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多山，数川汇流，江风山韵孕育了颇具特色的巴蜀文化，受这种文化的雨露浸润，四川大地走出了不少文化名人、文艺方家。在当代文学丛林俊秀之中，就有包川。
包川进入文坛并不算早，而立之年，她才以新人的姿态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但她厚积薄发、出手不凡，在上世纪70年代末起发表作品，就已有名气了。此后，加上沙汀、马识途、李致、陈之光等老作家的赏识和关怀指导，包川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跋涉前进。80年代，她接连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等一流文学期刊上发表了《高音喇叭》《相见》《唱》《门》等多篇作品，逐渐成长为一位具有独特风格的成熟作家。单从数量上看，包川的作品算不得高产。但她以独特的文学审美关注现实,带着历史感观察社会，跳出个人世界的小圈子，沉潜下去发掘日常生活一地鸡毛底下奔腾汹涌的时代洪流，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发现美、提炼美、创造美、展示美,为生活放歌，为时代立传，给人们以美好的愿景和期待,使其文字更显深沉、博大和健康。
前些时候，她回顾整理多年来的思想结晶，精心择取代表作出版作品选，为自己的创作做一个小结。将书稿交我时，她很诚恳地要我随便翻翻，很想听听我的“意见”。她很看重我的意见，重到让我都觉得有点“过”。但是，那是很认真的，绝非客套与敷衍。作为包川的忘年交，她一直是我敬重的大姐，多年来欣赏和关注她的创作。因为她真诚得“过”，我没有理由不认真对待，仔细拜读了这厚厚的两部大著。在我看来，包川的作品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棱镜虽小，折射七光”。
真诚的情感是包川作品的基石。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生命，优秀的文艺作品之所以感人，就在于作者抒发的是真实感情。感情愈真淳，愈能震撼读者的心灵。刘熙载说：“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包川作品选》处处见真情。她在塑造普通人物形象时，总是将视角聚焦在小人物美好的品格和情怀上，努力地发掘他们的心灵美。她善于在社会万象中采撷最具代表性的人和事，截取生活中的小片段，从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最有人情味的闪光点入手，如邻里和谐、朋友互助、母子情深等，以细腻的笔触表现人们的喜怒哀乐，倾注着对人物真诚的理解和同情。如《链条》《唱》《孑孓》等作品塑造了从城市待业青年到文化馆领导、农村姑娘等一系列人物，描绘从邻里纠纷、男女情爱到工厂改革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社会画卷，以此展现80年代变革期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由此带来的人心深处暗暗涌动的情感潮汐，读来无不让人动容。
1980年起，包川的工作岗位从工人变为杂志编辑，这给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平台，使她能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思考人生，观察社会，丰富写作。她总是以己之真情动读者之心，用真情浸润生活，滋养人生，感染读者。她曾在《创作杂谈》中说，作品要具有历史感，“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总是和社会生活、民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在动笔之前，认真思索一下所写的人物、事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它的源远流长，它发展的必然趋向”。例如，她在《为自行车，干杯》中，不仅揭示“文革”给人们心灵深处造成的深深伤痕，更以赤诚之心注重反思，以主人公大勇之口指出，人们不能一味指责“四人帮”欺骗群众，更要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轻易被愚弄；《相见》笔墨凝重，笔调深沉，笔锋尖锐，塑造了一个被社会“运动”得失去情感活力和学术激情的中年教师——江老师，在外界折腾中身心受到折磨和摧残，在自我压抑中灵魂受到煎熬和戕害的形象，以此探讨知识分子自身的脆弱性。包川看到了人的心灵暗处和痛处，以包容和同情的心态，发现和书写人的自责、自罪和赎罪，拷问和安慰我们的良心和生活，在典型的环境中展现了复杂多维的人物性格，让人长久挂怀……她已不再局限于忧患与反省，而是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进行了深层的开掘和独特的探索。在包川看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内心足够强大，外界的伤害真的算不得什么，外伤不过是皮毛，而只有内心的自罪自虐才是揪心的！那种自觉有错自觉该脱胎换骨，凡事都考虑该不该这样那样，而不敢考虑想不想这样那样，这种自我压抑之痛苦是无法言表的……”包川的创作正是用生活琐事、凡人细行折射时代的巨大转折，不论是赞扬还是呼唤，哀思与叹息，遗憾与惋惜，都给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真诚而美好的生活的源泉。她对人物形象倾注真情实感，使她发掘他们的美就像从贝壳里拣出珍珠，就像从河海里淘出黄金，让我们体味到一种陌生化的新鲜感，使其作品显得更加厚实蕴藉。正如马识途老所说，“她用女性特有的纤细和舒卷自如的笔触，去刻画那些凡人们的悲欢和憧憬”。
