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个北京，北京有个北影厂，北影厂有个凌风子!
凌风子就是凌子风。见过他一面的人，绝不会忘记他，更不会把他与另外的人混淆。
凌子风的爱称是“风子”。大概因为他生性开朗、豁达，常以烂漫的童心，表现出如孩子般稚拙可爱的行为，加之他对电影艺术雄心勃勃、孜孜以求到了如痴如狂的境地，于是，爱称的爱称，就由“风子”演进到“疯子”了……
“疯子”以《中华儿女》作为自己的开卷之作，接连拍摄了《母亲》《陕北牧歌》《红旗谱》《骆驼祥子》《边城》《春桃》。如今，正壮怀激烈，全身心投入根据李劼人小说《死水微澜》改编的电影《狂》的拍摄。这是否将是风子老头的压卷巨著呢？现在我不妄加武断，等电影公演之后，定然自有公论。但是，置身《狂》刷组，我亲眼目睹了誉称“疯子”的凌导为《狂》而怎么狂的了，那是怎样的狂法呀！……
那晚，天特别冷，我突然接到凌导让我立刻进组的通知。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匆匆赶到宾馆，急切推开凌导的房门，一股暖烘烘的气息扑面而来，哟，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客厅里，坐着满满一屋人!恐怕连春节的鸡鸭都还没有吃完，这位《狂》剧的指挥员就带着所有主创人员，齐刷刷奔赴拍摄现场了，用兵真神速啊!
我坐下来，注意到桌上堆满的服装设计图，凌夫人(本剧的编剧)兰芳递给我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悄悄说：“正讨论刘三金的服装。”
讨论十分热烈，气氛十分自由。发言的、插话的、赞成的、反对的，众人七嘴八舌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意见。之后，凌导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刘三金是石桥小镇上的妓女，四川自古自成一统，十分封闭，小城小镇的闭塞更不言而喻了。像刘三金这样的妓女，不说同北京上海的妓女相比，就是同成都、重庆的妓女相比，她的打扮也会显得更土气更鄙俗。她可能比一般妇女穿得好些，但必须区别于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她赚这种钱不容易，也不肯乱花，出于职业的需要，是会有两套较好的衣服接客时穿。……刘三金到天回镇，是抱着从良的一线希望的。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她的衣着质地不一定很好——表明她会勤俭持家呀；但颜色与式样应该比较讲究——性感妖艳些，讨罗德生喜欢呀……”
接着，他强调了服装颜色应与规定情景中的环境气氛相协调、相吻合，不仅与其他人物的服装颜色有差别又协调，还要与人物自身的身份、气质、性格相符合……大家对照色板，挑选颜色，对刘三金每场戏的服装，连鞋袜、围腰乃至头饰都一一研究，作了规定……不知不觉间，深夜十一点过了，考虑到第二天一早要去复查外景，这才暂时收摊。
刚进组三个多小时，便投入到一种严格的艺术创作氛围中，我选定这个组深入生活，肯定会有收获的。
最初，我也曾纳闷：以凌子风这样对艺术创作严格得近乎苛求的人，怎么会接受我这样一个影视圈外，从未作过场记工作的人做他的场记？
早在一年前，他就跟兰芳一起到四川深入生活。他认为要改编好《死水微澜》，必须熟悉四川人，了解四川人，懂得四川的风土民情。这次入川，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陪演员们去深入生活。记得三月的一个下午，凌导把他们召集在小会议室里。窗外，春日融融，泡桐树绽开朵朵紫花，一簇簇淡淡的紫，随风轻拂；刚吐出点点新绿的香樟正对着凌导。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树上的新芽，对坐在身边的青年演员们说：“当然可以用现代的眼光去看历史，但表现出来必须是历史的；同时，我还要求这个戏是地方的，把天回镇挪到尧坝来拍，就是为了更好表现地方的。越有地方性，才越具世界性。”接着，他以大朋友的口吻，推心置腹地说：“我们要掌握四川人的特点，要习惯四川人的生活，我们不要演戏，我们要很生活地表现当时的生活!要想拍得很生活，我们大家都要下苦功夫哪。”这时，我感到他既是一位脚踏实地臻于成熟的艺术前辈，又是一个跟这些二十多岁的演员同样年轻的、跃跃欲试的腾飞者，他正展开同样矫健的翅膀，振羽待飞。
