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
“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这两句话，很可能是《华为基本法》全部条文中最有名的、最有说头、最无雷同和抄袭可能的话。这样的话绝不是专家、学者、职业经理人、策略大师能够说出的，也不可能是政府机构和国有大企业集团负责人会说的。这样的话只能来自任正非。
没有这两句话，现在暴得大名的《华为基本法》作为外界学习、模仿的对象，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像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而它的出台过程则会异化为慢慢没人愿意回忆的漂亮的作秀。
假如有企业家很佩服华为，有样学样地搞一个类似的公司“基本法”、“宪章”什么的，却觉得这两句话很碍眼、很没必要、没水平，就删掉它，而别的依葫芦画瓢，那么—当然不能说他被任正非忽悠了，顶多是他自己忽悠了自己—他很可能会走上企业文化歧途。我说过任正非赢得了“企业文化”的竞争，其中有一条就是他超越了“企业文化”，而不是为“企业文化”而搞“企业文化”。《华为基本法》，既是对早期华为文化的一个总结，更是对华为文化的扬弃。更神奇的是，它根本没有实施过，因为《华为基本法》无法实施。而且，自它正式颁布的那一天起，任正非就在精神上、气质上超越了它。任正非从来不喜欢教条主义，更不会自己制造教条以限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然而，“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是不能删掉的，是不能超越的，是不能忘记的—不论是对华为，还是对那些以华为为学习对象的企业。
“有远见的人没有勇气，有勇气的没有远见，只有他打破了这一片沉寂。”在中国企业界，任正非是特立独行的一个，他单枪匹马地重新“定义”着企业家的新内涵。“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正是企业家新内涵中有关勇气的一面。
市场，有人靠它混饭吃，能混一口是一口，能多混一口就多一口。而任正非却是以市场为自己的终极评判器。“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不仅仅是一种勇气，而且经他捣鼓，成了一种经营哲学—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将顺藤摸瓜地去挖掘任正非全部竞争智慧的运作机制。
我依稀记得在讨论《华为基本法》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有位重要的研发副总裁提出了异议，说不应该写得这样绝对。他说这样绝对地要求自己很容易捆住自己的手脚。很多人也同样这样认为。虽然会上发言的人不多，但大部分人的神情分明表示出不解老板为何要说得这么极端，担心会影响华为今后去抓发展的机会点。任正非听完后—应该是还没等副总裁说完话—当时就挽了挽袖子，身子板坐直，胳膊肘抵着桌子，坚定地说—我已记不得原话，但那说话的语气和样子还保留在我的脑海中—华为就是要抛弃任何幻想、退路，明白告诉运营商，我们永远是为他们服务的，我们不会跟他们争发展机会，我们不能心存侥幸，必须让每一个华为人直接承受市场的压力，明白如果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不能帮助客户成功，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在华为，任正非建立了一个让他有充分的用武之地和绝对权威的组织—尽管我个人认为，正是《华为基本法》的颁布才使这两个任务真正完成。对于任正非来说，华为不仅仅是他创立的、由他当老板的一家公司而已，也是他能够发挥自己雄才大略的舞台，以及他行使自己权威的“一亩三分地”。此前，我们虽然知道他平易近人、正派大气、历经磨难而不屈、身怀科技救国的抱负等，但并不很清楚他在“理论上”、系统性思维上有什么才能，他展现出的不过是正史里经常记载的传统能人志士、成大事者的形象。然而《华为基本法》的出台，展现出了他的客观性智慧、经营哲学、商业人格、长治久安的大志等。从此之后，华为这个他自己创建的企业，简直就成了他的客观性智慧专场表演的舞台。他精彩的表现，让华为人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心悦诚服。从没见过这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人，说起话来、发起脾气来总是那么坦然，好像从来都是发自肺腑似的。任正非在华为这个舞台的表现对华为人的吸引力，很可能只有那些亲临过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在产品发布会上宣讲的人，才能体会出其中的精彩。任正非总是能顺畅地将自己的客观性智慧渗透进华为这个组织。然而这还需要勇气！而他偏偏就有这个勇气。
2006年，华为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员工自杀、死亡事件……一时间谁都不适应这样的状况，料不到华为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一时间，华为成了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公司；一时间，华为甚至在我们这些曾经的老华为人眼里都变得面目全非了。估计一时之间，连任正非自己也会觉得蹊跷。
说华为陷入了公关危机和社会信誉危机，一点儿都不为过。我们都不知道华为将怎样收场。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写了一封题为《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的公开信。说实话，这封信虽然写得语重心长，但多少让人觉得任正非有点苍老，因为他对着华为的年轻人讲什么“要引导员工理解、欣赏和接受习惯高雅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活动，使他们从身心上自己解放自己……员工不能成为守财奴，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丰厚的薪酬是为了通过优裕、高雅的生活，激发人们更加努力、有效工作的……有些人表现得奢侈、张狂，在小区及社会上咄咄逼人，不仅自己，连自己的家人也趾高气扬”。他还鼓励华为人“有机会去北京，可以去景山公园看看，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闹得像海啸一样奔放。那些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都在放声歌唱，多么的乐观，多么的豁达。看看他们的‘夕阳红’，你为什么不等到那一天？快乐的人生，无论处境多么困难，只要你想快乐一定会快乐。”诸如此类，这完全是一副上了年纪、不愁吃不愁穿、要啥有啥、想干啥就干啥的成功老年人士的嘴脸。