独到的审美眼光是包川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小说，是一种美的艺术，更是一种美的发现。托尔斯泰说过：“愈是诗的，就愈是美的。”包川作为当时文坛有代表性的作者之一，胸无尘滓，心无俗念，怀抱清旷，宁静淡泊，总能以明慧的心眼，从独到的审美视角，创作出见心见性，让人心醉神迷的佳作。她勇于自我超越，不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和叙述技巧，不断用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表达对社会、人生、人性的独到见解。包川乐于展现生活中的美好，也长于调用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获得一种直达读者内心深处的独特审美震撼力。如《链条》《今天是几号》《门》中抨击一些工厂领导走后门招工、结党营私、谄媚上级的不正之风；《高音喇叭》表达了她对十年动乱中，人们精神空虚，整天忙于无聊的唇枪舌剑斗争的痛心和无奈；《浓雾》《雨过天青》《买卖》中为待业青年的无奈处境、精神困惑和不公正遭遇呼告；《四路车轶事》以钟大爷之口叹息路人自私自利的冷漠。这些作品不仅让社会生活中那些阴暗污垢无所遁形，并且以鲜明的情感立场表达出作者的爱憎，让人们看到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对公道正义的呼唤与坚守。尤其是她的短篇小说《办婚事的年轻人》，该文一经发表便被评为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给她带来极高声誉，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也奠定了她在文坛的地位。全篇除了必要的背景交代，主要就是两个年轻人的对话，但在拉家常似的对话中，把川人的幽默风趣的秉性、爱人之间的体贴温情、两个年轻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整个社会摆脱压抑之后的积极进取情绪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小说的结尾，小伙子对姑娘乐观而自信地说：“最困难的时刻就要过去了，目前，我们再咬咬牙，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我一直为这句话感动，我认为小伙子是个哲人。《相见》中，江老师和“我”十六年“见”与“未见”的惆怅与痛楚，心灵的解析与回归，质疑心灵暗处与物质世俗之间的牵扯，我始终为这件事动容，我认为江老师也是个哲人。
精妙的白描是包川作品最大的艺术特点。包川眼光敏锐，观察细致。她总是尽力地、执著地品味人生滋味，开掘作品深厚的哲理内涵。她作品的显著特征就是白描手法的成功运用。写人、写物、写景都不施重彩，而是饱蘸着轻轻的池水，淡淡地勾勒，笔墨总是经济得近于吝啬，不肯多着一字。但就是在不长的篇幅中，寥寥几笔，就把人物特征、事件经过交代得栩栩如生、晓畅明了。那种流淌在朴素文辞中的刚毅、干练、冷峻、细腻、温馨、抒情和逻辑梳理，洋溢着才情毕现的思辨色彩和人文精神。鲁迅曾说：“白描却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她写人，站在你面前的都是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形象，她写景，向你捧出的朝霞晚露、淡月疏星、寒山瘦水、老树古藤，皆成自然造化之美。人与物，情与景相互映照，以特定的环境显示人物的特定性格，表现出的小说题旨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凸显张力、批判意识和审美价值，加深读者真实自然之感，喜怒哀乐油然而生，读后韵味无穷，深有所思。她每一篇小说几乎都有深刻的寓意，表现出一个较大的主题，如《今天是几号？》，不是靠猎奇的故事情节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是通过开国元勋、吴姐、何三姐、黄夫子、郑妈妈、王老头、考勤员等人物命运变化推动故事发展，将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心的纵深处，在情节转换过程中嵌入曲折动人的细节，于婉讽中对改革成败、工厂兴衰、世态炎凉展现透彻，从而在情感上俘获读者的心灵。《唱》以广阔的社会众生相为对象，苟二妹、陈三妹、江铁匠、吴军等为生命而完善灵魂，忘情显示自我，他们在卡拉ok中，长途贩运中，价值实现中，生活渐趋富裕，精神逐渐丰富，自我得到张扬，虽然各种隐忧不断，但斑驳陆离的生活场景构成了小城需要的多色阳光，缀成一副“清明上河图”。多样的人物性格、深刻的小说题旨、富有张力的审美取向、长跨度的时空变换，都在看似不经意实则非常考究的叙述中一一呈现。小说在白描间，气势如水银泻地，浩瀚深沉,景象万千；在不温不火中，神韵似流水潺潺，沉稳内敛；像一条涌动的暗河，让人感受到力量。阅读起来既轻松也凝沉，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但是也很有亮色，这源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刻认知，对人物原型异常熟悉，对技巧熟练的运用，显示出包川驾驭语言和题材、结构文体的功力。
