂系的民团要能战，就得解决组织纪律性问题。新桂系在民团各级都设有常备组织，有专人负责，级级把关，严格控制，当然，组织纪律性就不成为问题，有组织有纪律，当然是能战的基本保障。接下来，新桂系为了解决兵源问题，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强制广西所有适龄男性都必须参加民团。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么多民团怎么养？其实早在当年裁兵会议的时候，新桂系就提出过兵工的概念，这次只不过是将此发扬光大罢了，民团民团，先民后团，老百姓该从事的生产活动，团丁也不能拉下，甚至，民团还经常性组织团丁进行生产训练，组织进行集体劳动等，既然民团也是生产力，当然就能自给自足，无须专门发饷了。有了这些“闲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民团，新桂系当然就拥有足够的军事潜力以应付各种突发事件了。
自保问题在新桂系实施民团制度后得以解决，接下来的问题是民生。自打民国以来，广西迭遭战乱，旧桂系时期如此，新桂系时期亦如此，广西本来就穷，在经历连续不断的战火摧残后，老百姓当然就更是难以过活，整顿广西经济对于新桂系而言自然是治政中的头等大事。
广西是个农业省份，因此，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就是搞好农业，新桂系采取了别具一格的公积粮制度，由各村设立一个公共谷仓，每年由有余粮的农户累进摊派，征集入仓，其目的是消灭高利贷——这些公积粮可以平价借给贫农，归还时只需补上折耗即可。意思是这么个意思，确实贫农借高利贷是导致土地集中、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而且似乎有了公积粮，就可以极大程度抑制这个趋势。然而，新桂系所做的努力却在战备状态这一个大前提下被全盘否定，明摆着的，新桂系要随时应对突发事件，就必须保证充足的财源——税赋沉重，保证充足的兵源——民团制度虽然较之常备军制度有优势，但毕竟影响生产，有此二端，公积粮制度的优势基本上被全面抑制，土地兼并、贫富悬殊也并没有多大改善。
除了农业之外，新桂系还大力发展工矿业。除了常规的轻重工业之外，广西与众不同的就是采矿业，这也是广西的天然优势——有色金属矿采丰富。李宗仁鼓励并扶持民间矿业的发展，这就让广西的采矿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有句话叫“想致富，先造路”，采矿是为了买卖，但广西多山，交通不便，采了运不出去就等于白搭，因此，新桂系集中精力进行了大规模的公路修建，还为此设立了公路局，在短时间里修建了大量的公路，也算是造福于民的德政了。
除此之外，李宗仁还在教育、文化、人事等多方面进行了整顿，义务教育制使广西民众素质大幅提升，而李宗仁崇尚文人雅士也让文化业有所发展，而在人事方面，李宗仁大胆起用新人，改革用人唯亲的弊端，也确实多有裨益。在新桂系的努力下，广西局面气象一新，广西民众总算也跟李宗仁一样，踏实了。
闽变
反蒋抗日
自打九一八事变以来，虽然所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语调终不免成为空谈，但是国民党各派总算还知些廉耻，也知道继续闹下去难免被人看戏，于是原本三天一小闹、五天一大闹、隔三差五来次汇报演出的反蒋运动总算是日渐平息。然而，党争渐平，内战频仍，蒋介石在摆平了党内的诸多对手之后，又喊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将矛头对准了党外强敌——中共。蒋介石将剿共与抗日连在一起，当然是荒谬可笑的。但是，从当时蒋介石所处的立场而言，却也合情合理，日本是对手，中共何尝不是？蒋介石是政客，在政客眼里，对手无内外之分，只有强弱之别，显然，蒋介石认为，日本虽强不强，而中共虽弱不弱，在对政权的威胁性方面，土生土长、有主义、有理想、发展潜力深不见底的中共才是主要对手，而至于日本，疥癣之疾耳。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有政治远见的，因为最终夺取他蒋家天下的，并不是强势的日本，而恰是弱势的中共，然而，对于中国民众而言，中共与日本就是天差地别了。中国老百姓反正国内谁当政都是一样吃饭，甚至中共当政对于那些忙死忙活还一天混不上两饱的社会底层人民还是利好——要知道当时中共的法宝就是土地革命，打土豪分土地。然而，如果是日本统治呢？日本可没指望能在中国长久统治，抱着“过一天算一天，能捞多少是多少”的想法，能指望日本给中国的亡国奴们留条活路吗？所以，剿共先于抗日，对蒋介石是必然之选，但对于中国民众，那就是胡折腾了，而对于民国大大小小的地方派系来说，只要别惹到他们，爱咋咋的，但要惹到他们，情况就不同了。
蒋介石一意将重心放在国内，虽然主色调是剿共，但是跟老蒋斗争多年的地方派能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吗？这帮人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蒋介石说国难当头，党内团结，但谁真相信他能团结呢？自从孙中山去世以来，他团结过谁？他团结的人倒是不少，把兄义弟一大堆，但讽刺的是，凡是被蒋介石团结过的人，到最后都得不着好，最典型的就是汪精卫和李宗仁。所以，地方派们虽然不再动辄喊反蒋，但是，只要他们觉得蒋介石有任何异动，就会马上拿出抗日的招牌。反蒋和抗日当然是两码事，但是，在地方派看来，抗日如今就是蒋介石的罩门，一提抗日，实际就是念了蒋介石的紧箍咒，就算搞不定他，至少也能恶心他。于是，这段时间的民国，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反蒋少了，但抗日多了，而且只要听到谁喊抗日喊得声嘶力竭，这人就一准跟蒋介石要闹翻，比如闽变，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事件。
