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知本主义升华了任正非这个人的思想、做事的方式，使他在思想认知、见识和洞察力上，摆脱了我们所熟知的那种老板的原始性、朴素性、动物性的一面，而成为一位兼具感性、理性、建设性的新型企业家。这也是任正非身上最不可思议之处。我们知道，企业家（说老板更准确些，不是任何老板都可以称为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离不开资本的“原始积累”。同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思想、认知上的“原始积累”。这种思想的“原始积累”的过程比起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无人情味、野蛮性、无理性、残酷性等，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然而我们却很难见得到任正非在经营思想上的“原始积累”，好像他在创办华为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这种思想积累，这使得他在华为初创时期完全不是一副“打江山”的模样。这的确是很奇怪的，而且他在思想上“原始积累”的结果还 导向了知本主义！在我看来，他的知本主义好像是在华为刚创立时他就拥有了的“资产”，而不是像其他老板那样，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思想上的“原始积累”显得明显不够。
因此，虽然任正非有淳朴、不拘小节的一面，虽然华为初创之时的气氛像任何一家生机勃勃的初创企业一样，内部关系简单、粗线条，任正非还是很妥当地、一步一步地、自然地引导着华为不断变革，而不是任由早期典型的创业激情自由挥发至殆尽。在高喊“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口号的同时，任正非冷静地意识到公司干部的素质模型问题，提出办事处主任要由原来的公关型转换为策划型，并超前地提出转换为策划型之后还要转换为管理型，由此引发了华为著名的市场部干部向公司一手提交述职报告、一手提交辞职报告的“大辞职事件”；正当“大辞职事件”有可能被解读为“杯酒释兵权”的行为的时候，任正非又提出了要搞《华为基本法》；在《华为基本法》出台并很可能成为一个教条的时候，任正非又开始思考并提出了开发系统的IPD变革……可以说，任正非既让华为员工发挥了“原始、自发”的力量，又及时让这股力量不至于耗尽而产生“垂头丧气”的负面影响，反而升华为一种新的能量。这是知本主义的威力，因为知本主义总是敢于去认知、敢于去寻找合理性方向。
任正非的知本主义让华为摆脱了组织的“原始”状态。我敢说，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时候进入华为、不管到华为有多久，他都很难说在华为曾经有一段纯粹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激情是有的，但是在激情之中他也会感受到一种合情合理—因为始终有一股知性的力量让激情不断地升华、转化。这一点看似很简单，但是如果我们找一个极端的反面例子来看，就会体会到这有多么重要。这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传销。传销的成功靠的是什么？靠入会者的激情，靠不断复制同一个销售模式，然而正是这两个“成功”因素注定了它不会成功。它是多么的不“知本主义”、不“创新”啊！然而有多少中国企业没有这种“传销性”呢？从这个角度去看华为，真是要大喊“华为不兴，天理难容”。
有了知本主义，任正非在华为做事情的方式，便是认知和实践一体的方式，他完全明白他要做什么、怎样做、何时做。“你们一定要好好读我的文章，我在做某事的时候，早在一年前或半年前就埋下了伏笔。”而且他对华为这个企业组织的长期打造，使得这个组织也和他的认知—实践方式相吻合，他的所思所行便能够在这个企业平台上比较顺利地实施、执行。也就是说，任正非通过打造了一个“良性的小环境”，使得一切进展顺利，“没有遇上大的风险”。这是一种非常高超的均衡变革：企业家、组织平台、组织里的成员高度一致。而事关社会、经济体系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之所以进展缓慢、成效不高，是因为社会大环境千头万绪、千变万化，很难形成一个如此好的良性环境，而均衡变革也很难实现。
这是我们一再强调，企业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的原因。真正的企业家代表一种知识类型：认知—实践模式，或知本主义。这种模式的企业必然会更深层次地触碰到创新并较好地解决创新瓶颈。与此相反，“传销性”企业必然没有创新，不是别的原因，而是传销式最容不得知性、与知本主义最绝缘，它根本就不会去触碰创新。