丰富的想象力为包川的作品插上腾飞的翅膀。由于白描勾勒必须将精力集中于描写人物的特征，往往只能用几句话，几个动作，画龙点睛式地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少胜多，以“形”传“神”，因而艺术的想象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包川的想象力是丰富的。想象就是广度，想象就是美。包川的作品之所以具有丰富活跃的想象力，一方面得之于她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能在表面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上发现共同点；另一方面是因为她内心世界的丰富，胸中洋溢着遏止不住的激情，能随时鼓动起想象的翅膀。想象力是个神奇的东西。因为想象，可以变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甚至而且可以使无生命变成有生命，无人情变成有人情。雪莱说：诗是想象的表现。散文《桫椤树》，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超越现实与幻想的鸿沟。时而飞天，时而着地，时而人间，时而仙境，时而回溯远古，时而漫游未来。我们知道，艺术到了极高境界，尤其是诗与画，总会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宇宙感，一种一相情愿、神魂颠倒的痴迷之情，一种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浑然意境。包川眼观四海，思接古今，把经验记忆中沉淀的各种表象重新组合、改造成为新的形象，物我不分，虚实莫辨。读她的作品，明显感觉到她似乎与世间万物成了同类，成了朋友。因而，大自然的日月星辰、江河山岭，都心甘情愿地奔到她笔下；天地间的树木鸟兽、花草鱼虫，都活蹦乱跳地跃然纸上，构成一个有灵有性有声有色的生命世界。深挚的感情，绚丽的形象，奇妙的构思，精巧的语言，借助于奇异大胆的想象而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
博大的爱心是包川创作审美情感的内核。她写什么，既有理智的考量，更多则是由感情决定的。她笔下的人物和描写对象，都是她感觉过、体验过、深爱过的，都是真正引起她内心激动过的。许多作品流露出人类最深的爱——亲子之爱和恋人之爱。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能更多地发现、更深刻地感受到生活的诗意、美和爱。《母爱》创作源于一次偶然。两位过路的陌生男青年关于母亲去世后就可以顶替就业的轻松谈话，令她瞠目结舌。不过，在辗转反侧不眠的当夜，她又站在母亲的角度，替大龄而无业的儿子着想……于是，她的敏感有如伤口初愈的肌肤，花落水面也能溅起灵感，鸟鸣枝头也能叩响心弦。迅即将零碎的，无意的，在常人眼中平淡无奇、索然无味的一切激活，以身边熟悉的事物为材料，另造一个奇异绝妙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场景来代替现实。使之具有了深刻、含蓄、厚重、感人的意蕴。我们看到母亲勤劳善良一生，常常“自怨、自责、自恨、自罪”，为儿子工作“操碎了心”，然而生活的困境又使她力不从心，诀别之语竟然是儿子“终于可以顶替我了”！弥留之际“那个微笑、安睡的慈母闭着的眼睛正在流泪”……在抑扬起伏、哀怜回婉中，慈母之爱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强烈地敲击着读者的心房。包川以自己敏感的大爱之心、高超的文学表现力，带给我们长长的思索。关于她的影剧作品，她都收在《浅尝辄止》里，看来，她并不满意自己的这些尝试。但正是这些创作，显示出她内心涌动的博大爱心。童心是真诚的、敏感的，也是最需要呵护扶持。《我的儿子》和《丁丁流浪记》都以孩子为主角，表现残酷现实对儿童纯真世界的侵入和破坏。《我的儿子》把故事时间设置在文革期间，围绕“我的儿子”洪实在严酷的动乱时代的所见所闻展开，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在严酷的人际斗争中无所适从、痛苦困惑，以小见大地表现出了荒谬的政治运动狂热病对本真人性的戕害，也把诚挚的母爱表达得酣畅淋漓。《丁丁流浪记》，以小流浪儿丁丁的艰难生活经历为主线，展示了乞丐、窃贼、骗子等社会边缘人的沉沦和挣扎，对流浪儿童的悲惨命运给予了深深的同情。作品透过孩子清澈如水晶的眼睛和心灵来观察社会与人生，使儿童世界的单纯与真实和成人社会的尔虞我诈、倾轧斗争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王富仁所说：“她展开的是一个儿童的心灵世界，也是她沉潜在内心深处的求真求美的愿望”。这些作品在充分展示包川内心深处对一切美好、善良、大爱的不懈追求中，也以浓郁的基调和深沉的人性关怀，使其带上了巴金老《随想录》的底色，体现出巴金、李劼人、马识途等四川作家一脉相承的对人民、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承担精神。
文学家的创作个性是五彩缤纷的。当我们阅读包川的作品时，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她丰富的心灵色彩和独特的个性经历。读她的作品，犹如观赏一面奇幻的多棱镜，一瞬间的颤动，便能使它呈现出色彩斑斓的个性图案来，并总能从似乎透明的阳光中折射出绚丽的七色光芒，为我们展示生活的多种可能。但她又谦谨自持，宠辱不惊。包川是不考虑私利功名的。我们见到的包川，总是面带微笑，从容，淡定，娴雅。不是读了她的文集，真不敢想象她还有坎坷曲折的经历，有着近乎传奇的人生。多年来，包川靠的是顽强的意志、执著的精神、不懈的追求、乐观的态度，笑对人生。她在作品集《逝水滔滔》（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扉面题的是：“才能是一种悠久的耐力，用功吧！”短短一句话，就点石成金，营造出了一种美好的境界，让人心生美意，味之不尽。这是文学作品成为永恒的生命力所在。这也是包川作品选出版的意义所在！
朱丹枫
2012.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