当我们正觉得任正非老了的时候，他老人家精神一振，那种叫人熟悉的声调和顽强再次响起。很快，任正非组织公司写了一篇《天道酬勤》：“华为走到今天，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很大了、很成功了。有人认为创业时期形成的‘垫子文化’、奋斗文化已经不合适了，可以放松一些，可以按部就班。这是危险的。繁荣的背后都充满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繁荣本身必然的特性，而是处在繁荣包围中的人的意识。艰苦奋斗必然带来繁荣，繁荣后如果不再艰苦奋斗，则必然丢失繁荣……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否则就会走向消亡。当然，奋斗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要时刻保持危机感，面对成绩保持清醒头脑，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是华为文化的魂，是华为文化的主旋律，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外界的误解或质疑动摇我们的奋斗文化，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华为的发展壮大而丢掉了我们的根本—艰苦奋斗。”
任正非不愧是任正非。他不会因为任何情况而减少对艰苦奋斗的迫切需要。“两军相遇勇者胜”，每一次危机、考验、挑战来临，不管是来自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甚至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任正非都不会惧怕，而是会勇敢地去迎接、正面地去面对。因此那么多年发展下来，华为并没有过多的隐情和很严重的恶疾，任正非以他的勇气、智慧和自我批判精神将问题一一及时化解了。
作为坐标的企业家如果没有勇气，会让一切决议打折。如果仅有客观性智慧而没有勇气，智慧会退化为空想。如果自我批判没有勇气，也将很快成为口头禅，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低调的任正非，其内自有一股大无畏—不怕自己没形象，不怕别人议论、非议，不怕没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名头，不怕能干的骨干出走创业，不怕客户暂时不理解甚至误解，不怕自己不当董事长，不怕自己在公司的股份只有1%，不怕面对面坐着对话的是鼎鼎大名的业界巨头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任正非比别人更善于运用自我批判并从中受益的原因。
在人人都在寻租、寻求更大安全性、回报可能性和利润最大化的时候，为何任正非反而具有大无畏的精神？那是因为任正非早已独自毅然决然地将市场作为自己的最终战场，作为检验自己工作效果的唯一标准。
越是有创造力的人，越是相信市场是检验自己工作的最后天平。梵高即是如此，虽然他死于成名之前，虽然他的伟大作品是在他死后才震惊世界的……但他还是相信市场的最后判断。他没有去迎合当时市场所偏爱、追逐的画风，也没有去挤入、追随当时风起云涌的各种绘画流派，他相信冥冥之中自有自己艺术的同道与欣赏者。
这需要勇气。不是一般的勇气，很可能是毁掉自己的勇气。
市场！市场！市场！
任正非，可能还包括他那一代下海经商、办企业的很多人，一定有过这样的思考：为什么不把市场作为自己的领地！它很可能是最客观评价自己的东西！不是上级领导，不是同事，不是同行，也不是员工，不是家人和亲朋好友……市场有一种客观性，以市场为检验的企业行为，也需要一种客观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和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在20世界90年代前期，任正非一度在讲话中打过“民族牌”。我加入华为的时候，公司当时的口号是：“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中国要自强，唯有靠自己。”
“外国企业到中国是赚钱来的，他们不肯把关键技术交给中国人……他们转让技术的手段，都是希望过几年你还要再引进，然后引进引进再引进，最终不能自立。以市场换技术，市场丢光了，哪一样技术真正掌握了？”这是1995年12月26日任正非在华为市场部整训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中说的。现在他应该不会这样说了，否则，华为进入海外那么多的市场是不是也都要交出技术呢？其实，这句话对企业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哪家企业不是为了赚钱？哪家企业会随便出让自己的技术？卖给你产品非得要告诉你产品是怎么制造的吗？没有这个道理。任正非对此恐怕心知肚明。我觉得任正非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对政策制定部门的一个“申诉”或“呼吁”—当然真正的申诉是不可能的—呼吁让市场去选择而不是让“政策”去规定。
那时的华为还很小，知名度还谈不上，而且是民营企业，政策的光芒自然照不到它的身上，无背景的任正非寻求的显然是一种“客观的东西”。想来他本人也不相信非客观的东西，果然，话音未落他的眼光就转向了海外。正是从1996年起，华为开始了与海外联系。最早是和一些东欧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外交部官员建立联系，邀请他们访问华为，再请他们与其国内的电信部门取得联系。我在那个时候曾为很多来公司访问的外国元首、总理、部长们拍过很多照片，每次拍完都要做一本照相簿送给他们，以至于很多同事都以为我是搞摄影的。而那一年秋季，华为参加世界电信展的口号就变成了“与世界同步，与潮流同步”。在我的记忆里，从此以后华为就没有打过“民族牌”。市场，唯有市场，才是最终的检验。任正非对此深信不疑。
“狭路相逢勇者胜”，任正非通过“窄化”华为的生存空间—“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而使自己处于无保护性的市场环境之中，反而让他获得了极大的生存勇气。市场！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市场！这是身为企业家的终极命运之地。
尽管市场是最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的行为的场地，但敢于把“市场”作为自己的“领地”，需要气魄和胆识。对于华为来说，“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这一思想引发了华为最核心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满足客户需求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这个表述在《华为基本法》颁布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然而这种表述就是“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的逻辑同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