可以预见，知本主义与创新的关系将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值得好好研究，值得写出一本厚厚的书。这是后话，就此搁下。
有一次，我在北京和华为的顾问吴春波教授闲聊，他给我看了任正非转发给他的短信：“企业永续发展的秘诀就在于创新和变化。然而，创新则意味着破坏，变革亦伴随着动荡。所以，如何把握创新与秩序的均衡，如何拿捏变革的节奏与分寸，恰恰是企业管理的真正难点。许多情形下，萧规曹随表现了企业核心基因的传承，而创新更多的是修补。变则通，说对了一半；另一半的可能是，变则溃、则死。在创新成为时髦的当今，我们还是要多一些对过度创新的警惕。”一位企业家的认知能达到如此高度，的确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哪怕我看到这段话时已经离开华为四年了，我还是感到，我在思想境界上的进步太慢了。同时这又强化了我在华为时产生的一个观点，即华为进步最快的人就是任正非。
短信中的这段话虽然表明的是任正非对“过度创新”的警惕，但也难掩他对创新本身的执著与迷恋。创新是任正非心中永远的情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把这种情结全都倾注于打造华为这个与别的中国企业似乎截然不同的企业组织。对我们这样的一般人来说，虽然我们也很仰慕创新、崇尚创造，但是在心理上我们总是以为创新离我们很远。然而，当我在离开华为多年后，仔细回想，发现华为并没有与创新绝缘，虽然我们一度也不能将华为和创新联系起来，但是任正非却从来没有这样想。我想起了任正非曾经写过的一篇题为《创新是华为发展的不竭动力》的文章。
2000年，低调的任正非为媒体亲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创新是华为发展的不竭动力》，发表在《科技日报》上。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切不可一目十行，必须认真体会，甚至低头沉思。因为在流行“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的犬儒心态的时代，它代表了一种真正的进取精神，一种具有生产性、建设性的心态。它也是任正非第一次正式向社会公开流露他的心声。
我在华为庸庸碌碌了很多年，一无所获，但我对创造性很钦慕。我个人在华为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华为期间始终保持了一份“创造心态”。虽然这纯属个人禀性所致，但不得不感谢华为这个环境，让我保持了这种心态。我估计看过任正非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表示佩服的更少，其影响绝对比不上后来的《华为的冬天》、《北国之春》和《我的父亲母亲》，但我正是从这篇文章中感受到我对他的佩服是由衷的，也感受到了他在认知上的高深。如果说《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让我折服于他的胸怀之宽广，这篇文章则让我体会到他的认知能力之深沉。
这篇文章清楚地告诉我们，其实创新离我们很近。不过，我真正低头沉思这一点还是在我离开华为后开始写作的时候，并不是在当时。在这篇文章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任正非正式表述的华为“压强原则”的逻辑：
“在华为创业初期，除了智慧、热情、干劲，我们几乎一无所有。从创建到现在，华为只做了一件事，专注于通信核心网络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始终不为其他机会所诱惑。敢于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把活下去的希望全部集中到一点上。华为从创业一开始就把它的使命锁定在通信核心网络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上。我们把代理销售取得的点滴利润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研究小型交换机上，利用‘压强原则’，形成局部的突破，逐渐取得技术的领先和利润空间的扩大。技术的领先带来了‘机会窗’利润，我们再将积累的利润又投入到升级换代产品的研究开发中，如此周而复始，不断地改进和创新。今天尽管华为的实力大大地增强了，但我们仍然坚持‘压强原则’，集中力量只投入核心网络的研发，从而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使华为一步一步前进，逐步积累到世界先进水平。”
如果说华为有什么伟大策略，我认为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压强原则”，它讲出了落后、弱小企业后来居上的艺术。
