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为何重拾华为文化？
到了一定时候，企业家和企业就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企业必须形成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而不仅仅依赖企业家个人的品行、德性和权威。这本身也是理想型企业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即企业家个人的理想必须升华到企业的制度建设中。或许应该说，理想型必须发展为制度型（从逻辑上说，理想型的下一个发展目标是制度型，不过目前我还无力去说这个制度型）。任正非通过《华为基本法》，部分地做到了一些，这也就是说，他个人创办华为的早期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华为基本法》的起草中显了像、定了影，不过还是黑白照片，不能算是彩色照片。
也可以说，《华为基本法》是任正非的理想型的一个结晶体。但也就仅此而已。
《华为基本法》开章明义地说：“华为的追求是在电子信息领域实现顾客的梦想，并依靠点点滴滴、锲而不舍的艰苦追求，使我们成为世界级领先企业。”世界级的目标一旦被挑明，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我褒义地取用这个词，盒子代表世界级），藏在里面的“世界级生产系统”、“世界级产品质量”、“世界级研发体系”、“世界级供应链”、“世界级营销方法”、“世界级财务体系”和“世界级治理机构”等纷纷找上门来，“驱迫”理想型企业家又必须重新出发：企业里所有的一切，包括以前做过的、没做过的，做好了的、没做好的，通通都要重新再来一遍，都要按世界级这个标尺来重新衡量、重定目标。该改弦易张的改弦易张，该脱胎换骨的脱胎换骨，该由表及里的由表及里，该推陈出新的推陈出新。《华为基本法》之后，任正非的精彩，才算真正开始。
当然我们是从逻辑上这样说的—实际上，对于任正非，重视管理和变革、重视流程和制度建设在《华为基本法》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把世界级作为目标也不是《华为基本法》颁布后才产生的想法，更不是在颁布后，就立即着手进行“大跃进”式的发展，非要“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在任正非那里，事情从来不是一劳永逸地、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而是像素描、像雕刻，一笔一笔地、一刀一刀地、反反复复地、螺旋上升般地行进着……
在我写完本书初稿，正不断润色、修改中时，赫然听说了华为的“奋斗者协议”：“我自愿申请加入公司的奋斗者，自愿放弃所有带薪年休假……”虽说这仍然是任正非一贯的风格，我们这些曾经的华为人不应太吃惊，然而我还是暂停了打字，把目光瞟向了窗外的蓝天。莫非这是老任在华为这个他的作品上又刻下的重重一刀？
“奋斗者文化”是我离开华为后，任正非提出的一个新名词。对此，我似乎似曾相识，又似乎有点陌生，我感觉陌生的成分还要大些。为何任正非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艰苦奋斗？在这之前，任正非不提文化很久了，而曾经华为文化是多么的响当当。1995年，华为市场部大辞职拉开了整个华为文化的高潮，随后是连续几年轰轰烈烈的“英雄系列”、《华为基本法》、IPD、研发的“工程商人”文化等—那时，这些在我们眼里都属于华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渐渐地，任正非一度主动“放弃”了华为文化，放弃了以企业文化为由展开相关的活动。他做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公司内部的人都已经习惯了没有“文化”的日子，再也不把华为文化顺口溜似的挂在嘴上，渐渐地我们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认可了不说华为文化。
现在任正非又“捡起”文化来，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捡起来，“自2008年5月31日~2009年4月，任正非分别在五大体系的奋斗者表彰大会上作了五次讲话”。这两三年内他连续在各种不同的场所重复地提“奋斗者文化”和艰苦奋斗，重复程度之高，已显得没新意了。而且，就我所接触了解到的，这个“奋斗者文化”与现在的华为人之间，再也没有当年我们与华为“英雄文化”之间那种生动活泼、性情自发、新境迭开的劲道，只有一种苦口婆心，只有一种分配关系，似乎这个文化搞来搞去就是为了实施新的股票、奖金和薪酬的发放方式。而为了分配的原因再提文化，在我听来，倒是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哎，仔细想来，现在华为重提的文化，已不是原来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文化，而是“奋斗者文化”，说白了就是“老板文化”，因为任正非是最大的奋斗者。是不是低调的任正非终于感到有点没人为自己说话的苦闷了呢？抑或是他终于意识到，只靠自己一个人自我批判、自己一个人在思想上艰苦奋斗，是远远不够的？
天空没有留下痕迹，而鸟儿已飞过。当我的目光重新回到电脑屏幕，额外的感慨已经平息。我们又不是没有碰到过任正非不断带给我们新震惊的情况。我们早已熟悉这种震惊。说不定，“奋斗者文化”不过是任正非另一次“打造”行为、另一次“打造平台”而已。要知道，哪怕经过了20多年的良好发展，华为还有谜一样的外人几乎无从知晓的东西，那就是华为的股权结构和接班人问题。不知道这个可能的打造是否会是任正非的最后一次“打造”。
华为没有优势，反而……