虽说演员们已遵照凌导的要求去劼人故居，对李老的生活及创作进行了解；去天回镇寻觅当年兴顺号的踪影，在想象中领略过当年罗歪嘴、蔡大嫂、顾天成、刘三金等人的种种风情；去花会、灯会感受过当年灯会、庙会的拥挤与喧嚣，体验了罗德生、蔡大嫂们的喜怒与情怀；拜访了成都早年的袍哥大爷，结识了当家三排，管事五排。演罗德生的尤勇紧随袍哥们，学他们的礼仪，学他们的言语、赌博，观察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生活习惯……但是，凌导还嫌不够，他要求我再陪演员们到合江县的尧坝镇，到拍摄实地去体验生活。他说：“现在，好些人对深入生活毫无兴趣，甚至嗤之以鼻不屑一谈了，我依然要坚持这个!经验告诉我，艺术创作离开了生活，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终于，我明白了他何以接受我做他的场记了!他虽然不了解我的志向与能力，但作为一个文艺界的前辈，他毫不犹豫地支持我这种兢兢业业的努力……
我珍惜这种支持!犹如一个青年演员说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凌导说过的那句话：‘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到生活中去充实自己!’”
在与凌导共事的这些日子里，我脑子里经常冒出“年轻还是老，这是一个问题”。有的人年纪不大，却暮气沉沉；凌导年事虽高，却朝气蓬勃。“年轻还是老，这是一个问题”。它在于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精神。
兰芳改编的文学剧本早在去年就出来了。紧接着，凌导的分镜头剧本也送审了。这位风子老头却硬是不甘此稿，冒着严寒，修改出分镜头本的第二稿，才带着主创班子入川的。入川后，趁开机前的筹备时间，他又着手分镜头本的第三稿!那些天他足不出户，夜以继日……看到他与兰芳关在宾馆的斗室里，啃干锅魁，喝白开水，真是又钦佩又心疼……那天，我刚进他们房间，兰芳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说：“风子吓死我了!”
我困惑地问：“发生什么事了？”
兰芳哭笑不得地说：“他说他想自杀……”
当时，凌导正在修改东大街灯会的那场戏。灯火辉煌、喧嚣拥挤、欢乐热闹的东大街上，顾天成为报复罗歪嘴，把招招丢失了，这中间怎么衔接？方案一个又一个，个个都不能让他满意。他冥思苦想，直到凌晨四点!痛苦得在床上翻腾，唉声叹气，把兰芳叫醒，兰芳哄他说：“才十二点，赶快睡，明天再想吧!”他眼睁睁瞪着天花板喊道：“搞艺术太痛苦了!我懂得杰克伦敦、海明威、马雅可夫斯基为什么活不下去了!”
凌导苦笑着沮丧地告诉我：“想来想去，尽是平庸的转换，真不如死了的好!”这话发自肺腑，令我震撼……但他当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是乐天派中最自信的乐观者。有时，为了一场满意的戏，一个满意的镜头，他会快乐得手舞足蹈，比如说把《死水微澜》改成《狂》，这是他认为“改编即是，原著加我”的得意之笔，若有人提出异议，他才不会假装谦虚哩!他会让兰芳不厌其烦地向人解释：“李劼人以庚子年义和团兴起到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席卷四川这段历史为背景，写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分别表现了从分化、动荡到扬起轩然大波的那段历史进程，作为史诗性巨著，三部书名恰到好处。而改编成电影，《死水微澜》就完全独立成章。从辛亥革命往回看，那时的川西坝可算死水微澜，但站到那个具体的年代中去，看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看腐朽的清政府为自保其身，一会儿利用义和团打洋人，一会儿又投靠洋人用洋枪洋炮灭杀义和团，闹得天下人心惶惶，鸡争狗斗，就不是微澜而是十足的疯狂了。因为这狂乱时代，才有了像罗德生这一流反洋人不知洋人罪出何由的盲目排外的哥老会狂弟狂兄；才有了像顾天成那一类为报个人私仇，奉洋教借刀杀人的凡夫狂种；也才有了如邓幺姑、刘三金这样不守本分的狂姑狂妇。狂乱时代下的狂夫、狂妇，构成了改编《死水微澜》的电影片名——《狂》。”
这番解释，自有他的道理。
当青羊宫张贴“因故闭宫三天”的告示时，风子的《狂》就不再在十六开的稿纸上了!那平面的呆板的方块字，变成了成千个活蹦乱跳的人。在这个阔大的空间，凌子风俨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威风凛凛的三军统帅，同时又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一个严厉苛刻的教师，同时又是善良亲切的朋友；一个由深心为《狂》而狂，进而外化的为《狂》而狂的艺术家!
