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您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一位诗人，但其实您的创作形式非常多样，您还是报告文学作家、小说家、电视剧编剧，在各个方面，您都成就不凡。是什么使得您能轻松自如地在各种文学体裁间进出自如呢？
柯岩：这是因为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老话可能很多人听着都没感觉了，但它永远是我的创作信念。我们的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有这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需要解决，有这么多是非美丑需要明辨，它们常常猛烈地撞击我的心灵，使我忍不住要哭要笑，要歌要唱，要呼唤，要呐喊，使我不能自已地要拿起笔来，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这时，我发现，单单使用一种文学样式写作，就会让许许多多生活素材和感情积累白白浪费掉。生活多样化，反映生活的手段也应多样化。我尝试着从文学的各种样式中吸取长处，让它们相互作用并进行变化，这是非常有趣的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在各种变化中表现自己的特点。我的作品也许还不成熟，但它决不会和别人的作品混同或相似。
记者：《CA俱乐部》与您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有关。
柯岩：一九八一年，我身体不适，怀疑是癌，住到医院里癌病区一年。这一年来，我在死神的门口徘徊，接触到了很多生离与死别、痛苦与折磨。世界在这儿浓缩了。也许死亡毕竟是最后裁决，一切人在这儿都洗尽铅华，扯去了纱幕，呈现出赤裸裸的灵魂。一切人的本性在这里都纤尘俱显，须眉毕露，进行着淋漓尽致的表演。我因此能进一步地透视人生，有许多故事要向人们讲述。当时我写了报告文学《癌症≠死亡》，这篇作品在癌症患者中曾引起极大反响，他们给我的反馈一直不断。这些年来，我也了解了更丰富的治疗故事，并接受了新的医学理念。所以我想采取另外一种形式，重新编织这些故事，能够让更多的人接受它，通过癌症患者的经历感受到精神的力量和生命的美好。
记者：在国内，反映病人世界的文学作品不多，在那些有限的作品里，多数几乎都不能从肉体痛苦及由之引发的精神痛苦里超脱出来，更多的是停留在对病人的同情和对因病人而折射出的社会病的讥讽。然而在您的小说里，痛苦或者愤恨恰恰是您要超越和否定的东西，您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一生经历多种磨难，最后又遭罹肉体苦难，他们最初往往也痛不欲生、悲观绝望，但最后往往奋起抗争，走出精神痛苦，从“心灵的升华走向肉体的更生”，走出了生命的沼泽。
柯岩：我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就是这样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北京紫竹院公园八一湖畔，被“癌友”誉为“癌总理”的原北京某中学老师孙云彩，把两百多位癌症患者组成八路纵队，头部、肺部、胃部、肾部等八个“癌部长”举着自己的部标，像要出征的抗癌大军，齐唱出“癌司令”高文彬写的《抗癌歌》：“得了癌症莫悲戚，精神振作是第一……”，成立了中国大地上第一个癌症患者群体抗癌组织——八一湖抗癌乐园。那些癌症患者聚在一起，相互鼓励，从痛苦中走出来，精心营造了自己的温馨之家。他们对癌症由消极等待变为积极抗争，由被动接受治疗变成主动参与治疗，由孤军奋战变为群体抗癌，由单一的生物治疗变为社会的、心理的、生物的综合治疗。他们不但透悟了自己的肉体，而且更加理解了人生。我写的就是这一群将无边的苦难以乐观奔放的心态、黑色幽默式的自嘲与坦诚、冷峻而坚定的生活观念结合起来的生活的勇士。我平等地走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倾心交流，理解他们，钦佩他们，因此要努力向世人张扬他们的精神境界。
记者：您的所有作品有一个一贯的主题，那就是对爱的歌颂，对生活强者的歌颂。在《CA俱乐部》中，那些坚强的癌症患者，其实也是您“爱心哲学”和“强者哲学”的又一次强烈体现，散发着耀眼的人道主义光辉。
柯岩：我以前曾说过，“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风雨，我从来害怕哭兮兮、软塌塌的人物，而喜欢强者”，自觉地将自己的笔作为一份助力，去激发并且高扬起人们改造自我与世界的伟力，这是我希望的爱心。我笔下人物的生活道路不同，个性特征也迥然有别，但是又有着一个共同的性格主调，那就是自尊、自强和自立，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在推动历史进步的事业中，在为他人和社会的无私奉献中，力争将自身的大智大勇发挥到极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赢得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现在我笔下的生活勇者又有了这些抗癌勇士。