华为并没有成功的理所当然的“借口”或“理由”，它本不该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众多电信设备制造企业中脱颖而出：它没有发明交换机，没有发明光传输，没有发明移动通信和数据通信，也没有证据显示它在早期有政府投入、有很强的政府关系背景，或其他了不起的资本和资源，甚至也没有名气。华为不可能有名气，因为名气来自形象，而华为的形象和它的创始人一样，一直是模糊、不确定的，即使有形象也是平凡的、不起眼的。虽然现在知道、佩服华为的人多了，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至今还是默默的、无闻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和它真正地对话、沟通，没有人真的可以说很了解它、认识它，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它自己造成的。
似乎它自己也无意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形象—什么世界级企业、中国最好的高科技企业，什么最大的民营企业、利润最高的电子百强企业等，都是好事者为之，华为并无意借此大肆张扬。从商业上说，没有明确的形象，几乎是一个致命的缺陷，打开任何一本市场营销教科书，都会告诉你企业的定位如何重要，而华为就从没给自己这样一个明确的定位。说真的，还真没有听说有哪家企业不去拼命打响自己的名号、宣传自己的成就……一句话，那些我们以为在商界取得成功的理由，华为似乎都不具备并且至今仍然不怎么具备。更别说，当年它起步的时候，民营企业在政府官员的眼里和社会舆论中地位卑微、处境微妙尴尬，而它所进入的电信设备行业又是民营企业很少涉及的高科技行业，它所服务的客户则是带有天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性质的部门经济，而且竞争对手又那么强，几乎全是响当当的世界知名企业，市场所见之处几乎全是国外产品的天下。
说起来很奇怪，在我国电信服务领域权势型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电信设备市场很早就是一个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政府大力提倡引进外商、外资，当时的主导政策思想是‘以市场换技术’。这种思想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产业，电信设备行业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通信技术落后，北京、上海、广州等重要城市的通信仍靠人工电路，全国没有一台程控交换机。”
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年代，我国大量引进外国产品、设备，外国电信厂商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几乎所有的知名、半知名的电信企业都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当时中国电信市场所谓的“七国八制”①局面。不少专家认为，长期的“以市场换技术”丢失了“市场”，却没有换回“技术”。好在在这段时间，国内厂家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电话交换设备领域，坚守着中国设备的“阵地”。其中有名的是巨龙、中兴、华为等，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演变为“巨大金中华”几个比较大、比较知名的企业。不过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挺顺嘴的词已然成为历史。进入21世纪后，国产通信设备变成了深圳的华为和中兴的同城竞赛。这一两年，华为更显飞跃之势，独享中国最好的高科技企业之名。不管怎样，在电信行业，由于上述国内企业的努力，抵消了“以市场换技术”中丢失“市场”的效应，逐渐建立了中国在电信领域的自主技术体系。相比汽车等行业，电信行业的成绩是很令人瞩目的。
华为是在1988年成立的。头几年，在国内同行中，它的优势也不是很明显。它不是第一个推出国产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的，不是第一个推出国产移动设备的，也不是国内第一个上市的通信企业，事实上它一直以不上市闻名并引起猜测。如果“第一”、“首个”代表着一种优势，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华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具备什么优势。任正非很显然并不惧怕没有这种优势，反而对中国的“首个”、“第一”充满了恭维似的敬意：“（巨龙的）04机作为国家民族工业率先突破了技术前沿、破除迷信，确确实实在这个领域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新的技术，因而获得了成功。”每次当市场推广人员或广告策划人员要用“中国最好的”、“第一”、“首个”等词汇时，他都会很严厉地批评，并说，只有强者才不怕承认自己落后。
除了通信行业，当时在其他领域的许多科技企业也具有比华为大得多的优势，如四通、联想、方正、长虹、巨人等。它们成名早，名声又大，也有优秀的带头人和很多经典故事。
然而到了2010年，“美国 《财富》杂志最新发布2010年全球五百强企业，华为首次入选，以年营业收入218亿美元排名第397位，在所有入选的全球IT企业中排名第29位。2010年《财富》全球五百强共有54家中国企业（含港澳台企业）入选，华为是中国内地唯一入选的民营IT企业”。
华为的成绩，让我们不得不对竞争优势加以更实质的触摸。确实，华为对企业界价值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总是能通过它所做的，带来对已有事物的重新思考。比如你本来在脑海里已经有了企业的一般概念，你自己也在一家企业里工作，接触华为会让你觉得：“哦！企业原来应该这样！好像也没什么，华为有内部刊物，我们也有，华为有人力资源部，我们也有，我们也搞新年联欢，我们也制定了企业宪章，我们也重视研发，我们也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说起来，任正非强调的我们老板也一再强调……然而，它和我们好像的确有点不同。哦，企业原来可以像华为这样办！”企业与企业的质感差异，非得去触摸才能体察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