4月18日的那天，太阳早早升起，阳光格外灿烂，青羊宫一夜间骤然改变了容颜，春和日丽中，成千梳着牡丹发髻、拖着长辫子的男女老幼，漫步徜徉在平和热闹的庙会中……
凌导高声宣布：“预备!全体动起来!实拍──开机!”
听着摄影机“嗒嗒嗒”响起来的那一瞬间，我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惆怅……面对一百年前的青羊宫，看着这些活生生的曾祖、祖父辈的人，想当年他们曾幻想过、追求过、欢乐过、苦恼过，而今，何处是他们长眠的地方呢？……
兰芳拉拉我，激动地说：“这琳琅满目的货摊、色香味俱全的小吃；这上千套百年前的服装，穿在上千个百年前的人身上，一夜间从青羊宫里冒了出来，真是奇迹!美工、服装、道具、化妆的师傅们真是太了不起了!”她由衷地赞叹那些把纸上的字变成活生生形象的幕后英雄们。
这时的风子神采飞扬，忽儿呼唤副导调人上八卦亭，忽儿快步荞面摊前给演员们说戏，忽儿高喊化妆师快修整穿帮的假发，忽儿催促道具调整摊位，忽儿生气地拉出四处抢镜头的群众演员，忽儿大笑着夸奖表演出色的某个群众的戏……他以艺术家的眼光，审视偌大一个青羊宫的每一个角落，事无巨细，精心料理。这种时刻，他是不容任何人打搅他的，哪怕是端板凳让他坐坐，他也会气呼呼地拒绝。青羊宫的戏四天拍完，他的嗓子都喊哑了!除了那开始秃顶的一头白发，谁会相信这个风度翩翩、步履轻捷、思维活跃，一口气能吃下五个包子、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的人已经年逾古稀了呢!
凌子风就是凌子风!
凌子风快乐而年轻，并以自己快乐而年轻的心感染周围的人。
东大街灯会的戏是夜景。每天，我们下午三点出发，四点多到黄龙溪。稍稍休息，开始化妆，等到天黑才能拍戏。有时拍到凌晨三四点，回到招待所已快天亮了，洗洗换换，最多也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那些天，风子凌导跟大家一样阴阳颠倒，却依旧从从容容，运筹帷幄，拟定作战方案，把握最佳作战契机，指挥这场战斗并带头冲锋陷阵。他比所有比他年轻的人都辛苦。但是，他发现某人疲倦的时候，定会走到那人跟前，说几句轻松俏皮的话，驱走倦意。拍打铁水、烧龙的那天晚上，当烟火般的铁花金灿灿迸溅夜空、照亮人脸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围观的群众，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可惜，那美丽的铁花溅到衣服上，立即烧个洞；溅到人脸上，立即烙个疤。所以，当铁花再次迸溅夜空时，欢呼的人禁不住抱头捂脸，往后退缩甚至狼狈逃窜。摄制组好些人戴起了草帽，自然有人也往凌导头上盖草帽，他顺手扯过草帽往地上一扔，生气地跺它一脚，骂道：“我不要!我没老!”或许有人大惑不解：这是怎么啦，干吗生这么大的气？仔细一想，他是迫不得已的。那时，他正要求演员们狂欢狂喜不顾一切奔到铁花闪烁的中心，他怎么允许自己躲避烧烙呢!正是无形中受到他的感染，这场戏拍得极为顺利。
有天晚上突然下雨了 ，小雨点点滴滴，怕湿了花灯，拍摄暂时中断。大家又想抢进度又疲惫又无可奈何，只好垂头丧气地等老天开恩……突然，听见凌导快乐的哈哈：“我是热血青年!”我转过头去，他指着我对站在身旁的许晴说：“她是冷血动物!”我们全都乐了，没有了困倦，也消除了等待天气的厌烦。