对华为的成功，社会上尽管赞叹、佩服的很多，但可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华为本身是一项创新，一次持续的创业。而很多人却总是从策略、谋略的角度分析华为，希望从华为身上找到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应该说，这种思维方式很常见，然而它基本上是一种“误读”，而且是没有建设性的误读。这种方式总是用已知的答案去套用新生事物，而不是从新生事物中得出新知。讲授经商之道的书如《胡雪岩》之类，讲政治和权力的如关于古代帝王将相的长篇累牍的电视剧，无不从这个角度来讲述中国人的能力和谋略，其结果是什么？就是从中得不出任何有建设性的新东西，获得不了认识、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知”。不得不说，在现代社会里，讲这些完全偏离了时代的潮流趋势和我们所处的环境，严重误导了观众、读者。
其实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灭亡已经证明这种钩心斗角的方式、不注重生产性和创新的文化，在现代理念和环境中毫无竞争力。如果说，华为的成功真的证明了什么，我认为，首先证明了中国人也是有创新能力的，而且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取得进步、才能具备世界级的竞争能力。对于这一点，任正非本人是非常清醒的。因此即使是他的策略，也不是谋略性的，而是创新性的。何以见得？我有两个证据：第一，任正非从来不讲“农村包围城市”，而这却是很多人解读华为必提的一个策略；第二，就是“压强原则”。如果换成那种传统的解读法，“压强原则”肯定会简化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或许任正非的“压强原则”也有点这个意思，但任正非绝不会这样去表述，因为一旦这样表述，其威力就会大打折扣。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说，任正非表达“压强原则”的逻辑让我印象深刻。这是他的知本主义的力量。
而谋略性地看待事物，总体上是一种“在思想上的懒惰”，与任正非的“在思想上艰苦奋斗”背道而驰。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组织的领导者，如果只是“言简意赅地”、“漂亮地”说出口号，哪怕事关“创新”、“团结”、“奋斗”等重要价值，如果不能提出一个完善的实践“逻辑”，那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很可能只是一种作秀，更可能是一种“在思想上的懒惰”。身为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见过的场景太多了。
必须承认，我在华为时，也不觉得华为有什么特别的创新，也常常觉得任正非说创新只不过是一般性地说说而已。事实上，在这方面，我错了。
我们想当然地以为，创新是那些西方响当当的著名企业才能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我们只有艳羡他们、哀叹自己的份儿。当然，我们中国人是很推崇创新的，但正因为太推崇，反而把创新看成是高得不得了的事—这种心态就像我们看圣人一样，只知道圣人很“高大全”、很神圣，却总不指望在身边看到—所以我们总以为创新是西方人的事，是西方企业善于并且有能力做的事，而中国企业只会抄袭、模仿、盗版，只能做位居价值链末流的“世界工厂”，甚至连这个“世界工厂”我们都觉得都有点名不副实，有点心虚。曾经，当我们看书得知以前英国、美国、日本叫做“世界工厂”的时候，感觉其中有一种称雄天下的意思，而今我们自己成了“世界工厂”，却发现这个词竟然带有点贬低、低级的含义，等同于做最苦最累的活，等同于没有创新、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附加值……
撇开对创新概念的模糊不清，一般来说，我们只会责怪、抱怨我们的企业创新不足。一般消费者如此，媒体也如此。尤其是媒体，总是急于去洗脱中国人没有创造力的“名声”，但舆论越说中国企业没有创新能力，市场就越没有耐性期待中国企业的“创新”，企业就越没有信心投资于“创新”。而当企业创新能力越来越弱，舆论也得到了“假想”成真的满足，只能进一步指责，或退而求其次、无厘头地说“山寨也是一种创新”。如此这般，结果使得中国人早早地失去了“创新”的心态，而且变得更加急功近利，不愿意持续地去创业。所幸有华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在创新方面的一线希望。
在创新的时候就破除了创新的神话
“创造美好事物的过程，常常是对已有事物的细微调整，或者是把已有概念用新方式组合起来。这种事情，恐怕不太好写研究论文吧。”写华为尤其是写任正非，特别需要抵制去炮制一篇看起来像学术研究之类的文章的诱惑。任正非好像就能抵挡住这类诱惑，因此他很少教条主义。
世界上最不需要教条主义，或者说一旦有了教条主义就会扼杀其自身生命力的，就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