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已经混杂了很多矿物质和化学成分的理想主义。当然，仍然是理想主义，是一种百炼成钢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我们是知道的，那是一种多么脆弱的东西啊，动不动就会生锈，渐渐地就会失去光芒，最终被它的主人遗弃。别人在垃圾场看见它，会感慨地说：“瞧，那就是理想主义！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然而任正非的理想主义和我们所知的有点不同，它是百炼成钢的，说不定还加入了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化学元素和新型材料分子、比钢还强上百倍千倍万倍的理想主义。这种变了形的理想主义由于具有现实可行性，是一种和一般现实中的常态做法有很大差异的行为模式，因此我将其称为理想型。这样称呼，也是为了防止它和那种传统的理想主义混淆。这是任正非的独门秘技。任正非并没有将它拿出来给他的同事们炫耀过，而当他挥舞它的时候总是太快、太无形，眼拙的人看不见。同事们的委屈是必然的。不过，正是这种委屈，让他们时时提心吊胆，因此官僚主义才没有明显地在华为出现，爆发更是不可能。有任正非在，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就不得不遁于无形。
“竞争只能在全新的市场中展开, 因为在那里还没有谁建立起了防御工事。”任正非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他避开了权势型和历史沿袭型。这一点的关键性，是越思考越清晰的。理想型正是因为不会被看做是一种“优势”，被大多数人从主观上就排除了。
从任正非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他的理想型，我得到一个启发：莫非在当今商界，对于那些解决了基本生存的企业，理想是使其成为卓越企业、伟大企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这个念头随着苹果、谷歌等公司的越来越受欢迎而不断得到强化。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内同行拥有差不多的员工、差不多的发展环境和机遇、差不多的世界级竞争对手、差不多的网络与通信革命浪潮……最后竟然是华为这家最没有政府背景、媒体关系最不好的企业脱颖而出。就是因为任正非这个企业家是理想型的—理想型是那么自然地内在于任正非身上，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晓自己是理想型的企业家。
正如欣赏绘画真正要看的不是画得像不像，而是看其中有没有一股气韵生动。有了理想型，我们认识任正非就可以感受到一种气韵生动。如果不知晓这种理想型，我们就无法真正地去理解任正非。而任正非如果没有了这种理想型，就根本无法引起别人包括华为人去认识他、跟随他的兴趣。
我们很多人来华为之前都没怎么听说过华为，只是到了深圳找工作时才偶然听说，进入公司后，马上就喜欢上了这家名字念起来有点怪的公司。我们并不是先入为主地说华为好，而是因为它真的好。至今，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还老听我讲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华为是怎么处理的，他非常感慨，说：“判断一家公司是否真的好，要看离开它的员工是否还说它好。”早期的华为，任正非的理想型对人是很有感染力的。这使得任正非这个企业家坐标不是冷冰冰地、生硬地对华为人发生作用，而是润物细无声般地渗透到全公司，加之公司又小，因此特别有凝聚力。
有一次，我亲身感受到，理想型的确有一种非对称性的力量。一位同事辞职后，有次我们几个人相约吃饭，谈笑间说到任正非有次开会说过员工不要有主人翁心态的事，谁知那位前同事马上就反应很强烈：“那次真叫我伤心，你们别笑，在那之前，华为真是我理想、梦想中的公司，觉得一毕业就来到这样的公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的事，我真的对它十分欣赏、投入。没想到任总会那样说，当时我感到十分失落。你们知道吗？我很久才完全从这个阴影走出来，还是在去了办事处以后，才走出阴影的。说起来，市场也真是锻炼人！”
我本来没怎么注意到任正非的那次讲话，对那句话更是没有放在心上。吃饭时对前同事提起，我也只不过是为了求证一下，因为在公司的时候我已经听几个人讲过这句话让他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本不信，现在，我信了。任正非的理想型的确具有很大的威力和影响力。
长波理想与短波理想
任正非的理想型有一种罕见的混合性，即把大道理与小道理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让你觉得他讲的大道理一点儿也不空洞无物，小道理一点儿也不鸡毛蒜皮、小题大做。
“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任正非总是能赋予理想主义实际的、可接触的、可亲近的内涵，而不是高高在上或纯粹形式主义。在华为，他的理想主义是十分自然的，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他说生存艰难和问题与他说理想没有什么区别，“华为存在的问题不知要多少日日夜夜才数得清楚……但只要我们不断地发现问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自我批判、不断地建设与改进，总会有出路的”。
理想和现实，在华为的确是没有什么区别。因为理想是要变为现实的理想，现实是要改进得更好的现实。华为人对于任正非的理想主义非常习以为常，以至于耳濡目染，以至于外人总是会说，“你们这些人，一看就是华为人，总有点儿地方不对劲”。这个不对劲表现在，我们对现实并不是完全按其本来面目接受的，而是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去看它，认为它应该可以变得更好，我们也不嘲笑理想和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事情。在华为，我们真正明白了“Just do it”和“Impossible is nothing”的含义。
我说过，遭遇华为、遭遇任正非，不可能不激发出新的认识，不可能不去琢磨、掂量新的企业方式。而随着写作的进展，我对此的体会更加深化细致了。写着写着，我就会联想到社会、现实、个人在现实中的发展等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事情。比如现在谈起的“理想”，越写越让我浮想联翩，不能自已。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这样写太打岔，脱离了主题，应该收敛一下。但是被激发出的灵感和思想，难道其本身不就是对评论对象最好的评论吗？
现在回想在华为的十几年，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家能激发人的潜能的公司。或许这样的感觉与我本人的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有关。
身为一位企业家，还是要有点务虚能力的。在这一点上，任正非是把好手。他很喜欢旁征博引、评点历史。“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虽然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不灭的影响，但大多没有达到变革者的理想。我认为，面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他们的变革太激进、太僵化，冲破阻力的方法太苛刻。如果他们用较长时间来实践，而不是太急迫、太全面，收效也许会更好一些。其实就是缺少灰度。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也许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来说，还会画一个圈，但是我们离得远一些或粗一些来看，它的方向仍是紧紧地指着前方。”