要谈闽变，自然是先谈陈铭枢。陈铭枢说实在的怪倒霉的，堂堂北伐名将、铁军主要将领，搞到现在是爹不亲娘不爱，快要混不下去了。铁军出品的将帅，说实在没一个混得好的：张发奎就不说了，跟错了人，上了汪精卫的贼船，结果一度流离失所，在中原大战后几乎把军队赔了个干净；而叶挺虽然没跟错人，但跟错了时机，当时中共是左倾横行，动不动就到大城市搞暴动，搞失败了还要被追究责任，叶挺就是因为在广东起义失败后受到李立三的指责，结果被迫流亡十年，直到抗战后才重新掌军；陈铭枢倒是没跟错时机，但可怜跟错了人。陈铭枢跟了蒋介石，而且是在武汉反蒋运动最热烈的时期，甚至还为此丢了武汉卫戍区司令的位子，但是，要说的话，这笔买卖明着亏，暗着赚，因为老蒋看在他力挺的份上，总会有所补报，最要紧的是，老蒋是赢家。但是，还是得说陈铭枢跟错了人，因为蒋介石是不会真正信任他这样的非嫡系的。
陈铭枢开始倒霉实际是在李济深被软禁之后，当然，他自己不会这么看，陈铭枢还觉得他的机会来了呢。陈铭枢确实也有些机会，老大走了，剩下的陈济棠资历、战功都不如他，似乎怎么排都是他占先，但是事情有那么简单吗？陈铭枢是李济深的部将，而陈济棠则跟胡汉民比较接近，在李济深被软禁而胡汉民还活跃的时候，老蒋该怎么对待二陈呢？看起来老蒋不偏不倚，让陈铭枢主政、陈济棠主军，各管各的，但是果真是不偏不倚吗？在乱世，主政和主军那就是天壤之别，而二陈之争最后分出高下，其实就差在这主政和主军上了。中原大战中，对付桂系，由于是邻居，两个人都得出力，谁也逃不掉，但是当蒋介石要粤系派军参与跟冯玉祥的作战之后，陈济棠主军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派谁不派谁是谁说了算？还不是陈济棠说了算？陈济棠不含糊，直接将陈铭枢的嫡系力量——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部队给派去参战，如此一来，广东的权力平衡就立刻被打乱，陈济棠立马占了上风。所以为什么在胡汉民被软禁之后，陈济棠能借势将陈铭枢逐走？乱世之中，到底还是军权好使啊。
陈铭枢被驱逐出粤，本以为老蒋看在他一贯拥护的份上，能好好待他，结果呢——不说也罢。老蒋光顾着耍手腕了，一开始为了麻痹陈济棠，对陈铭枢压根就不理不睬，陈铭枢也不过想把十九路军调回去而已。这也罢了，淞沪抗战的时候，十九路军是主力军，说实话，损失不少，那蒋介石看在人抗日有功，好歹看觑一二呢？蒋介石给出的答案是，将蒋光鼐和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调去福建剿共——让杂牌跟红军火并，这是老蒋的惯用手段，但是显然问题还没那么简单，李宗仁就看得很透彻，他的分析是“蒋先生把握济棠、铭枢之间的矛盾，故意将陈铭枢的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使其垂涎广东，互相火并，以达一石二鸟的目的”。蒋介石这点心思，连李宗仁这个局外人都看出来了，那陈铭枢和陈济棠这两个当事者能看不出来？陈铭枢看出来了，一怒之下，出国了事；而陈济棠倒是也看出来了，但他还是对十九路军不放心，为了保险起见，查封了其广州办事处，还停发了军饷——老蒋终究还是如愿了。这还没完，十九路军很快在剿共中吃了败仗，而蒋介石居然对此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如此这般，蒋光鼐和蔡廷锴自然是看出了点眉目，干脆停止剿共，跟红军谈和，并联络粤桂双方，成立三省国防委员会，提出了“抗日重于剿共”的方针。
十九路军以抗日成名，如今打出抗日的招牌，当然不能说是哗众取宠，但是，他们打出抗日的旗帜，其目的显然也是明摆着的。如果单说是抗日，那粤桂两省少不得还得应和两句，时不时念两句紧箍咒，总是没有坏处，更何况还能在媒体上博个彩头。但是，十九路军棋差一招，因为陈铭枢出洋归来后，在抗日的前面又加了两个字——反蒋，这两个字一加，立刻就变了味。虽说对于反对派来说，反蒋和抗日在这当口是一码事，但是这其中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大的区别，抗日是暗示，反蒋是明示，而暗示和明示之间隔着余地二字——谁会不给自己留余地呢？粤桂两派，虽说跟老蒋关系微妙，但是微妙归微妙，场面归场面，在日子还过得去的情况下，他们凭什么要自绝生路？陈济棠就是如此，原本他跟陈铭枢关系就坏，能帮忙喊两句抗日就不错了，说要反蒋，那就敬谢不敏了。陈济棠如今坐拥广东，号称南天王，又有胡汉民当门面，老蒋也默认他的半独立地位，这日子，要多舒服有多舒服，为什么他要反蒋？没道理嘛。而新桂系，他们倒是不满足现状，但问题是，如今新桂系要看粤系的脸色行事，他们要时刻维持两广同盟，如果粤系不动手，新桂系自然也没道理动手。
反蒋是反蒋，抗日是抗日，虽然对于反对派来讲，本质是一样的，但是，政治本来就极端微妙，更别提这二者之间是否有着留有余地的重要差别。陈铭枢想破罐破摔、破釜沉舟，但问题是，谁又愿意跟他来唱这出戏呢？
可笑的小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