跟凌导共事，我会常羞愧自己的老迈。难道一个写小说的人，就必须负载沉重的忧患，时时刻刻活得很累么？是不是所有搞文学艺术的人都如我一样有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并在热闹的环境中越发地孤独？他立即回答说：“我从未感到孤独!”仔细想了想，他又肯定地说，“没有!我这一生都没有过孤独感。”也许是吧。他交友广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上至领导下至工人；厂里的同仁，厂外养花卖鸟的人都有他的朋友。他的朋友遍天下，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他多才多艺。当演员演的聂荣臻几乎乱真；搞舞台美术设计，是给余上沅导的《日出》做舞美设计；绘画、书法作品是标得上价的作品；做根雕、刻图章、做饭、炒菜，泥工、木工，电工、钳工无一不会。这样的人，哪会有功夫去体验审视自己的孤独感呢？
当然，我也有激动得变得年轻的时刻，那是到福宝原始林区的时候。
那天，我们上午九点到达天堂泉。一见那清澈明净的山涧水，风子真成了疯子。他孩子般跑进水里，故意把水踢得老高，顽皮地拖不敢下水的人下水，兴致勃勃地跟小演员打起水仗来。戏拍得顺极了，一口气吃掉十多个镜头。可是下午四点以后，从西边飞来大团大团的乌云，阳光被遮没，戏拍不下去了，大伙只好原地等待。那是怎样的等待呀!摄影机架在水中央，对准石板上躺着的七个从头到脚湿淋淋的姑娘；化妆道具、服装师傅们严阵以待守在姑娘们的身旁，三十多个脑袋翘望天空，三十多双眼睛紧盯移动乌云……凌导站在摄影机旁，生怕贻误战机，计算着乌云朵间的缝隙：“准备!太阳快钻出来了!这个缝隙大，抢第二十二镜!快，各就各位……”就这样，一秒一镜、二十秒一镜、三十秒一镜地抢拍，一直拍到六点多钟!那三十多个高昂起的头，那三十多双充满期待的眼睛；那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三十秒、二十秒、十秒!秒秒都会令我的心发热发烫。
看《中华儿女》的时候，我不到十岁，但那八位年轻姑娘走向大江，眼睁睁看着江水淹没膝盖，淹没胸口，直到江水漫过头项永远吞没她们……那令我肝胆俱裂的悲壮至今还历历在目。看《红旗谱》的时候，我也还不足二十岁，但那位顶天立地的朱老忠，那含蓄而情深令人动心的瓜棚“看守”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近年的《骆驼祥子》《边城》《春桃》更是蜚声海内外了。“百花奖”、“金鸡奖”、“优秀电影奖”、“最佳导演奖”、“蒙特利尔电影节评委特别奖”、“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导演奖”……风子硕果累累，成为名副其实的得奖专业户了!但他毫不懈怠，依然脚踏实地、夜以继日为《狂》而狂。呕心沥血地狂!拼着老命地狂!甘心情愿、快快乐乐地狂!多么悲壮多么辉煌的凌子风式的狂!
难怪，人们称他“疯子”，称他“拼命三郎”!我感到，人们更该称他“快乐而艰辛的跋涉者”、“执著而勇敢的攀登者”!他的一生，从人生的黎明到人生的黄昏，涉过了一道道沟壑，登上了一座座山峰。如今，他以七十五岁的成熟，三十五岁的精力，十五岁的雄心，窥视着奥林匹克山顶，迈着坚实的步伐启程了!他是世界上最具雄心的登山队员中的一员!
他是一个无畏的快乐的登山队员!
1991年5月于合江尧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