在我们中国，现实和理想的关系是很明确的，似乎早已约定俗成了：现实是残酷的，理想主义是脆弱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总是要摔跟头的，一个人不能太理想主义。这几乎成了每一个人都具备的常识。大量理想主义者失败的教训也不绝于耳。以至于商业的现实环境之差—极端点说—到了只有奸商、只有贿赂、只有不正当经营、只有暗箱操作、只有消费者权益被忽视才能成功的地步，而这种成功甚至成为社会默认、羡慕的成功，“只要不顶风作案就好，抓住、逮住了是你的倒霉”。在现实中，似乎成功的总不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失败的。
尽管如此，有理想的人和事，在中国并不罕见。历史上，理想主义的巨大力量和魔力，我们也是体验过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理想主义就一定没有市场，一定会失败。我们要对理想的情况进行一定的厘清。
要全面认识理想主义，我们就要区分长波理想和短波理想。有一种理想主义具有长波效应，即在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理想，之后的几十年这个理想会成为影响社会的主导力量，由此改变中国的面貌。这种情况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发生了好几次，戊戌变法、中华民国诞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可以说都是这些长波理想的起点。应该说，长波理想还是颇有成绩的，我认为，是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模式。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的变迁主要依靠朝代的更替，而近现代史以来，社会变迁主要由这种理想主义驱动。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大、最长的长波理想便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这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全跨度的长波理想。这个理想的渗透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100多年来，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寻求救国、兴国之路。尽管在这个长波理想的过程中，我们历经各种磨难，有时甚至难免会将其夸大，但它仍然不失为中国的核心动力，被各个时期的中国人所接受并实践。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理想的人是空有理想，“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其实不是书没用，而是理想没用—但是没用的理想一般指的是短期的理想，即短波理想。这种短波理想往往以为，做了某件事、解决了某个问题，便从此天下大吉，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曾经以为有了北洋水师，就可以一举成为世界强国；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可以解决共和与独裁的问题；有了北伐战争，就可以一举打破国家的割据局面；有了“大跃进”，就可以马上超英赶美……而事实上这些都是短波理想失败的经典例子。当然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在此我只想说明一点：越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就越容易导致期望落空。近现代史的100多年，短波理想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中国仍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和进步。应该说，这是长波理想的胜利。我们说理想与现实对立而且经常处于下风，却往往只是看到了短波理想的急功近利所造成的不好后果，却不知，如今的现实往往是受到长波理想的影响所致。
现在的中国，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长波理想的生成。自20世纪末以来，我们就习惯说或愿意听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应该说，这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或“振兴中华”这一长波理想之后的下一个长波理想（我个人认为，世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2008年，可以说是近现代史理想告一段落的标志。上一个长波理想以达到了中国与世界互相平视为终点）。现在，中国处于中国世纪这一长波理想波形的萌芽期，应该说这个理想还没有成为一个客观事实，也不一定是一个必然的发展结果，不过是中国人的集体梦想或寄托。的确，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一相情愿、一个美妙的白日梦呢？还没有人知道。如果未来证明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幻想而成为一个基本事实，那一定是因为中国产生了大批的杰出者、卓越者。
这些人的表现将决定21世纪能否发展成为中国世纪，并规定着中国世纪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层面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实质内容。中国世纪要实现，必须要由这些人开启经济、文化、政治的新思路。只有在这三个主要社会领域里有卓越贡献的人，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世纪的缔造者。这样的想法，是一种主观努力，还是一种痴人说梦，或顶多只能称之为中国的可能性？其实没有人知道。而能否实现，只能看结果。在这一结果最终实现之前，我们仍然要一边产生理想，一边生怕理想落入空谈。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于强国富民，中国人的探索已进行了很久，取得了相当不容易的进展，却发现社会的改变仍然有一种宿命性，仍然未达到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高度、深度和广度。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缺陷“阻碍”着中国世纪的到来，还有许多事情等着人们去启动、去完成、去创造、去挑战。
不管关于中国世纪的想法是否虚幻，能够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政治领域有卓越贡献的人，必定是十分擅长驾驭短波理想，并能使之和长波理想良好吻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