在抗癌乐园里，没有歧视，没有悲观绝望的肃杀气氛，也没有功利和金钱交易，而是洋溢着关爱、亲情、友情、仁慈与坚强的氛围。抗癌乐园里，癌友们欣赏自己、鼓励自己，从科学的医学观、人生观出发，以免疫学、心理学为依托，通过体育锻炼、情感宣泄（这被称做“话疗”）、审美愉悦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抗癌。大家亲如兄弟姐妹，为成员的一点点成功而欢呼，为每一个患者过“一岁”、“五岁”、“十岁”生日，一些被判死刑的患者，甚至过上了“二十岁”生日，创造了人间奇迹。癌友们在自己的家园里得到了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治疗，双重修复，以“带癌生存”的方式像正常人一样快乐地生活。今年，我和北京抗癌乐园生命绿洲艺术团还到北京市未成年管教所慰问干警、帮教失足少年，抗癌明星们热爱生活、顽强拼搏的精神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记者：在这本书里，您还花了大量篇幅来写气功对于癌症的作用。这部书的出版据说因为涉及“气功”，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柯岩：最初我不了解气功，并不相信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生病住院，陪着一个被医生宣判“死刑”的病友接触到气功，感受到气功对身体的帮助，了解了更多的关于气功结合中西医治疗的事情。报告文学《癌症≠死亡》主要就是讲我所接触的癌症患者气功治疗的事情。
因为伪气功和邪教事件的影响，有些人把气功视为禁区，不敢出这本书。有些出版社劝我把里面写气功的部分改为体育锻炼，许诺给我高印数、高稿酬。我没答应，这本书的书稿于是就放了五年。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近年来多方组稿反映“生物—身心—社会模式”医学新理念的书，他们找到了我，把书稿拿去，广泛征求了多方面专家意见，一个多月后就出书了。
记者：书出来后一些出版社和人有不同声音，认为书里涉及了气功，违背中央精神。听说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为此于近日还专门作出声明。《CA俱乐部》在北京王府井召开研讨会时，反对“伪气功”著名人士司马南先生也专门到场，并写文祝贺。
柯岩：我们现在很多人被“伪气功”吓怕了，于是见到弓影就是蛇。其实科学的气功是我们的宝贵遗产。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是卫生部“杰出科技著作突出贡献出版社”，也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为规范气功出版物而指定的七家出版社之一。今年六月，经国家民政部批准的国际气功大会在北京召开，十月中旬，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在北京召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强管理”健身气功学术交流会，目的也是为了气功事业在我国更健康的发展，不是为了禁止和压缩。司马南参加了《CA俱乐部》的研讨会，并写了一篇长文《快乐地生活下去的秘密》发表，他在文中也肯定了正确练功的必要，并赞同我表达的保护重视中国传统科学气功的观点，认为气功非但是我们必须给予保护之中华文化遗产，而且是二十一世纪向世界先进医学模式转换当中理应认真借鉴之祖宗宝物。将其束之高阁，或弃之不用，或仅给予象征性之乱用，均是自废武功之愚蠢举动。所以这本书并没有违背中央精神。我写它的一个目的也是想引起更多人来科学对待气功，研究气功，不要又发生像我们的传统节日被别人抢先申报世界遗产的憾事。
记者：您的作品对现实的生活的影响很大，据孙云彩老师说，她就是看了您的《癌症≠死亡》，“心中的希望之灯点亮了！”“看到了奋斗的方向，找到了活出来的榜样”。今天这本《CA俱乐部》，同样让许多癌症患者振奋。该书出版后，几百名癌症患者在山东自发集会，邀请您去。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许多癌症患者又不远千里前去，并向您献上横幅。医学界许多专家也表示了对这本书的肯定和欢迎，对我国的医疗理念有积极影响。
柯岩：我觉得作家有两种，一种有社会责任感；一种就是没有，写作就是宣泄，完全不为别人和社会负责。我的作品不会诲淫诲盗。今天似乎一说到文学就应该大写特写性，出去交流时不少年轻人嘲笑我的创作落伍了，包括一些博士、硕士。我的回答是，比起你们，我是没学问的人，但我除了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我还是一个母亲，我的作品还要给很多少年人看。不顾自己孩子看的东西，也不该给别人的孩子看，这是起码的道德底线吧？我说的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最普通的话。以前我说过，从生活出发，经过作家的艺术劳动，再反过来作用于生活，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快地前进，这是我们中国作家最大的幸福。我的愿望只是让我的作品像岩石上的小树一样，能为我们的人民贡献一份氧气，能给我们的生活投下一片绿荫，并且让它活得比我的自然生命长一点，我就感到十分充实和快乐。
